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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琴

孙瑞珍

葛琴——邵荃麟夫人,一位性格豁达、爽朗,待人和蔼、可亲,朴实、正直的女作家;一位在战争年月出生入死,在和平环境中无私奉献的坚强女性,走完了八十七年的人生历程,于1995年1月3日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但又是不幸的。葛琴生命的后三分之一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她以顽强的毅力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进行着反迫害、反病魔的斗争。

1978年初春的一天,我找到了葛琴的家。室内陈设的简陋,固然可以说明主人的俭朴;但它的杂乱,却留下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洗劫的痕迹。

葛琴向我微笑着,一个劲儿地点头,她张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仔细地端详着,苦苦地搜索着留在记忆中的影子。一对明亮的眼睛,显示出老战士的深沉和坚定,一双温暖的手和那用尽全力发出的“呵,呵”的笑声,仍然使人感到当年乐观、开朗的性格犹在,对人关怀、体贴的的美德尚存;满头白发、偏瘫失语,记录了她十多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

小琴告诉我:“妈妈的问题快有结论了,爸爸的问题也正在着手解决。胡耀邦对爸爸、妈妈的问题很关心。”她长吁了一口气,停了一下,接着说:“妈妈终于熬出来了!”说到这里,只见葛琴张着嘴笑了。我为这位老革命的幸存感到欣慰;也为荃麟死不瞑目感到惋惜和哀痛。我这样想了,也就这样说了。“荃麟要是也能熬过来,该多好啊!”话未说完,只见小琴用表情向我暗示,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感到后悔,但话已出口,又怎么能收回来呢?我的这句话触动了葛琴那斑斑伤痕的心灵,也捅破了她们母女之间用以互相慰藉的一层薄纱。只见葛琴收敛了笑容,严肃起来,嘴角也抽搐起来了,眼睛里充满泪水,接着,就是一阵频频点头。小琴只好顺着我的话问她:“爸爸的事情你知道了吗?”她异常镇静地表示,知道了。荃麟的死讯,孩子们怕她再受到刺激,一直未敢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竟在她的心里埋藏了六七年之久。她默默地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坚定地等待着为荃麟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灾难又一次降落到因“中间人物论”而遭到批判的荃麟头上。1968年初,荃麟被抓走了。有着丰富革命经验的葛琴,预感到荃麟的问题一定要株连到她,她做好了一切准备。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小琴照例从北京大学回到自己的家,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葛琴对女儿说:“情况可能还要恶化。如果下个星期你回来看不见我了,就一定要照顾好弟弟,把家维持下去。相信我,我是对得起党的。’噶琴的话不幸而言中,当星期六小琴再次回家时,院子里死一般的静,连喊了几声妈妈,却没有回音。

从此,葛琴就在干校的“牛棚”里,过着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孩子们则飘散四方,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荃麟关在什么地方,一家人谁都不知道,也无从问个明白。一个战争年代几经分聚离合的家,就这样又被拆散了。孩子们到处寻找父亲、母亲;身陷囹圄的葛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默默地祈祷和祝愿“荃麟啊,荃麟,你可要多保重!留得一个青山,好为人民多做些事情!”她和孩子们的分离,甚至是撕人心碎的分离,并不是罕事。在过去的年代,是常有的事儿。那时,他们随时都有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孩子们也随时有成为孤儿的可能,但那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过去,毕竟是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啊!

漫长的四年过去了,等待着葛琴的何止是暂时的分离,而是永远的离别。荃麟终于没有熬过漫漫长夜,含冤去世了。葛琴却留在人世间,以她特有的刚毅和坚强,经受着煎熬,支撑着活下去。就在荃麟逝世不久,葛琴也病倒了。她的病势十分严重,等到把她送进医院的时候,完全治愈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小琴接到母亲病危的通知,匆匆赶到医院,只见满头白发,双目失明,瘦得变了形的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当葛琴听到是自己几年不见的女儿进来时,她无声地哭了,艰难地伸出一只手,把小琴的身体摸了又摸,她要用自己的双手,摸出女儿这几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她要通过这双手,把母亲的温暖和坚强,传给自己的女儿;她要告诉女儿,曲折的道路还没有尽头,要挺着胸膛活下去。接着,她着急地示意,叫人从枕头下拿出一件新的白的确良衬衫给小琴,这是她珍藏了几年的一件东西,是她唯一能够给女儿的迟到了几年的结婚礼物。小琴抑制住悲痛,辛酸地接过它。回到家,忽然发现口袋里有东西,一摸是五十元钱,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这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从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里节省下来的,这是一颗纯洁、善良的母亲的心啊!

在医院,对葛琴的看管放松了些,葛琴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见到一些病友,他们不仅给她带来了兴奋和安慰,而且带来了信心和力量。“活下去,就是胜利!”从此,她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好起来,每天顽强地扶着床练习走路,认真地向病友们学说话,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同病房的人,有人偷偷地为她落泪。正在她的病情稍见转机的时刻,接到了出院通知。从此,她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机会便永远丧失了。偏瘫失语,成了她终身的残疾。女儿小琴看到母亲病成这个样子,想把母亲接回家去养病,但专案组竟无情地回复说:“病情要服从案情。”葛琴又一次住进了“牛棚”,一直到1974年。

葛琴,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每一个脚印,都量出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每一篇作品,都跳动着她那颗高尚、坦荡的心。她出生入死,无私无畏。从大革命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她的足迹踏遍了半个南中国。

葛琴生于1907年12月24日,江苏宜兴了山镇人。她的父亲葛沐春,是一个开明的文化人,年青时曾进师范学堂读书,后在家乡创办了山小学,自任校长十六年。为了谋生,也曾开过陶瓷作坊。宜兴的高利贷剥削是很重的,幼年的葛琴,目睹了高利贷剥削的残酷,逢年过节,母亲要出去躲债,天黑才回家,从此,在葛琴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憎恶剥削,同情被压迫者的种子。葛琴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她是长女,由于父亲的思想较新,又是小学教员,所以能够冲破女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呆在深闺大院的封建枷锁。葛琴是全村第一个上学读书,第一个剪短发的女孩子。十三岁葛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南京中学,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供养她上学,所以未能如愿。求知欲十分强烈的葛琴,第二年又考取了苏州乐益女子中学,父亲不愿意让自己的长女过分伤心、失望,便答应了女儿的要求。为了筹借学费和路费,只好让女儿给城里一个姓鲍的做寄生女,这笔钱,直到葛琴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还清。进入中学后,葛琴更加发奋学习,尤其是数理化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她是学校的活动分子,爱好体育运动,是校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会舞少林棍,和另外一些舞大刀的同学经常在一起,习武练棍,很引人注意。葛琴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景贤女子中学,接触了进步的老师和同学。朴素的阶级觉悟,成为她接受马列主义的最好土壤。在学校任教的张闻天,是她政治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由张闻天介绍,她进入上海大学,并兼做工人夜校的教员。1926年秋,葛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成为一只“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得意洋洋地飞掠着”。

葛琴一经踏上革命征程,就不是一个孤独脆弱的女子。她在被压迫、被剥削者中间寻求知己,结识朋友,在他们中间磨练意志,摔打筋骨。她深深地扎根在工人群众中,把党的指示带到他们中间去,把革命的火种播在工人心田,赤贫的工人,把她看作是启蒙老师。她在工人阶级的怀抱中成长,铸造了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坚强性格。

1927年回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转而进攻江西、福建、浙江,和军阀孙传芳交战。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进军,决心打开上海大门,以武装起义夺取上海。葛琴在三次武装起义中,不仅是光荣的参加者,而且是勇猛的斗士。在起义前的示威游行中,她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与工人一起,秘密运送枪械、文件;在密集的骤雨般的街垒战中,她和夏之栩等人一起,往火线送去一袋袋的烧饼和大桶大壶的开水;她们还用沙包之类的东西,筑起临时救护站,随时抢救受伤的工人纠察队员。工人纠察队员们,把她们的英勇行为,传为佳话,称她们是“三剑客”——女中豪杰。

1927年,“四·一二”政变当天,上海十万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要求归还武装夺回总工会的示威游行,葛琴在游行的行列中,与战友们手挽手,肩并肩,昂首挺胸,高呼口号。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蒋介石下令开枪,屠杀工人群众,造成血流成河的惨状,葛琴目睹了这一切。工人运动遭到血腥镇压,革命出现暂时低潮,葛琴和许多优秀的革命者一道,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战斗。

大革命失败以后,葛琴在上海、江浙一带做共产党地下工作,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内部交通员,并先后以公开身分在暨南大学附小、浦东新陆师范附小,宜兴丁山小学等校做过教员,后又在杭州城西小学、裕成小学做校长,因斗争需要,她经常变换名字,曾用葛允斐、葛韵焦等。在此期间,她接触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阅读了不少文学书籍,产生写小说的欲望。1932年春在朋友们鼓励下,开始了最初的创作生涯,她的第一篇小说《总退却》,发表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

葛琴在回忆自己写《总退却》时说:

我写小说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开始的、那在“一二八”之

后,丁玲先生编《北斗》时候。有一天她给我一封普遍征稿信,记

得信里规定有十个范围,关于农村、工人、士兵、学生等等,就是

说你能写哪一方面的你就选哪一方面的写。当时我十分不安,自

知哪一方面也不能写,从未写过的缘故,但更苦的是从未接到过

这样的信,好像不写就不好意思再看见她。所以苦思结果,我选

了士兵这一范围的。

《总退却》写的是抗战中的士兵的转变及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葛琴亲自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抗战,和十九路军受伤的战士有比较多的接触,对那些战士的同情与感怀;对见死不救、卖国殃民的卖国贼种种罪行的憎恶和仇恨充满胸膛,便情不自禁地写起来了。

接着又在《现代》、《文学月报》、《夜莺》、《文季月刊》、《国闻周报》、《大公报·文艺》等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闪烁》、《罗警长》、《犯》、《蓝牛》、《枇杷》、《逃》、《一天》等。葛琴三十年代的作品都是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抗争的,属于“左翼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

三十年代中期革命进入低潮,葛琴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定,陷入困境,她回忆说:

灾难和贫困突然把我击落到一个极困苦的环境里,而孩子

苏苏又在这时死去,一切的不幸都同时向我压下来,我只得离开

上海到偏僻的农村去,在生活鞭子的残酷打击下焦头烂额地奔

波着,几乎把写作的兴趣完全丧失了。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冬天,

重来上海,才又继续写了几篇,那时一位挚友劝我把稿子集起

来,出一个小册子,同时他答应帮助我出版,这才重新提起我的

勇气,于是把旧稿整理一遍,想请鲁迅先生替我看一下。

1933年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葛琴和几位朋友到四川北路内山书店去看望鲁迅。她在1937年出版的《总退却》后记中,追记了访问鲁迅的经过,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十分真挚、感人,字里行间洋溢着她对这位良师的崇敬。

一路上,我怀着满腔的惊悦或惶惑,以为把这样幼稚的作品,去请教那样一位当代文学家评阅,也许会遭到轻视和拒绝吧!但是事情完全出我预想,当我们走入内山书店时,他从一只火钵旁边站起来,很亲热地招待着我们,他听了我的来意之后,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说内中有几篇他已经看过的,接着便恳切地鼓励我,继续写作,并且立刻允许为我作一篇序。

他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上是留着那么一抹浓

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名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咖啡店里谈了

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地说着文

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予我们热烈地鼓励(我们可以想

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

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

当我们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

还有一个青年的老人。

过了一个星期,序文就写好了,当我第二次去见他时,他很

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又对于私人信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难

忘的帮助。这时,从流露于他脸上那种真诚的表情,我才认识这

位被人家骂为冷酷刁刻的人物,才是最伟大的热情者。

鲁迅的序文,写于1933年12月25日夜。序文前半部分,追述了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对小说的看法和意见;后半部分是鲁迅对葛琴创作的评价,见解精辟、透彻,犹如画龙点睛。

深切的期望,热情的鼓励,严格的要求,重新点燃了葛琴的创作热情,不管生活如何困顿,道路如何坎坷,她铭记着鲁迅的教导,积极投身革命文学活动,她参加了1936年6月15日以鲁迅为首的六十位作家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要求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并不遗余力地坚持写作。

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中回忆道:

那时——一九三四年,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时期,要靠写作

维持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于是我被掷回农村中去,整天躲在村

屋的窗子下,但是那时我对于创作的兴趣却没有减低,每每想起

鲁迅先生和好友们热切的鼓励,使我从生活的深渊中燃起无限

的勇气。

鲁迅爱护作家,特别扶植女作家的成长。对当时的一位剧作家赞扬葛琴说,文艺界有了新生力量,有些生气和希望了。1932年以后几年中,葛琴一直与鲁迅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鲁迅有时在经济上对她慷慨相助,葛琴每年都把自己家乡的新茶,通过弟弟葛桂芬送往内山书店,再转给鲁迅。

鲁迅为《总退却》所写的序言,由于当时世道的艰难,生前没能出版,在他逝世后才开始付排,葛琴怀着无限的悲枪,写了后记,作为对良师的悼念。

“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在逐步形成。团结抗日的共同信念,缩短了人们认识上的差距,联络了作家的感情。1936年春,葛琴邀请邵荃麟、王惕之、蒋牧良、张天翼、叶以群、吴组湘、刘白羽等党内外作家云集了山,畅谈写作。

丁山位于美丽的太湖之滨,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价比起大都市上海、杭州等地便宜得多,又可以稍稍躲避一下敌人的盯梢。因此左翼作家,把丁山作为创作根据地,来来往往。丁山是葛琴的故乡,地熟人也熟,有关事情都由她一手包办,伙食办得很好,顿顿有鱼虾,餐餐有鸡鸭,这对于穷困惯了的左翼作家们,是多么大的享受呀!

丁山集会,其中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个人的创作计划,进行写作;并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评价,提高创作水平。大家各抒己见,情感交融,一位老作家回忆这段往事时,仍然十分留恋。他说:“当时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和后来的批评不一样,那时的批评,使人感到热乎乎的,越批评越觉得自己对革命有用。”他还说:“葛琴当时也写了几篇,其中有一篇叫《窑场》,对别人的意见,她虚心听,态度严肃、认真,她不大批评别人”。

讨论和写作之余,作家们还常常乘小船在广阔的太湖上荡漾,高唱《国际歌》,畅谈苏联——列宁,畅谈理想、未来和前途,这对于长期被白色恐怖包围的作家们,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解放,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呀!

全面抗战爆发后,葛琴和荃麟已结为夫妇,他们没有贪恋于新婚的欢乐,更没有沉缅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之中,而是为组成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到处奔走呼号,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时准备转移;哪里需要哪安家。每到一地,他们总是按照党的指示,跟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相配合,办报纸,编刊物,组织民众,并且通过刊物团结大批文艺青年和文化人,指导并培养了大批青年工作者。

1937年冬,荃麟和葛琴接受党的派遣,率领三十多人的战时抗日政治工作队,冒着风雪,到了龙泉。为扩大宣传舆论阵地,荃麟任县教育科长,葛琴任县审编办公室主任,并主编《龙泉快报》、《大家看》,在他们的努力下,小小的龙泉山城,当时竟有十余种铅印、油印和石印的报刊发行。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广泛深人的组织发动,在龙泉山区各界人民的心里,播下革命火种,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焰,使交通闭塞的龙泉城,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勃勃生机。

皖南事变前夕,浙东的政治空气已经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浙江一带的反动派,迫不及待地抢先向共产党地下组织下了毒手。当时,葛琴和荃麟正在金华。一天清晨,有人来通知葛琴说,党的特委机关被破坏了,要他们赶快离开金华。当时在一起的共有七个人,经过商量,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经沦陷区,绕道上海,找新四军;一路走大后方,经福建去桂林、重庆。葛琴、荃麟和另外一位同志走第二条路。三个人分别装扮成医生、护士、药剂师,葛琴化名何桂贞。途中的遭遇十分惊险。三个人到达江山时,天色已晚,经别人帮助,住进了乡城的客栈,客栈的老板是自己人,所以对他们照顾得特别周到,蚊帐、被褥都很齐全。刚刚饱餐之后,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时,查夜的宪兵闯进了他们的住处。照例先询问了姓名、籍贯、年龄和职业,然后就倾箱倒筐地搜查,匆匆地看了他们的假身分证,马马虎虎地盘查了几句之后,在小皮箱里发现一张葛琴在家乡宜兴读中学的毕业文凭,上面的姓名和身分跟假身分证上的完全不符,却贴有一张葛琴过去的照片。按照惯例,如果宪兵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立刻就会遭到逮捕,葛琴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边等待搜查,边吃着桃子。不知是那镇静、沉着的神态起了作用,还是查夜的宪兵多喝了几杯,精神有些恍惚,葛琴竟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这次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搜查。当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后,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宪兵虽没有再来,但睡觉是完全落空了,于是他们决定赶搭去浦城的商车,在茫茫的黑夜里,又开始了艰难的行程。

到达福建后,葛琴和荃麟就在永安城西一个叫虾蛤村的小村子暂时定居下来。经人介绍,葛琴在《现代儿童》杂志任主编,当时她怀孕在身,行动一天比一天困难。他们在虾蛤村住了约半年,待她分娩满月,健康恢复到可以乘坐长途汽车时,就离开福建到桂林去了。葛琴去桂林,是接替聂绀弩编《新垦地》,她一路上风尘仆仆,怀里又抱着出世不久的婴儿,精神却十分饱满。不久,她做了《新垦地》的编辑,选稿、定稿,十分繁忙,还得哺育婴儿。

1944年夏,日本军队占领衡阳,逼近桂林。在这紧张的时刻,葛琴协助荃麟把组织的资助和温暖,送到许多人身边,冒着生命危险送走一批又一批进步文化人士,然后自己一家才撤离桂林。那时,敌机整天在桂林上空轰炸,火车站里,车上车下,挤得水泄不通。荃麟的肺病又发作了,发着高烧,葛琴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搀着病重的荃麟,四岁的女儿牵着母亲的衣襟,拚命地挤上了一节敞篷火车的尾卡。正在这时,敌机用机枪追着人群扫射,葛琴一家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

在重庆,葛琴与郭沫若等文化界进步人士一起联名签署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和《陪都文化界人士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等宣言,表达要求民主建国的意愿。

1946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周恩来派荃麟从重庆去武汉做文化工作,葛琴也随同前往。当时,计划在武汉创办一种报纸。形势的发展,使得荃麟的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但他的肺病仍未痊愈,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他们住在中山路侧小巷道内的二楼木房里,楼梯摇摇欲倾,楼房四面通风,由于天井较小,房子显得黝暗。到武汉不久,葛琴生下第三个孩子,刚分娩几天,就自己忙着下地做饭了。一次,一位朋友的爱人到葛琴家去,看葛琴在产期未得到休息,很同情。回家特意炖了一只老母鸡,当晚给葛琴送去。送云时,正逢中原解放区的几个同志在座,葛琴用送去的鸡汤招待那些解放区的同志。

产期过后,葛琴任《大刚报》副刊主编,拿极低的工资,以掩护荃麟在家养病。荃麟也为她编的副刊出主意、组稿、改稿、写稿,使得那个副刊成为替人民说话的阵地之一,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

1946年以后,武汉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葛琴和荃麟经常在“虎口”里帮助同志们转移。一位死里逃生的作家回忆说,“那时,我上了敌人的黑名单,被通缉,从河南逃到武汉,找到葛琴和荃麟。葛琴像亲姐姐一样照顾我,我好像从一个阴森冰冷的地方来到了温暖的家。一天夜里,我下了夜班,刚刚睡着,觉得有一个人轻轻地摸着我的头,我抬头一看,一位穿旗袍的人,正是葛琴大姐,站在我的床前,焦急地告诉我,荃麟要你马上转移,明天上午敌人要逮捕你。夜三时左右,葛琴化了装,一直把我送上码头,我安全地转移到了南京。她对我的深情,我终生难忘”。

内战的炮声隆隆地在人们的耳边震响,国民党在国统区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屠杀,为了保存大批有生力量,1946年12月,葛琴和荃麟又接受周恩来的派遣,去香港主持文委工作。

去香港以前,葛琴把小琴及弟弟送回了山老家。刚一到家,就被当局发现了,葛琴的一个学生(当时也是特务组织的成员)出于同情,马上跑来报信,告知敌人对葛琴盯梢,并且要逮捕她。葛琴的父亲急中生智,当机立断,迅速赶到南京,搞了一个名片,说葛琴是某某报(陈立夫办的报纸)副刊主编。当时正赶上当地小学开运动会,国民党县党部的绅士们都来参观运动会,葛琴买了些礼物,携带名片,佯装拜访,绅士们信以为真。她趁此机会,连夜坐小船,离开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转道上海赴香港。

许多在国统区无法生活下去的进步文化工作者,被迫到了香港。这是一个表面上繁华,而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完全冰冷的世界,许多人都很不习惯。葛琴和荃麟在政治上保护他们,生活上关怀他们。一位东江游击队的双枪手,名字叫阿林,在战斗中负伤后,到香港去养伤,她的公开身分是葛琴家的保姆。葛琴想方设法照顾她,还多次英勇机智地对付英国巡警的搜捕和特务们的钉梢,直到这位双枪手安全转移。

葛琴在香港从事妇女统战工作,任南方局文委委员,还担任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编委。她与冯乃超等四十多人联名签署了《香港文艺界呼吁政府停止内战制止暴行》宣言,还参加签署了《揭露倾销伪片罪行影剧界联合抗议书》和香港文化界《拥护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等宣言。她经常以笔作武器,直接参加战斗。这时期,她在《大公报》、《华商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杂文,起了战斗鼓舞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他们在香港最后一年的担子更重了。1948年底,准备在北京筹备新政协,建立人民政府,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他们在香港除了组织和输送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文化、文艺工作者到解放区外,还联络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避免他们受到反动派迫害,设法帮助他们离开险区。

经过二年多紧张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们的任务,怀着无限的喜悦,最后撤离香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

建国后,葛琴曾担任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专业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仍坚持写作,并注意发现、培养文艺新苗。

葛琴从1932年开篇写作,到“四人帮”夺下她手中的笔,先后共写了五十万字,大约出版十几本中、短篇小说集及电影文学剧本,散见于各报刊杂志上的散文、小说、杂文,共一百多篇。

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左翼文艺遭查禁,革命作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等,以他们鲜红的血,书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史的第一页”。葛琴踏着先烈的血迹,以女作家少有的勇敢、大胆、泼辣,杀向文坛,对罪恶的现实控诉、揭露,为人民代言,替人民呐喊。《北斗》杂志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总退却》。这是一朵幼小,但却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奇葩,是文艺表现重大题材的初步尝试。这棵稚嫩的幼苗,沐浴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阳光雨露,得到了辛勤园丁的精心培植。鲁迅为《总退却》写了序,冯雪峰更是精心热诚地培植保护这棵幼苗。小说问世不久,雪峰就以丹仁为笔名,在《北斗》杂志2卷2期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对《总退却》的现实意义和青年作家的出现,给予充分肯定。

这两篇小说,不是怎么“好”的作品,照普遍的说法,这是“幼

稚的东西”。但这个“幼稚”却是不能卑视。两位作者,不用说是初

次在原稿纸上写上自己名字的人,她们简直还不知道怎样去锻

炼句子。什么叫做小说的结构……,但是对于群众生活和斗争的

热情,对于急于要求文学去表现伟大题材的浓厚兴趣,便成为她

们勇敢的试作动机,她们不过是跟着一种新的文艺运动而产生

的、正在产生和将要更多地产生的无数青年群众作家之一罢了。

而这些青年群众作家的“幼稚”作品,也许要为“文学大家”和“赏

鉴家”们所鄙弃的,但对于同样“幼稚”的广大群众,却有很大的

意义和兴趣。不但如此,这样的“幼稚”的作家和作品,对于我们

是愈多愈好,因为这将造成发达的丰富的文艺生活,而伟大的那

强有力地感动着数千百万的人的作品和作家,也将由这种多数

人的和发达的丰富的文艺生活所造成。

丹仁在充分肯定作品的同时,也细致地分析了作品的瑕疵和不足。

作者的目的,没有在《总退却》中完全实现。她没有真正深刻

地表现出兵士的转变,同时,他们在总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也

是概念的、薄弱的、表面的。我们不能在作者所写的兵士的转变

过程中,同时明确地理会到上海战争的本质。

回顾葛琴三十年的创作生涯,深感这位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其他女作家一样艰难、坎坷。在这条充满荆棘的路上,洒下了耕耘者的滴滴汗水,印记着作家一步步坚实的脚印。三十年来,对于葛琴,从没有过一段完整的创作时间。紧张的战斗之暇,繁忙的工作之余,琐碎的家务之后,是她创作的全部时间,“挤”又是她获得这些时间的主要方式。解放后,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常常是一部作品构思成熟了,却没有时间把它记录下来,待下一次再重新构思,也毫不惋惜,从无怨言。

作品的内容和题材,一般说来,是作家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葛琴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她几十年来为人民、为革命所经历的痛苦、欢乐和追求,她执著于现实,而不拘泥于现实。作品的主人公,和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及作家个人的情感,三位一体,息息相关。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好人民。千百万人民中的一分子。他要经得起人民的考验,要挑得起人民给予他的重担。他的一切不是为了别的,更不是为了他自己个人,个人的得失荣誉,必须是确确实实真心实意地为了大众人民。”

真实,富有强烈的时代感,是葛琴创作的主要特色。鲁迅在《总退却》序言中曾说:“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

血泪的控诉,是葛琴早期作品的一条主线。葛琴生长在高利贷残酷剥削的江南农村,亲眼目睹了农村破产,农民濒于死亡的惨痛景象,她以女作家观察生活的独特角度,细腻地描写了底层劳动人民精神上的苦闷、迷惘,生活上的贫穷、无出路,内心深处的呐喊和反抗。在短篇小说《骡夫丁大福》中,作家代替主人公直呼其言:“他想他的爷娘,他也恨他的爷娘,爷娘狠心把他卖了这地方;可是他更恨那走不完的路,推不完的磨。”

短篇小说集《总退却》收了她“七·七”抗战前写的七篇作品。在短篇小说《枇杷》中,作者对主人公小溜儿,倾注了全部的同情,全部的爱。小溜儿在批把丰收的季节,望着一枝枝枇杷果,馋涎欲滴,却没有人送给他一个吃,并遭到孩子们的奚落。趁母亲给人家做工时,吃了枇杷核,因此中毒而葬送了幼小的生命。小说的结尾,令人心酸落泪。这些作品,是三十年代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画幅。

抗战以后,作家阅历广了,思想深了,把握和驾驭生活的能力亦日益提高。无论是从题材的选择,表达思想的深刻上,都迥异于她前期的作品。从描写生活底层的劳动人民,跳到另一个天地。《葛琴创作集》共收录了抗战时期的五篇小说,作品勾画了抗战时期中、上层各种各样人物的脸谱。有在游击区搞阴阳两面,专门进行政治投机的绅士;有骄傲自满、夸夸其谈,一事无成的政治工作干部;有每天无所事事、专横跋扈的法官太太。作家在描写这些庸俗卑琐的灵魂时,运用了强烈的讽刺和揶揄手法,对他们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这些作品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绚丽多采的画面,而是通过对人物鞭辟入里的刻画,抓住了读者的心。

短篇小说《贵宾》(收入小说集《结亲》),写于1948年,当时被称为幻想小说。它描写的角度别开生面——事情发生在未来的国度。看来作家不是信笔写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出于她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责任感,是一篇有分量、有思想的严肃作品。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何等的醒目啊广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革命胜利前夕,向读者——广大的革命者,敲响了警钟。小说采用烘托笔法,细腻而集中地描写了一个被视为“贵宾”的资产阶级政客——陆锦霞,作家对她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的阴暗心理,以及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作了深刻的剖析。

陆锦霞是当时闻名的妇女民主会领导人,“平凡,她生平最痛恶这两个没出息的字眼……什么‘人民的勤务员’,即使要她参加,她对这一旷古未有的称号,也有从长考虑的必要。”她口口声声把年轻的共产党员称为“小共”、“小党官”。她来到莫干山疗养院,对那里的一切都十分轻蔑,她认为疗养院的负责人把那些“受伤的兵士,肺痨病的工人,农民之类塞进去……简直叫人呼吸都感到困难。”她认为“革命的医生、护士全没头脑”,如果有人劝她到那里去休养,那简直是“可怕的精神折磨”。陆锦霞同当时的世界是那样格格不入,“她一口气凝结在心底里,她简直悔恨做一个中国人,一个飘浮在这时代海洋里孤单的中国人!她突然紧抱住自己,觉得四顾茫然,连窗里那一片浴满全身的日照也可怕地寒冷起来了。”作家通过书中老头儿、革命老妈妈和一些年轻的农民之口,对她作了无情讥笑,说她“没有受过苦,不懂得革命是什么”,说她“白享革命的福。”

写得多么维妙维肖!三十年后再重新读它,仍然对作家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她那穿透一切迷雾的犀利的目光,深远的思想,至今仍熠熠放光。但“文化大革命”中,这篇小说被人“对号入座”,加上了攻击江青的罪名,葛琴连伺她的作品一起遭到了批判。

解放后,葛琴主要从事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写有《三年》、《女司机》、《海燕》,作家对不同时期的新型妇女给予热情歌颂。

六十年代,葛琴已跨入老年,仍时时想着把她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经历,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她访问过方志敏烈士的家乡,搜集了方志敏烈士的事迹和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的故事,正当她准备将这些素材撰写成文时,“四人帮”一伙夺去了她的创作生命,封住了她说话的口。她只能把这些闪光的东西,永远埋在心底,藏在记忆中。这是她终身的憾事,也是文艺事业的损失。值得庆幸的是,1990年葛琴在女儿和文学研究者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了葛琴解放前创作的短篇小说12篇,定名《贵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老作家骆宾基,抱病写了回忆文章,作为这本书的《代序》,他写道:

我们今天要继承的正是这种“文以载道”的艺术观和这种关

系到民族素质的伟大的传统精神。葛琴的作品就是这种艺术观

的体现。而作者本人,又可以说,就是我们这种崇高理想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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