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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

阎纯德

1993年7月,在参加了人文科学国际大会之后,我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出发,乘著名的“灰狗”(GREYHOUND)长途汽车,途经十四州及底特律、芝加哥等城市,冒着依阿华州泛滥的洪水,三天三夜,历尽艰险,于7月12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名城旧金山,为了访问心仪多年的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女兵”,一位多产作家,曾与陈天华、成仿吾被誉为湖南新化“三才子”的谢冰莹。

旧金山的天气很好,但7月的阳光并不烁人,风是凉的。当我进入CHINATOWN(唐人街)时,仿佛到了香港——眼里是中国的牌楼,汉字路标,满街的中国人,琳琅满目的中国货,听到的是乡音,心里油然而生的是暖人的乡情。

按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下了车,只见栅栏墙里是一方不太大的小花园,绿树竞翠,鲜花耀眼,花坛边半倚半坐着一位拄杖老人。“她就是谢冰莹!”我毫无怀疑地这样想。这时候,她已缓缓站起,微笑着走向大门。

“谢先生”隔着大门,我自信地向这位从未谋面的前辈打招呼。

“你一定是阎先生了,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可我想象中的你和现在见到的你也相差无几,只是想象中的你,似乎没有这么年轻……我们有缘,我从楼上下来才5分钟,你就来了。”

“我是见您心切,一路不敢怠慢……”

“要见我,得买票,因为我是‘动物’。”她笑着说。

“为了这‘票’往返飞行,等于我将地球环绕了一圈,还跋涉了一个美国。”我接过谢老的话茬,把多年追求的心愿,化成幽默递了过去。

面对这位革命的先驱女性,脑海不停地闪现着她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表现的那种伟大精神和民族气节,她的智、仁、勇,以及影响过几代人、并作为精神遗产永载史册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

从1981年3月27日起,我们有过二十多封的书信来往。她给我的信中时时念及大陆的作家。这次见面,她还问及冰心,还说抗战时期,在成都曾听她讲演《闲话燕园》。她还说到柳亚子:“我曾住在柳先生家里。他说话结巴。说话时,闭上眼,干着急,就是说不出。我忍不住,就赶紧跑开,躲着他笑。他太太对我说:‘冰莹,你别当着他的面笑,那样他会生气的。’我说不会的……”

说起柳亚子,我想起他在1933年2月1日发表在《新时代月刊》二月号上的一首词《寿冰莹——浪淘沙》:

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青史人才都碌碌,

伏蔡秦梁。旧梦断湖湘,折翅难翔;中原依旧战争场!雌伏雄飞

应有日,莫漫悲凉。

岁首赋催桩,今进桃觞;红尘游戏尽无伤。艳福檀郎吾亦妒,

努力扶将。年少侠游场,儿女情长,通家交谊镇难忘。寿汝恨无

双七首,惭愧诗囊。

谢冰莹拄着拐杖,走起路来步态尚可称之为稳健——她的身体和精神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她看我手拖着,肩背着,于是便从我手里抢过一个小包,我不肯,她也不让。我们在楼道里走了一段长长的路,先后经过三道安全门,再乘电梯,才进了她的家。一进去,她便指着卧室里向西靠北的窗户对我说:“你看,那就是有名的金门大桥!这座楼的其他房间,都看不见金门桥,只有这一间,窗户像个望远镜,金门桥时时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和大桥每日相望,为了这个运气和缘分,我和贾先生谁也不想离开这里,一住就是一二十六个春秋……”望着金门侨,我心里萌生出诗的联想:那桥,难道不是归路吗?每日相望,与岁月相守,也许是在由近及远地寻找自己的足迹,从大洋彼岸美国,眺望家园。

卧室里有两张整整清洁由深蓝床罩遮蔽的不同走向的单人床,一张属于她,床头旁摆放着她和贾伊箴教授的合照及孩子们的大型彩色照片——照片告诉我,那是一个透着文化光辉的温馨之家。另一张自然属于贾教授(我没有问,为了避讳)。谢老说:“他头一歪,无忧无愁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这张床的一切如旧,好像贾教授正在那里休息,或是正在等待他的归来。卧室连着小小的洗漱间,盆浴淋浴兼备,墙上贴着谢老写的纸条:洗脸巾、浴巾、脚巾、友人用巾等等,规规矩矩,有条不紊。外间略小,是书房客厅,也是厨房。一棵生长了二十三年的常青藤,爬满了房子,把同一个空间的书房客厅和厨房隔开。一张窄窄的一米二带屉长条桌,小小的木质书架靠墙而立,上面放些小巧玲珑什物,正面贴满了黄白纸条,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朋友的地址和电话。“这是我对付记性不好的方法。我怕忘了朋友的地址和电话,所以,重要的,都贴在那里。”

在长条桌左上角的墙壁上,悬挂着丰子恺赠给她和贾伊箴的真迹画,画的内容被他的两句题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在她房间里,有好多菩萨塑像或画像。她见我在数其数量,便说:“不用数,共有八个菩萨塑像和画像。”听后,我立即给她开了一个小玩笑:“不!在您家里,共有九个菩萨;不过,只有您是真的。”“阎先生莫开玩笑,不要惹怒了菩萨;要知道,菩萨是要保佑你一生幸福平安的。”“罪过!请大慈大悲的菩萨宽恕!”因我说得相当认真,谢先生便赶紧说:“没关系!任何时候菩萨都不会报复或惩罚的。”后来,她告诉我,从小因受母亲影响,才信菩萨,皈依佛门。

“阎先生,你是第一个来访的大陆人,我们隔山隔海通信好多年,今日能见面真不容易。我们算有缘分,你算有运气,因为你早来晚来,我都不在。”

谢老一面说,一面为我沏茶。喝完茶,即带我到一家叫“湖南亭”的中国餐馆吃饭。

“因我常在‘湖南亭’吃饭,常在‘湖南亭’请朋友,所以有人还把我当成餐馆的老板呢!”谢老很兴奋,不停地向我讲述她和这家餐馆的亲密关系和感情联系,“我到旧金山不久,‘湖南亭’也来了,悄悄地在我家旁边开了业,你说,我是不是有运气?我走遍天下,总忘不了湖南菜的美味,而湖南菜似乎只有这‘湖南亭’的最好……”

在“湖南亭”,谢老点了几个她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湖南菜,另有一盆汤,一盆米饭来款待我。她大概想我远道而来,一定很饿。饿也真饿,但我只顾与她讲话,根本无心照顾那一串九曲十八弯的饥肠。谢先生吃饭时几粒白米掉在桌面上,她拣起来,又放在碗里。

饭后而归,在她的小家里,我们开始了轻松自由的对话,直到太平洋上空的星斗连成一片历史和传奇……

岁月像逝水一样,年复一年地奔流不息。如今,已经八十九岁的谢冰莹,我仿佛听见她在说,她永远是小孩,没有老,祖国的锦山绣水、家乡四季如画的风光,永远在她的心里生辉,在她的笔下发光

山青、水秀……村子的四周被起伏的山峦包围着,婉蜒如带的小河,终年不息的唱着小曲,水清得可以看见小虾游泳;一到春天,那些采茶女的歌声唱得你神魂飘荡。她们是农家女,出门采茶都用蓝色或印花头巾罩着,只露一个小脸,遇到男人时,像新娘似的低头含羞而过。全村的女人找不出一双天足,都裹得如小辣椒一般……这是谢冰莹在《平凡的半生》里所描述的家乡——湖南省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一二十年代的生活……

1906年,当中国还处在黑暗重压下,这年10月22日(阴历九月初五),她在这个乡村诞生了。

她的父亲是清朝的举人,能文能诗,做过三十年新化县立中学校长,记忆力强,知识渊博,学生们都称他为“康熙字典”。他平易近人,从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母亲和父亲一样被全村的人所拥戴,她聪敏有志气,能刻苦耐劳”。她读书不多,但理解力强,从十六岁嫁到谢家起,便担负起整个繁重的家务。一共生下四男二女,谢冰莹是最小的女儿,受到父母的溺爱。

谢冰莹原名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五六岁时父亲就教她读《唐诗三百首》、《随国女弟子诗》、《史记》等。她有惊人的记忆力。然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束缚着母亲,要她少读书,多学女红,跟别的女孩一样,裹足穿耳,决心把她培养成一个贤妻良母。但是谢冰莹从小就有反抗精神,为了迫使母亲接受她上学读书,曾绝食三天,后来见她哭得实在可怜,才允许她进私塾,十二岁时改入大同女校。

《水浒》这部名著,不知拨弄过多少人的心弦,熏陶过多少作家。谢冰莹在小学时期,也爱上了《水浒》。盛夏的黄昏,人们挥扇纳凉,她像说书人似的开了场,招引了一群端着饭碗的、拿着烟杆的、捧着茶杯的、背着孩子的男女老幼。她的六祖母是最积极的一个,一吃完饭就催促大家:“你们快点吃饭呀,吃完好听鸣冈讲故事。”她一讲起来,就进入角色,忘了形,手舞足蹈。有次讲武松打虎,竟然把一个蹲在她身边,仰着脸听讲的孩子当成老虎,飞出一脚,把孩子踢倒在地,听讲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孩子疼得直想哭,但见大家笑,她也跟着笑了起来。

母亲对谢冰莹着魔似地看小说,讲故事,非常痛恨,更认为《水浒》是一部邪书,便把书收藏起来。后来她还是把《水浒》找出来,但再也不当着母亲看,总是在大家都入睡之后,才偷偷爬起来看书。不久,看坏了眼睛,母亲骂她,她回答道:“禁止我看小说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

人的性格、生活道路,往往受着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童年时代,是这多种因素里的重要因素。关于童年生活,谢冰莹回忆说:

我完全像个男孩,一点也没有女孩的习气,我喜欢混在男孩

子里面玩,排着队伍手拿着棍子操练时,我总要叫口令,指挥别

人,于是他们都叫我总司令。我常常梦想着将来长大了带兵,骑

在高大的马上,我佩着发亮的指挥刀,带着手枪,很英勇地驰聘

于沙场。

我反对裹足,反对穿耳,我那时并不懂得什么男女平等,只

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男人可以不穿耳不裹足,而这些苦刑只给

我们女人受,男人有资格出外读书,为什么女人没有呢?

……妈妈早上替我裹脚,我可以在晚上的被窝里解开,到我

哭闹着要上小学时,便把所有的裹脚布一寸寸地撕掉了。那是我

与封建社会作战的第一声。

谢冰莹很小时,母亲就替她订了婚。她在大同女校学习,未婚夫在大同男校学习。这位不相识的“对象”,谢冰莹曾见过一面,但印象很坏,她说:“我相信将来决不会和他结婚的。”1993年她回忆说:“我五岁被‘指腹为婚’式地许配给一个叫萧明的未婚夫,那时他十岁。我参加北伐回来,家里就逼我结婚。我反对这门亲事,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哪里谈得上感情?妈妈个性强,她一点也不通融,说我若不从她就死;我个性也强,也不通融,认定了的理,谁也改不了。爸爸说,为了妈妈你牺牲一下吧。我说,你杀了我,我也不从!爸爸说,你先去,然后跑。我带着无限的委屈依了爸爸。但我做好了‘逃’的各种设想和准备。婚,只能成假,不能变真。我对萧明说,我是奉父母之命来你家的,我们结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有痛苦;我们可以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和他谈了三天三夜,他困得不得了,熬不过,只好睡觉;我也困得要死,但不敢睡,只能硬挺着不停地在火炉旁写日记。萧明人很好,通情达理,终于放了我,从此便开始了一生的痛苦……

在女校学习时,她的小脚得到了解放。这时,“我初次看到莫泊桑的《二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我被这些爱国的故事所感动,对新文学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是怎样写作的?》)从此,她最喜欢读国文,每次作文课,她总是第一个交卷,而且比别人写得长,写得好。每次寒暑假,父亲教她念四书、五经,给她讲《史记》,但母亲总是在她耳边唠叨出嫁的事,或讲女人读书无用,毫不心疼地侵占她的宝贵光阴,要她绣花、纺纱,为此她曾暗暗悲伤,小小的心田已经埋下了苦闷的种子。

当她十三岁的时候,转学到新化县立女校。这个学校的国文教员特别提倡读文言,但并不反对学生写白话。她回忆说:“我读小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二哥在山西大学读书,他寄来一本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我看了非常感到兴趣,自己也很想学着写,但是看了胡适论短篇小说,我又没有勇气下笔了。”

“五四”运动前后的学校,都很注重讲演,那些思想解放、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少年,一般都能登上讲坛,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一次,谢冰莹上台后,一紧张,口吃起来,只说出了要讲的题目,却没讲出一句内容。她争强好胜的自尊心受到挫伤,感到羞辱而要自杀。但经过这次打击,她的胆量却一天天大起来,口吃的毛病反而没有了。

1920年,她转到一所离家有四百多里、特别重视英文的教会学校——益阳信益女于中学(现为益阳市第一中学)。学校地处资江之畔,——益阳城内南门附近的五马坊,对面有桃花仑。江水、渔船、葱郁的山林,织成那里十分美丽的景观。她常在熹微的晨光里为欣赏愉悦心灵的美景而耽误点名和做祷告。提到祷告,那是最使她头痛的事。谢冰莹说:“我并不反对宗教,而且主张信仰自由,但我不赞成崇拜偶像,耶稣为民众谋幸福而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精神是伟大的,我们尽可崇拜他的伟大,学习他的精神,并不需要一天到晚做什么祷告……实在没有意思。”为了不做礼拜和在国耻日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这位思想激进、只有十四岁的少女,终被学校开除。但在1921年暑假,她又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父亲亲自送她由蓝田乘船到长沙。

在新的环境里,她对文学的兴趣像酒一样愈酿愈浓,文苑里争芳十艳的新文学之花,诱惑着她那颗入了迷的心。那时,“除了上课,所有余下的时间,我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又因我有一个时期担任图书管理的职务,看小说的机会更多,而且每次购到新书的时候,我总有优先权阅读。那时我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小仲马等。王尔德和爱罗先珂的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的小说,我最喜欢看《水浒》和《三国志》。《红楼梦》虽是一部小说,但对于林黛玉的哭,并不能引起我的同情,而贾宝玉那种傻头傻脑,只知道和女孩子玩的态度,我常骂他没出息。”“……我爱看哀感悲壮的小说,就是看戏看电影也一样,我不喜欢看那些结局大团圆的,而喜欢看结局悲惨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小仲马的《茶花女》和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朱淑贞的断肠词,成了我最爱的读物……”在女师,她的国丈老师是翻译家李青崖,在文学创作上,不时给她以点拨;但她用心血写的万余字的小说《初恋》,李先生却不给她看,并说当初福楼拜教莫泊桑写小说是从短篇入手他才成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李先生没给她改稿,颇使她伤心且记了“仇”,再不交作文,期末结算成绩时,她的作文是零分。这件事,她写进了《一个女兵的自传》里的《作文打零分》一文中。1943年与李青崖先生邂逅时,她心里难过,直向李先生道歉。后来,她在《李青崖》这篇散文中写道:“就在那梦一般的相遇,梦一般的心境里,我了解了李先生的宽宏度量,了解了他的慈爱心肠。”另外,在写作上她还受到编辑《通俗日报》副刊的三哥的鼓励,这不仅使她的写作兴趣更高,而且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学时期,谢冰莹有两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她们写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新诗,还天天写日记,但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连国艾老师都不知道。这种刻苦练习,使得她文思敏捷,笔锋流利,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二年级时,在长沙《大公报》幅刊上以“闲事”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刹那的印象》,那是她第一次与社会见面的处女作。这篇散文描写一个师长的太太买了一个丫头,要她们品评她的好坏,当时她极为气愤,连这位太太的饭也没吃,跑回学校就写了这篇文章,第一次用文字公开了她的正义感和社会思想。从此,她对文学的爱好更进了一步,但并没有想到将来要当作家。她的父亲却不然,对女儿的希冀与日俱增,总是孜孜不倦地培养她,教她唐宋八大家的诗文,并常常对她说:“孩子,你要成为道韫班昭第二,史续兰台祈异日,我把这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

革命,像春潮,席卷南方,直捣军阀的巢窠。许多有识之士,热血的青年,都投入了这场革命。

如果你不参加革命,你的婚姻痛苦解决不了,你的文学天才

也无从发展,为了你将来的前途,从军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谢冰莹的二哥,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他的妻子又丑又恶,但他不能离婚。他爱母亲,所以不敢违母命,宁愿自己牺牲,但他同情妹妹,怂恿、支持她逃婚。当他从报上看到中央军校招收女兵的新闻后,急忙跑到学校告诉妹妹,要她赶快报名,并讲了以上那些坚定她出走当兵、逃出封建樊笼的话。后来,她感慨道:“我是多么感激二哥呵,我得到了生的启示,发现了光明。”于是,1926年12月16日,经过许多曲折和艰苦来到武汉,投入革命的洪炉,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女生部受着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与她同时受训的二百多女同学中,有小姐、太太、生过三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母女两代人,不少人是小脚,“她们穿着军服,打着裹腿,背着枪,围着子弹,但是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一扭一拐”,然而她们是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牺牲了家庭享受和学校舒适生活而来到有着铁一般纪律的军事集团来受苦,来锻炼身体和精神的。谢冰莹热爱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再痛快没有了,虽然在大雪纷纷的冬天,或者烈日炎炎的夏季,我们都要每天上操,过着完全和士兵入伍一般的生活,但谁也不觉苦。”

1927年,她随中央独立师叶挺副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狂风、淫雨不能阻止她们前进,“只觉得明天就是暖和的晴日,血红似的太阳,前面是光明的大道,美丽的花”,“平均每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晚上有时睡在一张门板上,有时睡在一堆稻草里。”谢冰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这就是她那时高昂的精神境界。西征途中,她利用行军与作战的间隙,或在白天休息、晚上睡眠的时间,往地上一坐,把两膝并拢一起当桌子,把她北伐途中的经历,所闻所见所感,废寝忘食地用火一样的热情急就成章,这就是她的成名之作——著名的《从军日记》。

这些日记体、书信体的文章,表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反映了青年们的爱国热忱,人民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情及其艰苦的生活;她们从被封建锁链捆得紧紧的家庭里逃出,经过侮辱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小脚到天足,然后“和男子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献身革命。”她把《从军日记》投寄到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笔孙伏园见到后极为兴奋,就陆续把这组文章刊登在从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的副刊上。《从军日记》立即轰动了文坛,接着林语堂把它译成英文,也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连载,后又有法、俄、日、朝鲜等文的版本问世,于是““谢冰莹”便名扬天下了。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曾向她致函,表示敬意祝贺。但这时,作者没有在一片赞许声中飘飘欲仙,她说:“我只觉得太惭愧,太恐惧,我生怕有负他们的热望和读者们对我的热情,从此我对于文学由欣赏慢慢转变到批评的态度,自己学习的态度愈来愈严肃了。”

谢冰莹终在孙伏园和林语堂的怂恿、鼓励和支持下,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她虽然一直认为“那些东西不成文学”。而林语堂在序里说:“自然,这些《从军日记》里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我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青年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戎马倥偬,装束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上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的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军,手不停笔,锋发韵流的写叙她的感触。”

1931年谢冰莹写过一篇《〈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说这些文章“没有系统”,“日记太少”,“杂文太多”,“没有组织,没有结构”,“谈不上技巧”,“忽略了战争和民众反抗统治阶级及他们被压迫的描写”等等。但《从军日记》在读者中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在作者的生命史上留下了痕迹,而且摄下了历史风暴的一个侧影,作者那颗对民众的爱心和对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仇恨,还是表现得明明白白的。

后来,她在《怎样写〈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一文中说,要是当初没有孙伏园、林语堂两人的爱护和栽培,“我想也许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艰辛的道路”……还说,初次走上写作道路,便懂得一个原财:“那就是没有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像一场大梦,北伐革命失败了,女生队解散后,谢冰莹拖着两条跑肿了的腿,回到自己的家乡。

她是瞒着母亲去当兵的。一到家里,母亲就说:“一个女人怎么好去当兵,和那些讲自由的男人在一块,还成什么话?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声,也有损于婆家的名誉,现在我要赶快把你嫁了……”

但是,这位经过革命和艰苦生活锻炼的坚强女子,是不会屈服的。她说:“这是一个关系我一生幸福的紧要关头,我如果投降了封建势力,那我的一生就完了!自从我受了革命的洗礼以后,不但要解除我自身的痛苦,而且要解除别人的痛苦,我不能服从父母的命令……”

为了逃避由母亲订的婚姻,她一连逃跑三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最后她只得扮演一次傀儡戏的主角,被人们用红轿子像绑票似的抬到婆家,拜了天地,但“爱情不能带有丝毫的强迫性,她是绝对自由的,不能强迫一对没有爱情的男女结合”。未婚夫是一位善良而深明大义的人,他们谈了好几夜。她过着家庭监狱的生活,但心是自由的,她忍受着暂时的痛苦,抱着奋斗到底的决心,利用应聘任教的机会,挣脱了封建桎梏,奔向长沙。

“我胜利了,虽然伤了母亲的心,惹起乡里人的辱骂,但我是非常骄傲的。”她忘记了痛苦,只觉得眼前是一条光明的坦途。“再见吧,故乡!不到我获得最后的胜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怀抱里来!”

但生活是无情的。一切都不是年轻的谢冰莹所理想的那样单纯、美好,生活像魔鬼一样跟踪着她,伸出魔爪折磨她。在长沙,她坐过牢,当过小学教员,受了比在家庭更多的刺激和痛苦。然而能够吃苦耐劳的谢冰莹,没有灰心,不断同恶劣的环境斗争。前途茫茫,但她必须离开湖南,矢志以赴,于是由汉口乘船到了上海。在那里,孙伏园热情地欢迎、接待了身上只有一元多钱的谢冰莹。而十天后的一大早,当她铺开稿纸继续写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时,一群巡捕冲进她的房间,无缘无故地逮捕了她。

谢冰莹如堕五里雾中,不知犯了什么王法;在黑暗、潮湿的牢房里,过了五天没有饭吃,也不提问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后来经过孙伏园的营救,才保释出来。原来她住进了绑匪的家里,房东事发后,她受累被铺,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她失掉了行李、书籍和几篇呕心沥血写出的稿子。此后,囊空如洗的谢冰莹,衣着褴楼,忍饥挨饿,只能以卖文为生,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时事新报》和《申报》副刊。

在上海的艰难岁月里,她始终感谢孙伏园对她的真诚同情与帮助。正在主编《当代》的孙伏园,希望她考大学,愿意亲自去交涉,以使免收她的学费,并完全负责她的膳费和书费。但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想依赖家庭或朋友的谢冰莹,却想暂时去当工人,即使当丫头,倒马桶、拖地板也可以,等到有积蓄,再去求学。为了工作,当她正在苦闷中徘徊的时候,钱杏chun(阿英)关心地说:“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费,可以靠卖点文章来补助它。”由于阿英的介绍,她考入了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同时进去的还有她中学时代的朋友王克勤——当时的电影名星王莹。

谢冰莹像叫化子一样,过着穷苦潦倒的生活。在朔风袭人的寒冬,她连件棉袄都没有,这时候,王莹送给她一件。她回忆说:“这件破棉袄是我唯一的财产,白天当大衣穿,晚上当被子盖,我永远忘不了克勤,也永远忘不了那段忍饥受冻的生活。”

上海生活之苦,是难忘的,曾穷得四天没饭吃,连喝一杯开水的钱都没有。那时《从军日记》快出版了,她饿得实在不能忍受时,便跑到春潮书店向夏康农借钱。1928年《从军日记》出版的那天,她是何等快乐啊!“春潮书店的大门贴着一张用各种不同颜色写的鲜明又动人的广告”,丰子恺的女儿画的小兵骑牛的封面,拥挤的读者……这一切都使她兴奋。但饥饿之火烧着她的饥肠,催促她向书店讨要几块版税,而那位冷酷的会计,根本不同情她的处境。等到黄昏,居然拿到五元钱,回去不再乘三等车了。售贾员看她穿得破烂,就赶她到三等车去,而她拿出五块一张的钞票,忿怒地向他示威:“喂,找钱来吧!”

这时候,她学会了喝酒。她说:“一个人到越穷困的时候,对于金钱便越视为粪土……我只要精神痛快,物质生活哪怕再苦些也不能丝毫影响我的思想和意志,有钱时我分些给穷朋友,或者跑到馆子里大吃大喝一顿,或者买许多我爱吃的虾米、牛肉干、鸭胗肝和糖果回来,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她还说:“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从此我要奋斗,为了自己,也为了万万千千和我同样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青年男女”。

上海艺术大学是在法国租界开办的学校,当时进步团体和学生的爱国活动都被侦探视为眼中钉,这个学校曾三次遭搜查,最后一次谢冰莹险些被捕,学校被迫解散。这时,她接到三哥的汇款和信,要她去北平投考女师大。但她犹豫,矛盾,不愿意离开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她觉得上海是文人的摇篮,亭子间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但在1929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她终于登上了北上的海船。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妇女会,一星期后搬到《民国日报》和小鹿(陆晶清)合编副刊,只有两个月,便被禁止出版,她又回到妇女会去住,准备考学。在女师大的考试中,百分制,她的地理只得了四分,而已在考卷上她还责备出偏题的教员,录取本来是无望的,但经过文学系主任黎锦熙教授的力争,她才走进学校的大门。

她必须一面读书,一面教学,一面写作,否则是无法养活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名符冰,小名小号兵,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害致死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岗位上,时年三十六岁)的。教学任务重,每周十二小时的国文,每次改作文九十多本,几乎每晚都是12点前改卷子,12点后,进行写作,她“像一只骆驼那样负着重担在沙漠里挣扎着前进”!那时她的文章牢骚盛,大报副刊不敢登,劝她写“软性”的文章,她拒绝了。只有一家小报欢迎她的稿子,当时她用许多笔名,如芷英、紫英、乡饱老、英子、格雷、林娜等,而从不用她正式的笔名冰莹(另外她还用过兰如、南芷、刘滢、无畏、碧云、小兵、芙英等笔名)。

做了母亲后,她的生活是艰苦、不幸的。她的丈夫是北伐时的同学———一位年轻诗人——符业奇(符号)。一柔一刚,方能构成一个世界;而两个性格刚烈者,终难成为一个永久的和协。也许他们都还年轻,也许由于误会,他们的感情产生了很深的裂痕,致使她多次想悬梁自杀,但理智和女儿的微笑,使她冷静下来,取下套在颈上的绳子。至今,符号仍颇怀念她,有诗为证:

苦心孤诣称鸣妹,诉罢离情诉爱情。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门

听取断肠声。知君焚稿了前缘,中夜椎心忏旧怨。劳燕分飞天海

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而她对我说:“我们俩当时并无大矛盾,是历史或命运把我们分开的。如果他现在给我写信,我会回信的。”

谢冰莹先是住在西单小口袋胡同。符号被捕后便搬迁到石驸马大街内授水河二十二号。她积极地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笔者按:据谢冰莹给我的信与1993年7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访问她的笔记与录音,她否认自己是北方左联成员),与潘训(漠华)、杨刚等人过从,是孙席珍家里的常客,还曾把女儿寄养到孙家。谢冰莹有正义感和进取心,为了北方左联的工作和参加几次进步戏剧的公演,还因为主编过一个妇女月刊,竟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罪犯,上了黑名单。当时,社会是残酷的,白色恐怖像张牙舞爪的魔鬼到处游荡。得到要逮捕她的消息后,只好当晚就乘津浦车南下,不得不失掉了就要到手的女师大的毕业文凭。为她筹备旅费,朋友们当掉结婚戒指和棉袄,孙席珍夫妇特地赴车站给她送行。她,又开始了流浪生活。“社会太残酷了,它不让一个纯洁有为的青年去发挥他的能力,处处于优秀的青年以严重的打击,一直到使他们无法生存为止。”

由南京转赴武汉,把孩子交给符号的母亲,在那里,以笔杆劳动,换取生活资料。但她逃亡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为了不出麻烦,只好到湘江对岸的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起来。这里很美,但面对湘江升起的太阳和那清溪里自由跳跃的小虾,却温暖不了她那颗被悲痛和凄凉紧紧蒙着的心。她想到死,想让青风峡里血红的枫叶为自己盖棺,但为了光明和孩子,理智又一次主宰了她,又开始了写作。在这段不太长的日子里,她经过无数次感情与理智的剧烈斗争,终于从苦海中拔了出来。“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但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世间有比爱情重要万倍的事业待我去做……”她想,做人不能对不起良心和社会。回到家乡,她同母亲见了一面之后,下决心到上海寻找新的出路。

1931年仲夏,她在上海江湾幽静的黑房一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餐地写作;那时,她一天能写一万三千字,仅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稿子。《青年王国材》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的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从我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户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面包来放在桌子上,饿了,左手拿着面包啃,右手仍然在写字;晚上,实在写累了,和衣往床上一倒,老鼠成群结队地跑来把面包拖走了也不知道;第二天,眼睛一睁开,脸不洗,头不梳,又伏在桌子上写。”等到两部稿子完成之后,她说:“我再也没有勇气修改它,而且连再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这两部书顺利出版了,使她一共得到了六百五十元的巨款,这时,她决定用这笔款去东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志愿。

我是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的,当长崎丸把我从黄浦滩头载

到了东海的时候,我高兴得好像逃出了樊笼的小鸟……

当她乘船到达长崎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她看到这样的“号外”:“皇军占领沈阳!支那军惨败!张学良逃亡!”

她不相信这是事实,难过得流出了眼泪。国难,激烈地摇撼着那”颗爱国之心,她想马上回国参加作战,把我们的东北夺回来!但同行者劝她,说到必要时留学生可以全体回国……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留日中国学生一千余人,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侦探、警察发生冲突,不久,大部分留学生带着受了无数次伤的心回到祖国的怀抱。

谢冰莹一到上海,便发生了“—·二八”淞沪战争。她参加了著作者抗敌协会,白天参加医院组织的救护队工作,晚上写稿,编辑周刊《妇女之光》。她还动员了三百多个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这时期,她认识了女作家白薇、诗人柳亚子和林庚白。刊物被法国帝国主义强行停刊后,她满怀失望飘流到福建,在厦门中学和天真纯洁的青少年在一起,她说:“教书的确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喜欢帮助他们研究文艺的工作”,上课时他们是师生,下了课便是好朋友。

谢冰莹像一个喜欢播种的园丁,帮助学生为《厦门日报》编辑文艺周刊《曙光》,还和谢文炳、方玮德、郭莽西、游介眉创办了《灯塔》月刊,那是厦门唯一的文学刊物,是沙漠中绽放的一支灿烂的花朵,但只出了两期便被迫停刊。

她喜欢厦门,那海,那浪,那纯洁的孩子,但环境压迫她,使她又像失落在虎狼群中的羔羊一样,随时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当时和现在都一直有人认为她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任妇女部长,还说她是社会民主党。她虽然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员有联系,他们也曾邀请她去工作,但确实和这个“政府”没有关系。她说:“我是个爱好自由的人,我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意卷入任何政治漩涡,更看不起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官僚政治家和那些今天拥护甲派,明天打倒乙派的投机革命家。”经过几年的政治动乱和生活的磨难,使她逐渐形成了只是凭着正义感和良心去生活去写作的人生观。说到这之前的生活时,她曾讲:“在上海时,曾为了左翼的问题,闹得天花乱坠。报纸杂志上只看到一些我打倒你,你打倒我的内战文字,而没有看到他们放弃共同为国家为民族前途努力的文章,我悲哀,我痛苦,我只有低下头来悄悄地叹息,我始终没有加入过他们的阵线,没有被任何人利用写过一个字的帮闲文章。”这是她对左联成立后上海文坛的看法,她觉得“内战”是不应该的,而应—致对外。

尽管她在福建仅仅是个中学教员,但“妇女部长”的头衔却在当权者的档案里备了案。她必须悄悄逃走。回到上海,就在《申报》上看到包括她在内的通缉名单。柳亚子劝她回故乡躲一躲,于是她到了长沙,住在妙高峰青山祠里,应赵家壁之约,整天闭门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就是那时完成的。

女兵自传的写作完全是被动的。当时正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中国文学丛书的赵家壁很欣赏她的文章,一再写信要她赶快写完一部书交他出版,书名也已拟好,叫做《一个女兵的自传》,并限她三个月之内完成。“我当时真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我那时一来为了想筹备旅费重渡东瀛,完成我的学业;二来借写作可以减少一点精神上的苦闷,于是就勉强答应下来。我先拟定了几十个小题目,准备每个题目,最少写一千字以上,最多不要超过三千。那时候,我还没有养成写作的习惯,完全随着兴之所至,有时一连写三天三夜也不想睡觉;有时一连十来天也不动笔,所谓一曝十寒,正是我那时的写照。”

女兵自传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深受读者的欢迎,但直到她从日本回来才交了上卷,1936年3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女兵自传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在谈怎样写《女兵自传》时说:“当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要百分之百地忠实,一句假话也不写,完全根据事实,不渲染,不夸张,只有绝对忠实,才有价值,才不骗取读者的热情。”

在她写作的作品中,最使她伤心、痛苦的就是写《女兵自传》。她说:“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记得写上卷的时候,里面有好几处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写,一面笑,自己仿佛成了疯子;可是轮到写中卷时,里面没欢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写的时候,我不知流了多少泪,好几次泪水把字冲洗净了,一连改写三四次都不成功,于是索性把笔放下,等到大哭一场之后再来重写。”

对于写作她是很严肃认真的。她喜欢把故事里面的情节和人物,翻来覆去地思索,直到打好腹稿,许多对话能朗诵出来,这才开始动笔。她说她要学习托尔斯泰一连把《战争与和平》修改七次的精神,《女兵自传》她改了五遍。

由于生活的沉闷和对读书的渴望,谢冰莹不顾一切,又于1935年第二次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文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当时她有一个计划:“再努力读三年日文,然后把歌德、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几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全部杰作,介绍到中国来”。

1936年4月12日,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用血淋淋的屠刀雕刻她的记忆的日子,是到死都不会忘记的。那天晚上,她刚补习日文回来,就被侦探抓到目黑区警察署去了。她被捕的原因是:当日本侦探三次问她去不去欢迎朝日的溥仪时,她不但不去,而且反对。谢冰莹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到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为了爱国,她蹲了三个星期的日本监狱,受尽了侮辱和痛苦,敌人用饭碗粗的圆柱子打她的头(致使她留下永久的头痛症),用四楞竹棍几乎压断手的骨节,使她昏迷过去。当时日本的每家报纸都发了消息,上海的报纸也说谢冰莹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分子”。后来柳亚子拍了电报,催促当时的驻日本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保释,另外,也由于日本朋友的同情、帮助,才逃出虎口,回到祖国。但那些写了八年,从未间断过一天的日记和许多珍贵照片及原稿,通通被日本军阀没收。她那本《在日本狱中》,对她坐牢的生活,对祖国的感情、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都有着详细的描述。

回到祖国后,她没有在上海多呆,便取道香港到了桂林,不久便到南宁高中教语文,编辑《广西妇女》周刊,还整理了十多篇散文辑为《湖南的风》由北新书局出版。

从1930年起,谢冰莹与鲁迅有书信往还。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这一噩耗,使病中的谢冰莹痛苦万分,当即抱病草书祭文《纪念鲁迅先生》,并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文章:

像午夜里爆发了一颗炸弹似的,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

使每一个景仰他、崇拜他的人怔住了!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到了最猖獗,中华民族的生

命危在旦夕,劳苦大众处于万重压迫之下的非常时候,一生为真

理,为正义,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奋斗的鲁迅先生,不幸因肺

痨而与世长辞了!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是

全世界新兴文化领域里的一个莫大的损失!

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为了要镇压劳

苦大众的反封建反帝运动,不惜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毒辣的手段

来压迫他们,屠杀他们;拿着一支笔,努力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丑

恶,指示新社会的光明与幸福,描写被压迫人类生活的惨苦的一

切思想前进的作家,都有举步荆棘之感。我们伟大的鲁迅先生,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始终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与万恶的旧社

会奋斗……在他的文章里,从来找不出“消极”“幻灭”的字眼,他

的思想始终是一贯的反帝反封建,一直到他临死的前两天,他还

是那样倔强,那样抱病校稿,撰文,计划着要印的书籍。

鲁迅先生,你是尽了你的责任而过早永远的休息去了,一切

敌人们将不知要怎样高兴,因为现在又少了一个领导青年大众

的“叛徒”了。但是,成千成万的勇敢前进的文化工作者,正在继

续着你未完的工作,正在猛烈地和敌人们斗争,只这一点,你是

可以在九泉之下感着安慰的。

永存在我们心坎里的悲哀,是描写不出的,真正的纪念你,

惟有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

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

虽然,谢冰莹不愿介入文化界的矛盾和斗争,但她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溢于言表。从这篇祭文中,我们又可窥见谢冰莹的人格。

1937年,当她正在南岳衡山半山亭疗养的时候,卢沟桥上抗战的炮声把她从病床上赶到了前线。她母亲病故不久,父亲又患重病,但她顾不得感情的创伤和亲情的挽留,心,扑向了战火,她毅然告别家乡,永别了父亲,奔向战场。她说:“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也是北伐以后第一次痛快的生活。”大革命时代的青春活力,又在这位“女兵”心头生长起来,她,还是那位“女兵”!

谢冰莹来到长沙,立即发动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四天内便成立了一切都是自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对她的行动,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还骂她们无用,说女人是不能上前线的。但由她负责的妇战团还是抢先上了前线。她举着鲜红的团旗,她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告别了长沙,许多人都流着热泪为这群热血沸腾的女青年送行,其中也有孙伏园先生。

这是谢冰莹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她说:“真的,我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她一直认为那是最值得回忆最有价值的既艰苦又悲壮的人生!

在战场上,她始终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她们虽然没有同敌人直接拚命,但为“受伤的战士洗伤口、敷药、绷扎、倒开水、喂饭、用温柔的语言安慰他们,用激昂慷慨的话鼓励他们,为他们写家书,寻找旧衣服给他们御寒,送书报给他们看,讲述时事给他们听……”,她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着,战斗着,她们睡的是潮湿的地铺,喝的是泥沟里的污水……生活是苦的,但谁也不说苦,谁也不怕苦。

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东西、长江南北,跑遍了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也曾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习惯后方的生活,于是又奔向徐州;台儿庄大捷中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使她兴高采烈。这时期她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后来在广西出版了一本《五战区巡礼》。在欢乐与痛苦、光荣和侮辱、血泪与火交炽的战时生活里,她凭着自己的勇气,“冲破了黑暗”,“斩断了枷锁”,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她回忆说:“我没有一天停止过我的工作,虽然我个人是胜利了,一步步接近了光明、幸福。但回顾整个的国家仍然在被敌人侵略着,全中国的妇女还在过着被压迫、被轻视、被歧视的生活,我不能放弃我的责任,仍然要向着人类的公敌进攻;总之一句话,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

1939年初,她不顾国立编译馆黄维特的反对,不在后方作“太太”,坚决到前方。到重庆,她在报上发表消息,动员民众一致挽救民族的危亡,组织妇女上前线为伤员服务。谢冰莹4月5日到宜昌,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她为九十四军作讲演,疾呼救亡图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在那里,她组办救护人员训练班,第一次认识在基督教全国总会任训练主任的贾伊箴,冒着敌机的狂轰乱炸到前线视察,同诗人臧克家讨论战时文学问题。后来她又在老河口组织了一个训练团,全身心地投入抗战。她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材料,并及时地写成文章,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千百万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她说:“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忆的,常常把稿子带到厨房去看,左手抱着孩子,右手写文章……”《黄河》是当时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仅有的大型纯文艺刊物,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颇多贡献,不少撰稿人后来都是知名作家。这期间,她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后者是在华山三元洞写成的。写作是需要环境来配合心情的,但在景色幽美的华山来写狱中生活,太不调和。但她到华山的目的不是游山,而是写作,如果把用生命换来的宝贵材料永远埋在脑子里,是对不起一个作家的良心的。她在《樱花开的时候》一文中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只怕动手,一动手,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自从那晚下了决心以后,我便开始拟小题目,一共写了二十三个……”,“我对于写作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只要一动笔写文章,我全副的精神都要集中在情节上,我没有心思来做别的事,甚至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也并不高兴。……我要使全部的情感沉浸在回忆里,使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像电影似的在我眼前演放;因此我在两个星期里,决不和孩子玩,我只等他们一出去,马上把门关上,同时用蓝布把窗户遮住,只露出四分之一的窗口,使光线暗淡得像狱中一般。在这样的布景和气氛下,我写得很快,精神贯注,一气写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更是我写作的理想时间……在豆大的菜油灯下,许多小青虫来扑向灯光,起初它们飞得很高,慢慢地它们又受了创伤,翅膀被火烧得支支作响;但它们并不灰心,仍然再接再厉地挣扎着,奋勇地向前猛扑;最后,它们的小生命都被牺牲了,后来者又踏着它们的尸体前进……”谢冰莹看到这些小小的无名英雄,就想起在受难的狱中,她觉得她也像这些小虫子一样,以必死的决心,在忍受一切敌人所加于的残害。她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作《在日本狱中》,脑子里不论白天晚上,时刻回忆着狱中生活:“例如看守,犯人,和我同室住的良子,吉子,以及法官,翻译,大鸟公寓的管理人……他们一齐来到我的脑海里;我有时痛恨,有时伤心,有时我从门缝里望望隔壁,看见一些来游山的客人,在那儿有说有笑的,我就讨厌他们!我恨他们的谈话影响了我的写作,于是我在这边故意用拳头把桌子捶得砰砰响,大声地学着日本警察的口气骂着:‘马鹿野郎!’(‘混蛋’之意)由于我骂别人,而联想到日本警察骂我,打我,以及我当时的心境。……在这个时候,不论什么人,他如果妨碍我的工作我就把他当做敌人一般看待。”

她埋头写了十天,精神渐渐不能支持,头晕,眼睛模糊,腰背痛,但是《华北新闻》催稿付印,于是又恢复了夜以继日的写作,发誓“一定要把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材料写出来告诉全中国的同胞”。她在脑子里又坐了一次监狱。当她写完《在日本狱中》最后一个字,竟兴奋得一夜没睡。这部书,也已由日本名作家鱼返善雄译成日文出版。她说:“我坐监牢的罪没有白受,我终于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我们的国家,也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至于个人的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1943年夏,谢冰莹离西安去成都,在制革学校任教。抗战胜利,她兴奋地赴汉口任《和平日报》(原《扫荡报》)及《华中日报》副刊主编,还创办了幼幼托儿所。她爱孩子的天真纯洁,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志愿便是这时萌发的。1946年,自己借资出版《一个女兵的自传》(中卷)。1948年初,谢冰莹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新文艺习作”,同时在北平复刊《黄河》月刊,仍任主编,贾伊箴在北京大学任秘书兼化学系教授。她回忆说:“那年夏天,我想到沈阳寻找写作素材,但到了山海关就走不动了,因为有十几里的铁路被毁掉了。山海关到处住的都是阿兵哥。他们看见我就说:‘哎,女同志,这里有个空,来睡吧!’有时没有办法,我只好睡在他们当中,不过一切风平浪静,没有出事。我那时想,如果他们有不轨行为——我不会客气的,我可以打,可以叫,可以骂,因为我是战士!从山海关回北平,住在同乡刘克定家里,这时远在台湾的梁舒先生来信说,台湾省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要聘我去当教授。于是我便积极筹划赴台之事。但明达(即贾伊箴)反对,他说我太好动,刚从汉口到北平,又想去台湾。不过他还是顺从了我。我是从上海走的。在上海,我和小女儿莉莉住在赵清阁家里。她是一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处处善待朋友,诚恳之至。8月下旬离开上海,我带莉莉先到台湾,住台北和平东路二段——四巷十八号,明达和两个儿子暂留北平,之后不久,也到了台湾……”一晃几十年,至今流落海外,真是感慨系之;听起来像个梦,像个长梦,也像个短梦,人生难道真是个梦吗?

谢冰莹不信鬼神,但后来她还是真的皈依了佛教,于1956年拜师父,并取“慈莹’为法名,似乎从此无人无我,无智无得。

她为什么信佛?故事是:1954年,她为台湾《读书杂志》写连载长篇小说《红豆》,当写到第三期时,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要求主编暂停,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写不出,她已心灰意懒,要求干脆停掉算了,但主编和读者都不答应。这时,她突然想到: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何不求她帮忙?于是当晚就提着小箱子到庙里去住,向菩萨叩拜后,往书桌前一坐,随之文思如泉,当夜就写了五千多字。她在庙里只住了几天,就把长篇小说完成了,如期刊出。其实,作品的产生并不是佛的法力,她那些苦苦写不出的日日夜夜,正是她开掘文思之泉的过程,而到她上庙来写作时,已是水到渠成之势了。这一点,她也清楚,她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则是她中年以后对宗教看法的注脚。但自此,她便信了佛,在家里供奉了观世音菩萨像,每天必顶礼膜拜,桌卜的白银小塔里,还放着从印度来的三颗舍利子。之后,她曾改写佛经故事,出版了《仁慈的鹿王》和《善光公主》两本书。

谢冰莹在台湾一直从事教学,但她的创作很旺盛,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五十年代,曾先后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讲学三年,在台湾出版了《菲岛游记》、《冰莹游记》、《马来亚游记》、《海天漫游》和以菲律宾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碧瑶之恋》。六十年代,她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

1972年8月,谢冰莹乘船到美国探望久别的儿女和朋友。她爱自然,爱山更爱海,对于海的恋情是从青年时代就种在心里的。她已多年不乘船了,这一次,她觉得那浪中的船,像海鸥一样,给了她许多写作的灵感。但是有一天,巨大的风浪使船身突然倾斜,她摔倒了,右大腿骨折,使她几乎昏了过去。在没有医生治疗、无药止疼的大海上,她以惊人的意志,忍受了二十多天的痛苦。船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马上就进医院开刀,大腿肌肉里被放进一截不锈钢支架来代替已经粉碎了的骨头。在美国治腿的一年间,她没停笔,仍为台湾《小朋友》月刊的《海外小读者》专栏每月写一篇文章,把美国的风土人情,介绍给小朋友。

1973年,她回到台湾,又经五位骨科名医会诊,进行了有效的理疗,在一个四只脚的不锈钢拐杖的帮助下,经过苦练,学会了走路,她风趣地说:“我一生学过两次走路”。

由于腿的原因,迫使她从任教二十多年的台湾师范大学(原台湾师范学院)退休,1974年又到美国,同丈夫贾伊箴住在旧金山,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每天6点起床,吃完早点便上楼念经,作运动;7点40分柱着拐杖搭公共汽车去中国城的一所英文学校学英语,然后买菜,下午阅读报纸、杂志和朋友来信……但她还不能习惯美国的生活。

谢冰莹是一位不甘寂寞、从不愿闲静下来的人。退休后,她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还要继续写《女兵自传》、“五四”以来的作家印象记,还要为小读者写一两本佛经故事。

在近七十年创作生涯中,谢冰莹在文坛上不停地耕耘,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至今共出版了散文集《从军日记》、《麓山集》、《我的学生生活》、《军中随笔》、《湖南的风》、《抗战文选集》、《生日》、《冰莹创作选》、《爱晚亭》、《绿窗寄语》、《故乡》、《作家印象记》、《梦里的微笑》、《生命的光辉》、们日金山的雾》、《观音莲》、《抗战日记入《新生集》、《冰莹杂文集》、《我在日本》、《作家与作家》,短篇小说集《前路》、《血流》、《伟大的女性》、《梅子姑娘》、《姊姊》、《圣洁的灵魂》、《雾》、《谢冰莹自选集》,长篇小说《青年王国材》、《红豆》、《碧瑶之恋》,中篇小说《离婚》、《空谷幽兰》、《在烽火中》,长篇传记《一个女兵的自传》(后改为《女兵自传》)、《女兵十年》、《我的少年时代》,报告文学《在火线上》、《战士的手》、《第五战区巡礼》、《新从军日记》、《在日本狱中》,儿童文学《爱的故事》、《动物的故事》、《太子历险记》、《仁慈的鹿王》、〈给小读者》、《南京与北平》、《小冬流浪记》、《林琳》、《善光公主》、《旧日金山的四宝》、《小读者与我》,游记《冰莹游记》、《菲岛游记》、《马来亚游记》、《海天漫游》,另有书信《青年书信》、《写给青年作家的信》、《冰节书柬》、《给青年朋友的信》(上、下)和论文集《我怎样写作》、《我的回忆》、《文学欣赏》、《谢冰莹散文选集》(1992年,百花出版社)等及一些选集,计七十余种。《一个女兵的自传》出了十九版之多,1985年和199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和中国华侨出版社又各出一版,并被译成英、日、法、韩等国文字,此书是研究她的生平、创作和思想的重要著作。另外,台湾三民书局还要出版她的全集。

谢冰莹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多产作家,正像一位辛勤的农夫,她洒下的汗滴已在金色的秋天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到了晚年,虽然有视力衰退、两耳重听、记忆力不好、牙疼等老年病折磨她,但她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因此被人称为“不老的女兵”。她说:“我只希望做一个平凡的渺小的人,只愿用整个的心力贡献给文学,读者的眼泪便是我的收获!读者的同情,就是我的财产——我的无价之宝!”

“文如其人”一说,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作家,但用它来形容谢冰莹却是合适的。她的文风,一如其人,热情而奔放。她自己在《平凡的半生》里也说:“‘文如其人’这句话,我想大概是对的。我为人处世只有三个字‘直’、‘真’、‘诚’,写文章也是如此。”有人说:“她的散文没有一处是矫揉造作咬文嚼字的,也没有一处是吮笔儒墨刻意经营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就好像树叶长在树枝上一样;一切都是那样朴素,你很难找到特别绚烂的词句;一切都是那么坦荡,清澈可爱,一览无遗!如果说冰心的散文以柔见长,那么冰莹的则以柔中带刚取胜,它清新流利、活泼动人,没有一点儿女气。”(《谢冰莹选集·前言》)她的小说,有点散文化,有人说这是“结构散漫”的毛病。她的小说取材,“大多数是在许多典型人物身上找到的真实故事”,写作时,又“总是把书中人物当做自己,往往写到不幸的遭遇,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高度的真实,强烈的感情色彩,细腻的刻划,构成了她的小说的感人力量,也弥补了结构上“散漫”的毛病。

谢冰莹曾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品,每一个时代的作品取材和思想,也必定和其他时代不同。尽管写作要靠天分,后天的努力也是不可少的。我觉得年轻作家应该多读点书,当然,无论那一位作家都是应该多看书的。我希望年轻人不要盲目的反抗传统,艺术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别,它不像科学是日新月异的。文学的路子很多,最好不要有老作家、新作家之分。”这些话,对青年作家来说,是颇有禅益的。

1993年我在旧金山访问谢冰莹时曾提了两个关于创作方面的问题:

您走上创作道路是受家庭、作家影响,还是受生活启发或自

身追求?她回答道:

从事创作是我个人的兴趣和追求,当然也受父母的影响,尤

其受我大哥的影响。我有话,是非说出来不可!要说话就得写作。我又问:

您的艺术信仰和艺术风格是什么?她又回答:

现实主义!我的作品主要是纪实的。日记、传记文学当然必

须完全真,就是小说也都有真实的模子。

命运的鞭子总是将她在人生的风雨中驱来赶去。但是她是生活的强者,在穷困面前,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在敌人面前,她都没有倒下,没有屈服。她走了多少路,便爬了多少格子,写了多少文章。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她的作品就是她自己——她的血肉,她的人格,她的精神,她的光辉。苦难是智慧的磨刀石。是苦难使她成长起来,坚强起来,成了“女兵”。她回忆说,《从军日记》出版后,“不知不觉地我走上了这条有快乐也有痛苦的写作之路,我仿佛做了一个梦,我绝不承认我有什么写作天才,我是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也是个头脑最简单的人,生来洁身自好,不慕名利,与世无争,能吃苦,如果问我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能吃苦,不怕穷,不论做什么事,但顾耕耘,不问收获;不肯向现实低头,有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再干的勇气。我想这是先父母给我的好遗传,也是军校受训给我的影响,假如不是参加北伐,找不会了解社会如此复杂,民间如此疾苦,革命如此重要,忠实的民众和热情的男女青年是这么可爱的。……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梦,从发表《从军日记》到现在……,我还在写作的梦里没有醒来,我很想丢下笔,再也不干填方格子的工作,但是朋友们不饶我,他们要逼着我写,读者也不让我休息,那么,我只好继续地写吧。”

谢冰莹与故乡的读者断了五十多年的音讯,但海峡的波涛知道,太平洋的风浪知道:作者的心和读者的感情是相通的……作者身在海外,神在故国,她写过不少感人的怀念家乡的散文。她在《还乡梦》的结尾时写道:

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梦,不管它是梦

还是现实,我都愿意回去,永远投在故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

芳。

可爱的故乡呀,我永远记着你四季如画的风光!

1995年1月1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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