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闲话（三）〔1〕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被书贾 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损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贱名也忝列于作者之列： 惶恐透了。吃饭之后，写一点自己的所感罢。至于捏笔的“动机”，那可大概是 “不纯洁”的。〔2〕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 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 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 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 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 〔3〕；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 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 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 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 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 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 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4〕。所以一写完，便完事， 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 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 实说。 　　那么，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虔敬的心么？答曰：有罢。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 心，也决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调。被挤着，还能嬉皮笑脸，游戏三昧〔5〕么？倘能， 那简直是神仙了。 　　我并没有在吕纯阳〔6〕祖师门下投诚过。 　　但写出以后，却也不很爱惜羽毛，有所谓“敝帚自珍”的意思，因为，已经说 过，其时已经是“便完事，管他妈的”了。 　　谁有心肠来管这些无聊的后事呢？所以虽然有什么选家在那里放出他那伟大的 眼光，选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给他一个不管。其实，要管也无从管起的。我曾经 替人代理过一回收版税的译本，打听得卖完之后，向书店去要钱，回信却道，旧经 理人已经辞职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罢；我们可是不知道。这书店在上海，我怎能趁 了火车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 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 　　二是他们每要发几句伟论，例如什么主义咧，什么意思咧之类，〔7〕大抵是我 自己倒觉得并不这样的事。自然，批评是“精神底冒险”，批评家的精神总比作者 会先一步的，但在他们的所谓死尸上，我却分明听到心搏，这真是到死也说不到一 块儿，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怨气了。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在中国， 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 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 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 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 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 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我想，中国 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 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 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 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8〕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 而知。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 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三家 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简直 并不很“干着种种无聊的事”〔9〕，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 讲章”〔10〕的待定稿，藏之名山〔11〕。而马克思的《资本论》〔12〕，陀思妥 夫斯奇的《罪与罚》〔13〕等，都不是啜末加〔14〕加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 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编译馆〔15〕人员，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 行广告费的“大报”〔16〕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 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 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 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mpanel(1);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 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我 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 “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 〔17〕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 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 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 “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 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 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 做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 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 家〔19〕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 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 我曾向DF〔20〕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 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 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 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 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 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 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 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 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 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 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 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 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 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 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 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 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 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道 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 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 特而阴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 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六期。 　　〔2〕关于版权和创作动机问题，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 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一种最取巧的窃盗他家的版权。…… 鲁迅，郁达夫，叶绍钧，落华生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创作集，现在有人用什 么小说选的名义，把那里的小说部分或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