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红墙内外：外国人眼中的红色苏联之谜 苏联的一切都使我――有时痛苦地――留恋于这个地方。这个联合的民众，这 个新水土；它扶助未来，意外的事情也能够在这里爆发出来。――法国作家纪德。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曾经是追求光明、正义、进步的各国人士心目中的 “圣地”。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人们经历千辛万苦， 不远千里万里，以参谒“圣地”般的心情来到这个红色的国度，于是有了中国人翟 秋白的《饿乡纪行》的矛盾《赤都心史》，有了法国人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 》，安德列・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和德国人瓦尔特・本雅明的《莫斯科日记》。 来到苏联的外国客人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受到的接待是不一样的，接触的大 人物和小人物是不一样的，看到的事、物、人是不一样的，因而他们的感受也是不 一样的。在外国客人的笔下，苏联完全是“天国”，有时也像“地狱”，斯大林完 全是“圣人”，有时也像伊凡雷帝。 1926―1936年，本雅明、罗兰、纪德不约而同，前后来到了赤都一苏联，但是 在他们的访苏日记中，同样的国家、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民、同样的事物，却给 读者留下了不同的思考。 　　　　　　　　　　　　　一、在大师们的眼界里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 奖金获得者。1912年专事写作。一战中写出一系列反战文章，汇成文集《超脱于混 战之上》。30年代，站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队伍里来”，参加反法西斯 斗争。代表作有《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等。罗曼・罗兰――深居简 出，隐居秘境，埋头写作，纯粹而且超然的文人学者。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小说家、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 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战间，在比利时参加救援法国难民的工作。1925 年，游赤道非洲，作《刚果游记》，斥责欧洲殖民者的罪行。1936年，访问苏联， 发表轰动一时的《从苏联归来》并退出法共。二战中沉浸于孤独之中，闭门读书。 代表作有《人间食粮》、《离弃道德者》等。安德烈・纪德――关心社会。愤 世嫉俗、鄙视一切道德理念，主张个性自由发展的批判性作家。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文学理论家。生于柏林，父亲是犹太人。 1924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布莱希特等人从事革命活动，后流亡巴黎。1926年 访问苏联。1940年逃经西班牙时在边境被捕，自杀。他在文学艺术界提出了一系列 与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看法。生前默默无闻，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等 人编辑出版了本雅明的多卷著作，这使他成为当代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家之一。代表作有《德国悲剧的起源》、《单行道》等。瓦尔特・本雅明――西方 解构主义代表人物，著名的而又没有多少读者能够真正读懂的哲学家。 1926年12月6 日――1927年2 月1 日，本雅明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有3 个因 素促成他此行，“首先，他不能忘怀昔日在意大利卡普里相遇的情人，拉脱维亚女 导演阿斯娅・拉西斯；其次，他想近距离观察俄罗斯的情形，以便考虑久悬未决的 德国共产党党籍的问题；最后，他要为提供川资的报纸写报道。”《莫斯科日记》 在本雅明去世4O年后才得以发表，这显然是他自己的意愿。日记不仅对苏联的政治、 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坦率的批评，而且对戏剧表演、建筑艺术、 城市风俗、俄罗斯宗教、饮食、衣着诸多方面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日记中还有一 个核心内容就是本雅明自己与阿斯娅、她现在的情人赖希之间的尴尬关系。 罗兰的《莫斯科日记》被作者本人尘封50年后才得与世人见面。日记中虽然透 露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等做法的不解与不满，但对斯大林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 罗兰是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的，他带着新婚的俄国妻子玛丽亚在莫斯科逗 留了将近一个月（193 年6 月23日――7 月21日）。罗兰绝大部分时间住在高尔基 家中，并受到斯大林的两次接见，所接触的也几乎都是苏联高层人士，这与本雅明 有很大不同。 在罗兰访苏一年后，法国另一位大作家安德烈・纪德也于1936年6 月――7 月 间应邀访问苏联。促使纪德此次游历苏联的因素表面上是给高尔基送葬，实际上还 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受到了老友维多・绥奇那封控诉苏联当局的信的影响。 纪德访苏归来后，写下了《从苏联归来》，深刻地揭露了苏联的阴暗面，出版 后立即遭到苏联政府和文艺界的反驳，也遭到了亲苏的法国群众和名人的指责，并 引起了1936年一1938年的一场大争论。罗兰甚至也加入了指责纪德的行列，说纪德 “丧尽了良心”。而纪德为了回答人们对于他的“反苏”的攻击，又写下了《为我 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到异国访问，亲眼目睹、亲耳聆听苏联变化，语言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尽管3 位作家都是世界级大师，极善于驾驭语言文字之功，但是他们都不懂俄语，这就为 访问苏联带来了困难。好在3 位作家身边都有精通俄语之人作翻译，罗兰的新婚妻 子是俄国人，俄语自然不成问题。纪德一行5 人，有两人长期在俄国工作，俄语也 非常地出色。本雅明则一直有阿斯娅和她的情人伯恩哈德・赖希在身边作翻译。阿 斯娅本人是拉脱维亚人，俄语优秀程度自不必说，赖希虽原籍奥地利，但在20年代 中期即已成为苏联公民，而且长期在苏联工作，并常用俄文写过不少文章著作，俄 语也是十分地道。这样一来，尽管3 人都是俄语盲，但却基本上不存在语言障碍的 问题。 3 本日记是3 位大师爱好、性格、禀性的一面镜子。闻善则喜、嫉恶如仇是纪 德的风格。“对于我们愿意永远称赞的人，我总更加严厉些”，是纪德评价任何事 物的原则。但是他也满怀深情，同时不无怨恨地承认：“那里有好的事情，也有坏 的事情。”“有最好的事情也有最坏的事情。”与“往往拒绝看到那坏的方面，至 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的其他苏联友人形成鲜明对比。“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 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爱之甚切，隐恶扬善，是罗兰 日记给大多数读者的印象。罗兰始终对苏联采取乐观态度，尽管他同样看到了坏的 事情，消极之处，同样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不满，但在日记中却只是暗示，而不明写， 并且愿意为了心中的圣殿――苏联的声誉将日记封存50年。情绪灰暗，无病呻吟恐 怕是本雅明的性格了，他以城市“相面师”的眼光将其间有意义的细节，身边琐事、 思想和世界中的新鲜东西，非常规的个别事物，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微观语言表达出 来，本着“一切事实本身已然是理论”的原则，以“不加判断”为出发点。前两者 受到的待遇，大致相同，同样受到苏联当局高层的厚待，但固执的纪德有时会躲开 政府的安排，单独地与下层人民去接触，亲身体验苏联普通人民之生活。罗兰则满 足并自得于苏联政府的特殊招待，从头到尾住的是平民无法进入的别墅区，出人有 苏联高官陪同，听的是与下层大相径庭的上层人士的言语。本雅明则是以普通文人 的身份到苏联办一些私事儿，并未受到苏联高层人物的重视，只有苏联作家协会给 了一些普通的接待。联政府的特殊招待，从头到尾住的是平民无法进入的别墅区， 出人有苏联高官陪同，听的是与下层大相径庭的上层人士的言语。本雅明则是以普 通文人的身份到苏联办一些私事儿，并未受到苏联高层人物的重视，只有苏联作家 协会给了一些普通的接待。 　　　　　　　　　　　　二、着不懂的“苏联人民” 3 位作家每到一地最先接触的和感受的都是当地的人民群众。由于他们迫切地 希望了解红色苏联究竟为何种风貌，因此，苏联的普通群众――人民即成为3 位作 家莫斯科之行的主要观察对象。“同劳动者民众直接接触，在作场、在工厂；在休 养院，在花园或‘文化公园’，纪德都感受到深刻的快乐。”他感受到一种友爱正 在新同志中间迅速建立起来，他感到“心花怒放了”。 而且在那里，纪德好多次都由于“过分的快乐”而眼睛中充满了眼泪，爱和柔 情的眼泪。他体验到：‘丁一大的人群都是端谨、正直、尊严和守礼的，可是没有 受一点拘束，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无论在何处，都没有像在苏联，那般轻易、 直接、深切和热烈，去同一切的人和任何的人相接触。” 苏联人民的确给人以亲切、热情和快乐，这不仅是苏联国度中才存在，俄罗斯 人自古即是如此。勇敢、善良、正直、真诚是俄罗斯民族典型的性格特点，这与其 独特的地理历史因素、战争的磨难。多民族融合的条件是分不开的。罗兰同样感受 到这种人民的热情。6 月26日，他从莫斯科写信给妹妹马德莱娜，“人们这样接待 我，……是十分动人的。……人们没完没了地向我欢呼，不论在剧院外，还是在剧 院内，在剧院人口处，接着在第三场中间休息时的片刻；在剧院外面，在台阶上下， 在广场上，一群热情的男女向我欢呼。……群众的热情使我十分感动。在纷乱中我 努力与一些人握手，可我得有十万只手才够用。”但是，在纪德日记中，对俄罗斯 民族和苏联人民的性格也提出了善意的批评。纪德认为苏联人的生活过分‘松懈”， 也就是工作效率极低。“在苏联，自从民众得到自由以后，大部分人都松懈下来，” “‘斯达哈诺夫运动’这个新奇的发明，正为打破他们的松懈而发的（旧时人们使 用鞭子）。”这里斯达哈诺夫运动被喻为旧时使用的鞭子，用于强迫人们提高工作 效率，“恐怕应当将这运动看作是向普通工人要求更高的生产之一种手段。”高尔 基也批评这种运动会“煽动工人的虚荣心”。斯达哈诺夫运动即苏联为提高劳动生 产率和更好地利用技术设备而发展的革新者和先进生产者的群众运动。1935年首先 在顿巴斯煤炭采掘工业中发起。后来在各个工业部门。交通运输业和农业中也开展 了创造高产记录的运动，运动以其发起者斯达哈诺夫命名。 纪德曾经问罗兰：“仔细认真地完成自己职责的人凭什么是英雄？”的确， “一个国家，所有工人都在作工，本无所用其斯达哈诺夫运动。”这样只能增进入 们的毫无掩饰的虚荣心，互相攀比，以及互相妒嫉，甚至是敌视。尽管不可否认这 种运动有时也会起到榜样作用，但是，即使树立榜样，也完全不必达到授予英雄称 号，悬挂他们的画像及诸如此类的大肆宣扬的地步和程度。纪德举了一个比较具有 讽刺意义的反例：有一队法国矿工来苏联旅行，在参观某矿山的时候，为表示友谊， 请求替苏联矿工做一班工作，并无需怎样的发奋努力，他们所做的已经超过斯达哈 诺夫的成绩了。本雅明则是如此地描述了苏联人：“这里的人并不太关注时间，” “很少看见街上的人行色匆忙，除非天气特别冷。他们已习惯踉踉跄跄地走路了。” 赖希告诉他，在某家俱乐部的墙上贴着这样的标语：列宁说：“时间就是金钱”。 本雅明不无讽刺地评价到：“说出这样的陈词滥调还得把最高权威抬出来。”或许 3 位作家的所闻所感有些片面，但也基本上切中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确实，俄罗 斯民族的性格是复杂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性格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 一位德国史学家曾这样说：“俄罗斯人和蔼而残忍，活泼而野蛮，热情而郁闷，生 活有朝气，好学习而不求其解，计划虽然深远可是大多有始无终。” 俄罗斯民族的自负、自大、自以为是就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着力批评的 国民劣根性之一。果戈理在《死魂灵》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俄国人，他称他们具有 “俄国式的骄傲”。他说：“我们中间好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过分地夸大俄国 人的优点，他们不在发展这些优点，反而只想拿来夸耀，拿来对欧洲人叫喊：‘外 国人哪，你们看哪，我们好过你们哪！’这种骄傲是非常有害的，既激恼别人，又 伤害自己，世上最好的行为将因自夸而低贱。……在我则与其矜夸，毋宁暂时的败 兴。”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自大心理呢？一方面是由于其固有的民族性格之― ――“实用式保守主义”：倾向于安于现状，对时代的变化反映较为迟钝；现实生 活中，从不追逐时代前进的潮流，一味地躲在自己的角落中不闻不问，任凭外部世 界翻天覆地地变化。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俄国人是快乐的，因为他们不知道 自己有多穷，生活有多糟。”另一方面，就是当时苏联舆论的片面性宣传，以及苏 联与外界信息沟通不畅，致使苏联普通百姓对自身和对苏联无法形成全面和正确的 评价。 通过普通百姓，作家们又在审视苏联社会。在作家看来，人们的个性在消失。 “第一眼看去，这里个人是混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至于谈到人事 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这不仅反映在人们日常衣 装打扮上，也反映在家居布局上。“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的服装。”罗兰 看到人们“穿的全是白色短袖上衣，粗布裙子、光着头，没有一点穿戴雅致的迹象。” 本雅明则认为人们的外表很一致，很无产阶级化。家居布局方面，集体农庄的住宅 给人一种完全消失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 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留念。各个住宅都 可以互相交换。”而那里的人们却还自乐地说：“房间只是睡觉用的窝巢，生活乐 趣都是在俱乐部，文化公园，以及一切集会地方过的。”但这会使人不禁发问：只 有牺牲个人，“解消”（纪德语）个人个性，才能得到的全体幸福，是人们真正追 求的幸福吗？ 　　　　　　　　　　　三、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路线” 舆论宣传的单一性、片面性也是当时苏联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苏维埃 俄国～成立，就处于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孤立境地，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时 刻准备消灭苏联这一“赤祸”。新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为了巩固无产 阶级政权，维护国家独立，苏俄政府立足于自力更生，努力扩大自己的力量，同时 为保持社会安定，防止反对政府势力的壮大，国家严格控制舆论宣传，一切不利宣 传都被禁止。例如，电影审查就十分地严格，不但题材受到限制，即使在电影或舞 台上表现悲剧性的爱情纠葛也会被视为反革命宣传。旧俄时代的以及国外不利于苏 俄的书籍都不得与苏联读者见面，谁违反规定，就会被镇压，关进监狱，甚至永远 消失。就这样，“与外部世界联系是通过党来进行的。”“信息的获得就受到了苏 联孤立于他国的阻碍。”“毫无疑问，俄罗斯对世界要比世界（除拉丁美洲国家外） 对俄罗斯所知要少。”这虽然是迫不得已的一种举措，也确实在一定时间内取得了 一些成效，但随着时势的发展，无疑是自欺欺人，于事无补，甚至会引起反作用， 带来恶劣的影响。 而且，苏联还“拉拢”或“欺骗”（纪德语）一些西方文人为其宣传和服务。 在本雅明眼中，“这个国家就剩这么一着了；花钱使人变色，他相信那些来访的泛 着微红光的政客（在左翼反对派或盲目的乐观主义旗帜下）会全然变红。”在纪德 看来，“整个旅途中，确切地说，我们并不是国宾，而是有钱的苏维埃作家协会邀 来的客人。”“我从头未曾在如此奢侈的条件下旅行过，我们坐的是专车或最好的 汽车，住的总是最好的旅馆中最好的房间，最昂贵的、最华丽的，选择得最精致的， 而且，何种的接待！何种的照应！何等的欢迎仪式！到处受人欢呼、恭维、优礼、 庆贺。”这种礼遇曾使作家受宠若惊，但并没有泯灭纪德的良心，因此，当纪德满 是批评意味的日记出版后，苏联领导人、政客和文艺界人士自然大为恼火了。 在纪德的视野里，那里，“一切比较之点都被除去了。”（除去与那不大令人 留恋的过去时代相比较之外）。“如此，你只好满足人家给你的东西了。这里紧要 的乃在说服人，说：人们是再幸福没有了，说：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幸福。要做到 这个地步，惟有细心隔绝同外界切断交通的这个方法。”同时他也不无讽刺地评价 到：“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是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 以为比法国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本雅明提到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 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事情：“梅霍尔德在《欧洲是我们的》（这部剧）里用了一幅地 图――在这幅地图上，西方是俄罗斯所属小半岛构成的复杂体系。这幅地图跟列宁 像一样几成新俄罗斯偶像崇拜的核心。” 苏联的成立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成功实现。在苏维埃政权 建立之初，列宁就曾宣布：“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 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但是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 年代，随着最高权力逐渐向总书记斯大林手中转移时，苏联国内政治气氛就变得异 常紧张起来。纪德认真地也不无担忧地思考着：“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 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至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 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 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 觉得的。”“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 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 谈话一般。”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纪德语）即开始，致使人们非 常地逆来顺受，这种顺受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个偶然的事情，给罗兰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苏联医生普列特尼奥夫奉命为罗兰检查身体，他因为疲劳过度而导致整个 身子软弱无力，检查完成后，医生心有余悸地对罗兰说：“好在今天的报纸写到了 您的疲劳过度，迫使我能说出同样的意思。”罗兰听后，顿时噤若寒蝉。此话道破 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缺乏最基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只能听从报纸，进一步确切 地说是高层领导人的说辞，而完全没有自由发表个人看法，哪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客观事实的权利。纪德则感叹到：“游历过一次苏联，就可以使得我们估计到，我 们在法国还能享受的那个无可估计的思想自由价值，可是时常给我们滥用了。” 使3 位作家不甚理解的是：在苏联，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路线”。“一件作品 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 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 只关心：这个或那个是否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 讨论的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路线”。纪德在列宁 格勒准备了一篇小演说，打算在一个大学生集会上发表，但经过审查后，人们立刻 就暗示他：这篇稿不是在“路线”之内的，而他准备要说的话是不合时宜的，这在 后来的确应验了。本雅明也是如此，他为苏联的百科大辞典写的歌德辞条同样因为 不在路线之内，而被退回。 斯大林时代的这种对民主和自由的压制造成了极其不好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人 们生活在一种小心翼翼，紧张畏惧的气氛中，之间缺乏信任，互相监视，从而出现 “两面人现象”。 曾经写信给纪德的戴尼叶先生的一段话描述“两面人现象”最为贴切，即“我 们所有的同道，那些‘肚子内有汁’的，都将思想和著作隐藏起来，一举一动也须 不断地受抑制。我的有自由观念的朋友，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著名教授，都被迫而 有两种性格：外表的，人家看得见的，说话的，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其他的， 则他们深藏起来，非过几天亲密的生活之后不肯显示于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不信任呢？据纪德分析：在苏联，要揭发某人隐私的时候，是找这人最亲密的朋友 来做，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若是拒绝这卑鄙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 朋友都不免于难，结果人们什么都不信任，甚至连自己的妻儿也包括在内。“每个 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就这样，“为避免别人告发，最方便的方 法就是先发制人，何况听到了可疑的话而不立刻报告出来，是要坐牢的。侦探告密， 成为公民道德的一部分。” 20年代，为新政权生存而努力的苏联居民的日常供应是相当匮乏的。国营商店 的布置十分简陋，本雅明是这样形容一个20年代的商店：“墙上挂着纸板画鼓励农 民和工人联合起来。”“铁锤、镰刀、齿轮和各种工具被荒唐地弄在俄面的纸板上。” “柜台前挤满了人。没有人的商店倒是卖衣料，但是得售票或者――付现金――价 格高得吓人。”30年代的商店亦是如此，店内“一切都是丑陋的”（纪德语），虽 然一再地努力提高品质，但终究只是差强人意而已。有这样一幅场景：人们排着长 队，大约二百人至三百人，在商店开门前很早就等在商店门前，很安静，这是因为 当天有四百件或五百件椅垫要到，而当时购买的人都达到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 不到晚上，就有可能销售一空洞此人们不得不排着长队等候。不仅用的方面缺乏， 而且粮食方面也是一样。不仅品质低劣，而且数量也很缺乏。物质的如此缺乏必然 带来人们对物质要求的降低，因为选择的余地非常地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还 没有什么‘某人穿得更好’一类的话，人们给你什么，你只好拿什么；只有拿与不 拿的问题。” 苏联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住宅危机。“我在这里得见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 惨的标本，在这国土，这类房屋是不会没有的，其中一切都是不堪人目的”。这是 另一位曾访问苏联并著有《我在苏联探求真理卜书的瓦尔脱・西特令爵士在巴库附 近参观石油工厂的宿舍时发出的感慨，而向导则让他把这些看作是帝制时代一种残 留物，但这种解释是无法让观者信服的。罗兰的妻子玛莎的娘家也同样紧张，一大 家子人要挤在一个小房子里，“那是老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灰泥已经脱落，走廊 狭窄而弯曲。”本雅明也隐约地提到了住房的紧张，他写到：“此地住房的稀缺产 生如下效应，与其他城市不同，在这里，街道两旁的房屋无论大小，晚上窗户都是 亮着灯的。”而纪德更是认为住房问题前景堪忧。“我恐怕工人住宅问题将每况愈 下。” 　　　　　　　　　　　　　　四、造神与信神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在3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作家们在动身 到苏联以前，已经对苏联个人崇拜有所耳闻，但当他们踏上苏联的土地后，还是为 苏联大张旗鼓的“迷信”和“崇拜”的阵势所惊诧。 其实苏联在斯大林执政之前，就已存在个人迷信月p 就是对列宁的崇拜。本雅 明是20年代中期来到苏联的，他发现、苏联人民很多人家中都挂着列宁像，许多商 店甚至是教室中都悬挂列宁像。“对列宁的偶像崇拜在这里尤为令人难以置信地泛 滥。库斯涅兹基街上有一家专卖列宁像的商店，各种尺寸、各种姿势、各种材料的 都有，在俱乐部的共用室里，可以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也可以看到一尊真人 大小的列宁塑像，一副表情轻松的样子，作演说家状。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有列宁像， 连厨房和洗衣房都挂着他的小照片。” 而对列宁的学生、新领袖――斯大林个人的迷信则是越来越出格了。1929年12 月21日，是斯大林50寿辰，报纸上连篇累犊地刊登颂扬文章，把斯大林吹捧成列宁 的惟一助手和列宁事业的惟一继承人，是活着的列宁，就这样“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开始了。从30年代开始，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都要有一段对斯大林的称颂。在第十七 次党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发言时都要有大段赞扬斯大林的套话。纪德在苏旅行时 就曾碰到这样一件事：到了斯大林的故乡，他想给斯大林发一封电报，表示感谢， 于是他在邮局拟了电报稿，其中写有“向你致敬”云云。但翻译告诉他，在“你” 字后需要加上“劳动者领袖”或者“人民导师”之类的敬语，否则就不给翻译，不 给发电报！最后纪德也只好屈服。他在苏联的演说也常常遇到此类修改，这迫使他 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 在个人迷信时代，国家的重大问题及其决定对群众是严密封锁的，群众没有批 评的自由。纪德曾评论说：“这就在斯大林和人民之间划下了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 的鸿沟”。不仅如此，他还看到，在苏联，已经把斯大林当作神，看成永不犯错的 人。“斯大林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对；这话等于说，斯大林无论什么事情都对。”罗 兰也提到“斯大林对他来说是个谜。” 他同样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停 地对他大加赞扬？”“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可笑的崇拜， 把一切化为笑谈。”最后罗兰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好比恺撒，已具有“皇冠所体 现的全部权力。” 就这样，从叨年代开始斯大林逐渐抛弃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把各种权力都紧 紧地抓在手中。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召开都随他所欲，斯大林实际上正置身于 党的批评和监督之外，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除此之外，当时更令人忧惧的是“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纪德语）的逐渐发 展和特权阶层的萌芽。小资产阶级状态即是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内各 级领导层内日渐弥漫一种对旧制度下权力和特权的依恋。如同人们建筑拱门时所用 的支柱，一旦拱门建筑好，这些支柱就被丢开了。一般在当时被视为具有“反革命” 精神的是那些仍坚持革命气节的人，因成为变节的人的障碍物而受人鄙视，被人消 灭。这是因为：虽然经过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好多人毕竟是在帝俄时代生 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并深受那一时代影响的，他们的心里还是蕴藏着资产阶级本能， 是一种卑鄙的、享乐的，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本性。这些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这种资产阶级本能或是毫无掩蔽或是半掩半蔽地被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一个潜在 的社会阶层――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贵族，这个阶层后来被称为特权阶层，并且在勃 列日涅夫时代蔚为大观了。这个阶层的人不仅从精神上而且在物质上享有无比的优 越性和不知廉耻的高贵感。 纪德不无挖苦地写道：“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 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中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了。它贪图那好久 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这些是享用革命 利益的人。”“他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然而心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虽 然当时苏联到处宣传人民之间平等；革命同志之间友谊深厚，同甘苦共患难，同富 贵共享乐，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待遇与常人之生活有天壤 之别。罗兰发现：“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 （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是受到特别关注的 作家。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总是通往别墅，道路沿线还设有警察，他们从 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在地平线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雪白的漂亮 的疗养院供政府的上层成员使用。”“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也成了 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不仅如此，许多高层人士包括作家在内都拥有汽车。” 罗兰在乘坐高级轿车旅行途中遇到了这样的情景：“向他投去忧郁目光的男子， 一个老年妇女向他们显示了一下拳头。”而下层人士的境况又是如何呢？“在阿赫 特伦路上有一奇观：女人们手拿一块垫着草的生肉站在那儿，向过路人兜售，有的 则拿鸡或类似的东西，她们是没有执照的摊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 排队等着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当执勤人员出现时，他们拿起东西就跑。”在高层 人士的“餐桌上摆满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盘，也有各种火腿，还有鱼――腌制的、 熏制的、冻凝的。热菜有虾烧鲟鱼肉，奶油榛鸡以及诸如此类。”而在莫斯科，生 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玛莎的朋友利季娅・帕夫洛夫娜 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 她86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25―30卢布。 其次是招待客人之待遇与服务于此的苏联人民生活的差异之大。苏呼米附近有 一家西诺卜旅馆，纪德认为它完全可以与法国最美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是 “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在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 专门为旅馆提供食品之用。但是跨过那条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看到了一 列低矮简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多，宽二米多的房子，每人每 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顿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得 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到的。他们除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 了。”当然人们设法来尽可能地款待一位宾客，到处拿最好的事物给他看，也是很 自然的。不过“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如此平凡或 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 纪德还把党的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工资做了比较。工人小职员，女佣的工资一般 在50――250 卢布。技术工人可达到400 卢布。高级官吏、教授、艺术家、作家工 资则一般在1500至10000 卢布。有些人每月收人可达200 ―300 万卢布。工资差异 如此之大，也不得不让人想到剥削。用纪德话来说，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桧， 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之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什么 人。”是“胁肩诌笑之徒”和“脑满肠肥之辈”对普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利益” 的占有。 1934年12月1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基洛夫遭暗杀。这一事件发生后，苏联在全国开展了所谓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 帝国主义间谍分子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判决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 1938年秋，先后牵连的人在500 万以上，其中40多万人被处决，成为苏联50年代国 内政治生活中突出的大事。 而在大清洗运动中只举行过3 次“公开”审判，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历史 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真实情况就是：上述政治案件都完全是假案，这 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 次排练。” 这样大的事件，罗兰等作家不会不有所耳闻，他们在苏联时也不难察觉出些许 大清洗的蛛丝马迹，那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呢？斯大林又是如何评价、解 释大清洗运动的呢？在斯大林会见罗兰时，罗兰委婉地问起苏联目前正在进行的 “肃反”运动，并说是代表法国同志来询问的。而斯大林则轻描淡写地说成在基洛 夫被谋杀后匆忙处决上百人是受了“感情的支配”。“这上百人没有直接参与谋杀 基洛夫，但仍是德国、波兰、立陶婉（或者拉脱维亚？）的秘密奸细，必须惩处， 杀鸡吓猴。”而且决定不给凶手在诉讼过程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以免他们把 出庭当作讲坛。我们真要感谢罗兰真实地记录下一个最高统治者、铁腕人物在肆意 挥霍自己手中权力后的自得且毫无忏悔之意的形象。在斯大林那里，他把残酷无情 说成是国家的要求，称如果不对所谓“敌人”判死刑，苏联同志会对此感到气愤， 会认为这是姑息。他为了解释党和国家著名的有声望的活动家为什么被逮捕及处决 时，编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即苏联存在一个广泛分布的法西斯地下组织――第五 纵队。 罗兰是1935年访问苏联的，此时是大清洗运动正酣之时，也是闻名世界的莫斯 科第二次大审判的前夜。尽管罗兰基本上是在走‘上层路线”，更多的是与苏联高 层领导人名术、文化、教育界高级人物接触，但苏联普通百姓表现出的一些政治恐 惧还是被敏锐的作家的眼睛捕捉到。他写到：“苏联青年具有非常好的品质，但同 时又是生硬的，甚至是残忍的――这是过早了解死亡和绝望的代价。年轻人知道他 们的熟人中有人死了，但晚上照旧去电影院。他们已学会不露声色，而这是可以理 解的。不能过于高声说话，否则，就暴露了自己。年轻人彼此不信任。”恐怖！绝 对的政治恐怖心理！在恐怖政治之下，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 裹起来，保护起来，彼此之间不信任，甚至以邻为壑，告密、谗言成了杀人的武器！ 以上即是3 位作家笔下的苏联人民的精神状态、物质生活以及民族性格的一些 基本状况，苏联人给作家们的总体印象都是快乐的，满足的，这是可以肯定的，他 们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而快乐，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国度而快乐，他 们把贫困看作一时的困难而满足现状，同时也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当时的政治 高压。他们不甘心贫困，但一部分人被政府的宣传所安抚，另一部分不相信宣传的 人则被镇压下去而无处表达不满。“如果我们在苏联所见的一切都是表现快乐的， 那也是因为所有不快乐的人都成了可疑人物，愁苦的人或至少现出愁态的人是极端 危险的人物。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须到西伯利亚去。”在一系列如托季 联盟反对派、联合反对派、新反对派等反对派被镇压之后，斯大林体制也就基本确 立起来，也许可以这样说，这些反对派就是斯大林登上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权力 宝座的牺牲品、垫脚石。而这只是高层中的冲突，下层则有更多的无辜者因为上层 的政权争夺而被牵连进去。在苏联，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 由。斯大林只能容受称赞，一切不喝彩的人，他都认为是仇敌。他要求他周围的人 都必须服从于他，不得违抗他的意志，否则就要受到他的惩罚。纪德评价道：“这 就是专制主义之本性：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疮舔痔者 流。”“而那些失踪的人，那些被致使失踪的人，乃是最有价值的人；在物质的出 息上也许不是最有价值的然而恰是他们能不同流合污，能表现与群众有别，而群众 之统一，其整齐性，是全靠一种庸俗性维持着，这庸俗性愈来愈下流了。” 纪德、罗兰、本雅明三个人都曾追随共产主义，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 3 个人同样的旅行苏联，却得出不同的结论。纪德是严厉的批评多于赞扬，罗兰则 是赞扬多于批评，本雅明的态度则有些颓废。但3 个人还是憧憬着苏联的未来，希 望它明天会更美好。纪德写到：“苏联的一切都使得我――有时痛苦地――留恋于 这个地方。这个联合的民众，这个新水土，它扶助未来，意外事情也能够在这里爆 发出来。”“近来，苏联给予西班牙援助这事对我们表明：苏联还能重新振作起来。 苏联还没有终止来教训我们并使我们惊奇。”而罗兰则始终对苏联采取乐观态度， 他始终认为苏联还处于完善阶段，它正尝试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因此犯错是在所难 免的不应予以苛求。如“目前这些政策包含着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 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 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生虫的苹果”――这是安德烈・纪德访问苏联归来后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个词 语。生了虫的红苹果表面上看依旧使人垂涎欲滴，红色光芒的背后隐现出的阴影是 那么的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