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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饱与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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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饱与中国社会

作者:林同济

“中饱”两字是中国社会上,政治上,最关紧要的现象。

尽管你可以装作时髦,把西洋近代——不,西洋此时此刻——所流行的种种“戏法”,奉请过来,民治也好,独治也好,行政调整也好,产消统制也好,如果你不能先对“中饱”两字弄得清楚,想出办法,一切一切的“革新”都是落空的。不但落空而已,一切的革新都要扩大了中饱的机缘!

抗战到了今日,我们一方面尽管可以自夸成绩不错,一方面却不容不凛然感觉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越来越不可“马虎”。千条万绪之中,关键的关键还在“中饱”两字。中国是不可亡的——除非中国人自亡中国。自亡之道甚多:二千年来所制造出来的“自亡单方”,最灵验的,恐怕就是“中饱”。

宋之亡,明之结局,根本的膏眢,都在这里。你我抚昔思今,不禁惕然!

中饱这个现象,中外古今都有。不过中饱而成为社会上生活常态,成为政治上默认的制度,这是我们贵国“独有之光”。习惯浸注人心,中饱中饱,乃竟是民族第二天性了!

“中饱”这个名词,起源于韩非子:薄疑谓简主曰:君之国中饱。简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对曰: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然而奸更富矣!

真是个绝妙好辞!“饱”字所以描写其状态。“中”所以说明其方法。奸吏之所以“饱”,全靠其“中”。以“中”取“饱”为中饱。

何为中?中者,中间地位之谓也。上有人君,下有百姓,中间有官吏。用现代术语说,一边是政府,一边是人民,中间有官僚Bureaucracy.政府与人民彼此间的行动,不能直接达到对方,于是乃必须有一般人在中间媒介一切,料理一切。

凭借着,或利用着,这种政治上的中间地位,对一切经手的事件或接触的人物取得了法外的收入——这个微妙勾当就叫做中饱。

原来任何社会,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一个行为往往不能够很有效地很迅速地由发动者直接达到受动者。行为所牵连的人数越多,所笼罩的面积越广,则直接达到的可能性也越少。于是乃必须组织“机关”以为传递行为的工具。“机关”这个名词,可说是现代文明生活中最流行最象征的一个字样。其实一切机关,种类虽然是五花八门,作用却根本一致。机关的作用,根本上在“传递”行为,也就是说,把一个意定中的行为,由一个发动点推行到一个或一些受动点。推行的方法尽管可以因事而异,而推行的目的都是要达到“传递”的职务。所以,在这点上看去,一切的机关原来都是一种“中间人”,就好像阴阳电间的导电体,男女间的媒人一般。

英文字来得妙:英文的“媒人”就是go -between 也,盖遨游于两造之间的一种动物也。是多余的,却也是必须。盘据着这种“必须”的中间地位,他可为善,可为非,能令公喜,能令公悲。势力非同小可!机关者,文明生活中所必须的各种go -between.这里恐怕就是人类文化的中心问题了:文化越进,机关越多;机关越多,中间人的势力也就越大。换言之,组织生活越发达,中间人越不可缺;中间人越不可缺,他们乘势欺人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凶!如果整个文化问题可以说是生活的组织问题——也就是说行为的机关化问题——那么,我们尽可以说整个文化问题实在就是“中间人”

问题。如果需要中间人,不断地加紧需要中间人?却是同时又要如何训练中间人,驾御中间人?如何能利用中间人而不为中间人所利用?

如何能得到中间人的好处而同时又可以免掉了中间人“从中取饱”?文化越进步,这个问题之待决越迫切。解决有方,则社会的生活可保健全,文化的生命可求进展。

解决无方,则社会的生活脱节,变为畸形,变为恶性,而文化的生命也就萎靡,僵化,而渐就消灭。古今来多少的民族,多少的文化,都是消灭于“中间人”势力畸形发展之中!

中间人的种类繁多,但两种最重要。在经济领域内,则为商人。在政治领域内则为官吏。两者相较,官吏尤重于商人。凭借着他们的政治上的中间地位,官吏乃握有控制经济中间人——商人——的能力。官吏可以叫做任何文化或社会中“最枢纽的中间人”。官吏之良否,实在是任何文明社会先决的问题。官吏良则社会生活入轨道而文化可以有焕发灿烂的机会。官吏不良:贪,暴,狡,昏,则一切的一切无从调理。

中国社会的症结便在没有把官吏问题弄清。政治的中间人集团(官吏)利用着他们扼要的地位来天罗地网似的向社会各种团体搜括剥削。结果“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谁占便宜呢?曰,官吏的私囊!政治中间人饱腹便便,当然国家和老百姓要饿肚子了!大家都说中国贫穷不堪。其实中国不贫。中国者,实乃中饱之国也。

“中”饱,所以“国”贫矣。

前面说过了,中饱这个现象,中外古今都有。在我们国史上,什么时代才开始变为一种普通现象,变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在我看去,其兆在战国末期,其成尚在秦汉之交乎?

何以故?曰,以官僚制度正在这个时代完成故。

中国历史的划期问题,近年来颇有一番热闹的讨论。史前期,无论矣。只好让济济的考古专家去挖地掘墓,搜寻那碎石片陶。我们目光的对象,还是在有史后的民族文化的推移。就史后期说,因为立场不同,结论也复五花八门,言人人殊。尤其是一般嚣嚣不休的唯物史家,拿着一二时髦公式,硬划出什么奴隶时代,什么亚细亚式时代,什么农业时代,商业资本,前资本主义时代。诘屈聱牙,勉强附会。一年前我曾经说过了,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必定要采劝文化综合“ Cultural -synthetic或”文化摄相“ Cultural -configurative的方法。(参阅《云南日报》廿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拙作《中国学术的第三阶段》。)用这方法来为中国史划期,结论简单得很。第一期是殷周之交至春秋时代。第二期是秦汉以至清末。在这两大期之间,则有二百七八十年的战国时期为其转捩。战国以前,我想把它叫做”大夫士时代“Nobles -Knlnl -ghts. 战国以后,我想叫做”士大夫时代“ Scribes -officials.中国整部历史的演化,可以用荤荤八字扼要说明:由大夫士到士大夫!用简陋的西洋新名词说,便是由世族政治时代Aristocracy 到官僚政治时代Bureaucracy.(参阅《云南日报》廿八年五月拙作《士大夫与大夫士》)官僚制度是在战国时代建立的,到了秦汉大一统的皇权下乃集其大成,定其骨架。此后历朝互有更易,但总打不出秦汉的轮廓。世族政治下,统治者的地位是世袭的,是特权的。官僚政治下,除了皇位以外,统治者的地位是人人以平等资格,通过一种旌拔手续后,皆可取得的。任何社会,在世族政治崩溃之后,多少都必须建立官僚制度。官僚制度的建立,是任何文化内的战国时代之特征。

官僚制度的大成,是战国时代进入大一统时代的兆象。战国时代,因为有了“对外战”的需要,还有贵族文化背景的关系,官僚制度往往表面上越加辉煌,实质上乃反要起始展开腐化颓萎的程序。中饱这个现象,在战国时代或许是变态,是例外,到了大一统时代却就逐渐变为普通惯例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表现的命运是如此。如果将来全世界而果有大一统之一日,除非人类能特加警惕,施用精密方法及坚强意志来思患预防,恐怕也免不了要重蹈中国的故辙。不过这些是未来的事,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还用不着关怀。我们的身世恰当着世界史上战国时代的高峰。我们所要注意的,世界列强的官僚制度,正发展到他们战国时代所应有的强度效率的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是一本着欧西文化的浮士德精神而充分发展出来的。内在的矛盾,仍然不免。但以比我们当日的战国七雄时代,目前列强的官僚制度已经是健全完善得数十倍;以比我们秦汉以来大一统局面下的官僚制度,那就真是一熏一莸,根本上无从计较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二千年来的中国官僚,没有一个秉公尽职,廉洁持身。二十四史所特加褒扬的循吏,岂不是百世流芳,千秋照耀?然而例外正足证明一般。尽管杨震能够四知辞金,范柏年高唱廉泉让水,中国的官僚传统,整个地说法,终不免是一个中饱集团。你骂它不应该贪污,殊不知贪污就是它的先天的职务。历朝开创之初,中兴之际,也不是没有一番治本治标的努力,只是大运所趋,犹如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唐以前犹可说,宋以后真不堪提及了。

拿着我们二千年大一统局面下日就萎靡的官僚制度,要来同现时血气方刚的新战国的官僚制度争担时代的使命,必败无疑!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在新的猛省中把我们整个的官僚传统按着新战国的需求彻底地改头革心。中国的官僚制度必须由庞大的“中饱”集团改革为民族的“中坚”工作者!

不久前,我曾经论到中国官僚传统的特质,以为有三点应当注意:(甲)官僚制度与专制皇权配合,养成了“臣妾”的派头。

(乙)官僚制度与家族制度配合,树立了“任用私人”的习惯。

(丙)官僚制度与商侩社层配合,发展出“贪污舞弊”的风气。

(丁)点属于本题范围内,我想要申说并补充几句话。

说到中国文化,一般一知半解的“专论”写作者,类皆能鹦鹉式地跟着王公大人们的后头大喊什么中国自来以农立国,所以中国文化根本是农业的。这种说法,充分地表现了形式分析派的结论往往得粗遗精,似是而非。须知自战国后期,最少自秦汉以来,商人在中国整个的社会经济里早已取得主动的地位。在数量上、形式上,尽管农重于商;在作用上、动力上,商是主体而农为副。自从土地由“世守”而变为“自由贩卖品”的那一天起,中国经济便向着“商人中心”的类型溺入,社会上实用的一般道德标准也早就向着市侩化一途径堕落。最能够代表这个市侩化的文化的象征,就是“钱”的一个字。“钱神”的力量在两晋时代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在钱神权威磅礴熏陶之下,中国官僚再也不是世族时代的“君子”,用“玉”以表其威仪,用“剑”以表其荣誉了。玉与剑所以象征古代“大夫士”一心一意要以“统治”为志愿。

后代的“士大夫”毕竟只是官僚,只是精神市侩化的官僚,“中饱”实其所大欲,“孔方兄”是他们的宗教。

然而如果中国官僚能够彻头彻尾地市侩化,中国文化或许还可以找出一个新出路。

西洋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原因不一而足。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可说是商人团体有了机会充分表现他们的机能。这是欧洲一段极关重要的历史:商人以中间人的地位来懋迁有无,逐渐积蓄了一批剩余“资本”来兴办种种的“企业”。商人的行为本来是与生产过程没有直接关系的——虽然是他所完成的“中间人的任务”大有间接促进生产的价值。到了商人握有资本而成企业家,他却是堂堂大步直接踏入“生产领域”了。

欧洲社会所以能够由商业革命进到工业革命而蔚发为现代资产主义之花者,这是一个大关键。

中国商人的命运则大大不然。他虽然以中间人的地位操纵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但是他始终不能摆脱政治中间人——官僚——的钳制,而充分发展其机能。欧洲的“商”,压倒了“官”而由资产主义的形式创出来现代的富豪政治Plutocracy. 中国的“商”,始终受制于“官”,而官乃应用“中饱政治”的形式挫阻了资产主义的诞生。中西历史模型的最大不同点,就在这里。

中饱这个现象何以能挫阻了资产主义的诞生呢?

上面曾经说过了,中饱的意义,是凭借或利用着政治上的中间地位,对一切经手的事件或接触的人物取得了法外的收入。由此看去,中饱是一种政治手段。以政治手段取得经济利益,在个人的享受说来,当然是占便宜,在社会的立场看去,却千真万真是一个“经济损失”。工人以劳力趁钱,企业家以资本致富,商人以贩卖取利。三者,直接间接都是经济行为,都有经济价值。有经济价值的,都可以增加社会的财富。

官僚发财,乃由“中饱”。其发财也,不但没有出相当经济性的代价,乃还要妨害了人家的经济行为。

好像是奥本海末Oppenhaimer 提到的。以政治手段取得经济利益的,它的经济上的作用等于抢劫。在“中饱政治”下,受抢劫的农工商。商虽然可以把负担转嫁于农工,但本身始终打不出一块头地来而成为欧洲所谓企业家者。一则剩余资本太小,二则法外干涉太多,三则“官家”竞争的可能性太大。资本太小根本谈不上企业。法外干涉太多,则既有企业,也要“枯涸”于层层勒索之下。勒索犹为小事,进一步的办法乃是化“商办”的企业而为“官办”或“官商合办”。既就十数年来的情形说,多少商办的企业,辛苦经营之后,略形起色,官老爷立刻大摆而来,接收而去!接收以后,这些企业的命运,多半没有下文。

我们这里并不是主张“官办”不应该。我们所要指出的:在中饱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中国的“官”是没有办事兴业的资格的。没有资格,却大步前来,颐使手指,既然收不到政府经营政府统制之效,却反把资产社会的诞生机会全部窒死了。欧洲的资产主义最少还解决了“生产”问题。中国传统的“官办主义”只加强了“中饱”的机缘。不能生产,更说不到分配。分配分配,“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然而奸吏富矣!”

论到这里,我们想连带谈一谈民族性问题。官僚与商人都是中间人。他们立身,行事,思维,确确有种种相同之处。

中国社会是官商中心社会,也就是说中间人得势的社会,所以中国人实际的人生哲学以至中国人的民族性都大大沾染上了“中间人的色彩”。妥协,折衷,好讲价,喜取巧,恶极端,反彻底,善敷衍,厌动武……处处都题显一种道地的“中间人精神”,“官商者的模样”。

然而官商之间究竟也有异点。这个异点,我无以名之,名之曰“坐享癖”与“投机癖”之别。商要投机,官却要坐享。

两者目的都在发财,取利。但是“坐享法”比“投机法”高明得多。最要的一点:投机法需要三分“冒险性”,坐享法却是十分安全。投机法有得有失,坐享法必得无失。

记得是奈特教授F H. Knight 吧。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冒险,叵测,与营利》Riskuncertaintyandprofit. 据他的意见,商人取利,究竟要花费一番经营的苦心苦力。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冒险”。凡是做商人的,自己不是生产者,没有固定的收入,只能利用他的中间地位,来懋迁有无买贱卖贵。这种居奇赶市的行为,我们叫做投机。

投而中则为富家翁,投而不中则为破家子。行市是没有一定的,是极端“叵测”的。

有可知之数。有不可知之数,在两者之间要及时及地下一个决断,不是容易的事。一须敏锐的感觉,二须精细的分析力,三须坚捷的意志,四须迅速的行动。最后还有一点:轻险之心,换言之,不怕冒险。古语云,胜败,兵家之常。商人也必须有这种精神,看“得失” Profitandloss为常事。这种精神不但是“投机”的必须条件,并且也可以部分地当作商家赢利的伦理说明Justification.中国官僚发财的方式是一本着万全主义而形成的。此中绝无“危险”。一来,他们不出本钱,根本就不怕“亏本”。许多官僚可以凭借他们的政治中间地位,向各种“民间”的企业取得“干股”的,都是无本可亏而却有利可赚。二来,他们可以假公济私。即就近年来的情形说,一般“近水楼台”的“公仆”大半都理会纽约伦敦各种证券大是发财的捷径。当然天字第一号的大财还是碧眼黄胡子专有品:却是桌下散落的面包碎,到了支那人手中,也自称豪一世,吃嚼一生。于是不少的摩登官僚,也就紧巴着上海香港的小市盘,显身手于世界金融大舞台的尾角。名为投机,其实还是坐享。因为中国官僚式的投机是不含“冒险性”的。中则钱归我,败则帐归公。至于国内市盘上,则更是一操一纵本来都在王公大人的掌中,当然百无一失。

我们提出干股,市盘两例子,不过要表示中饱的路径大可以随着经济组织的现代化而取得“现代化”的方向。然而根本的意义,还是与从前的“受苞苴”“括地皮”以至“吞公款”等方式一样——以政治手段取得经济利益:有百得,无一失;是坐享,不是投机。用美国俗话说,“赚舒服钱”Makeeasymoney.惯赚舒服钱的,不肯冒险。

中国的官僚与欧美的商人,心理上,精神上的根本不同,恐怕就在这里。

我们上段说过:中国人的民族性处处都显出一种道地的“中国人精神”,“官商者模样”。我们此刻好像又应该修正一句:“官”的模样更要浓厚于“商”的。中国士大夫多少都喜投机,都善投机,但是他们更想“坐享”。就是投机,他们也无形中以坐享方法出之。官商是中国社会的中心,而官更为中心之中心。无怪乎“官的坐享癖”蓬蓬勃勃,差不多要演成为全民族的第一希求,第二天性也。

这种坐享心理,万全心理,不但于得财的方法上显出来,于守财的方式上更可以看出。传统的方式,最主要的是“买地”。我们官老爷括完地皮还乡,仍是要归钱于地皮,因为地皮是最稳固的财产,有个数百十亩地,一生坐享其成,此外更不愿冒险企业了。有一个事业,却确确时常附带做着,那就是“开当铺”一类的勾当。因为高利贷也是一种“舒服钱”,吻合官僚的脾胃!

摩登的方式,如出一辙。所不同者,就是添了一层“外国势力”的关系。在官僚的眼中,外国势力是二千年来求之不得的“安全保障”。于是买地则在租界,存款必定外国银行。

甚至情愿倒出一笔“安全手续费” safety fees,只须他那批累万“横财”得以安存于花旗,汇丰,正金各银行。最近数年来,受了欧美商人化潮流的熏动,“投机”

的念头逐渐活跃,居然也买起来种种外国的证券,股票也好,债票也好,都是“发财妙道”,购之若趋。无奈宇宙间本就没有绝对的安全。数年前美国钢铁公司证券惨跌,我们京沪一带富家翁,不少的空号咷痛苦!

传统的守财方法,埋钱于国土之下。摩登的守财方法,却送钱到外人之手。前者把资本“凝固”起来,后者把资本“倒流”出去。在任一的形式下,不但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不会诞生,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秩序也不能出现。二千多年来只是中饱集团混耍着中饱把戏,留下来的却是一个“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饿于下”的国家!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抗战已是三年,我们对这问题可有彻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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