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 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 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 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 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 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 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 如此。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 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 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 探，巡捕，西崽〔２〕……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 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Ｙｅｓ”〔３〕，翻译 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Ｎｏ”〔４〕，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 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 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５〕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６〕，――是的， 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７〕――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 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 目的人们圈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 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 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 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 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 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 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８〕；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 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 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 清末的南社〔９〕，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 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 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１０〕”，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 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 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 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１１〕有些反动。 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 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 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１２〕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 已经死掉了。 mpanel(1);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 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１３〕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 文学在那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 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 许不大喜欢。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 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１４〕 “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 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郭沫若 的《一只手》〔１５〕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 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 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 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 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 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１６〕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 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 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 艺家的徽章。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 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 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 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 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 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斥”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罢。这是帝制时代的事。 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一个什么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 须得用一点化费，那么，骂几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这算 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问他究竟可是要这样地骂呢？去年，据日本的杂 志上说，成仿吾是由中国的农工大众选他往德国研究戏曲去了，我们也无从打听， 究竟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 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 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 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 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 八期。 　　〔２〕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３〕“Ｙｅｓ”英语：是。 　　〔４〕“Ｎｏ”英语：不是。 　　〔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 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访华时，他担任翻译， 并在《小说月报》上多次发表颂扬泰戈尔的文章。〔６〕杜威（ＪAＤｅｗｅｙ，１ ８５９―*保梗担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