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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这部书稿终于完成时,我并没有松一口气,因为我不知读者将会怎样评判。我急切地期待这本书的尽早问世,希望拥有众多的读者,希望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能宽厚地接受它,喜欢它。

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对我来说更是如此。一是我长期勤于动口,而疏于动笔,写作不是长项;二是我不可能有一段宁静而无事的时间,一天都没有。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完成本书,多亏了几位朋友的鼓励与鞭策。

第一位当属姜丰,曾在新加坡获辩星称誉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姜丰分配到电视台工作,又与我同在一个部门,我们是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今年初,她送给我一本书《温柔尘缘》,并题字要我留念与指正。这使我受到了一次冲击与震动。像姜丰一样年轻的作者我见过,比她出书多的同龄人也见过,文采与学识超过她的同龄人也并非凤毛麒角。姜丰和我在同一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位小姑娘天天上班而已,但她能成书并已发行,使我自愧弗如,颇感汗颜。尤其是她的一句话:“您为什么不写本书呢”,至今犹在耳旁。我读过不少书,也萌生过写作的愿望,但一直觉得那得将来的事。岁月不饶人,没有姜丰这样一位近在咫尺的榜样的提醒,我还有可能一拖再拖,也可能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毕竟不是人人都留下一本书呵。

正当我决意动笔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陈军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一部书稿,我当时几乎不知道写25万字的一本书,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姑且不论水准如何,就一口答应下来。我接到他的电话是3月份,他希望我8月份交稿,我说,没问题,我认为这正是机缘凑巧。答应交稿是一句诺言,也就成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与自己内心的责任感,这对于督促自己写作是有好处的。年初,由于《人与自然》这一栏目已步人正轨,其他节目我可接可不接,预计时间会有的。却没料想非计划的工作竟接二连三地落在身上,我身为中央电视台的员工,无可推脱,节目一个接上一个,出差一次跟着一次。完成份内工作已感力不从心,这25万字的书稿怎么办,直到5月份,我才写了几万字。我不是专业作家,就算有一段写作时间也不见得能得心应手,一如所愿,何况还没有时间。这时,陈军左一个电话右一次电话,并亲自来京催我的稿件,使我不能像以往一样,答应了几家出版社试试看,最后以忙以借口,不了了之。我要感谢他,如果不是陈军以不屈不挠的态度来催促我,这本书年内可否完篇,天晓得。

第三位要感谢的是山东济宁电视台对外部主任周长行。他是《大京九》摄制组的编辑之一,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们相识并有机会接触与交往,当他听说我要出书感到困难颇多时,就主动抽出时间帮我,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鼓励。我曾在出差途中、车上、路上、住宿地、拍摄空暇与他漫谈构想,他则用录音机录下,并请人整理。虽说那整理出来的录音记录不可能当成书稿,但这不断的谈话,谈的又是写书的内容,把我引人了一个创作的意境。他是第一位以热情和溢美之词来肯定我的读者,当一些文字我自己还并无把握拿给他看时,他已真心地喝起彩来,好,妙。没有这近在身边的鼓励,也不可能使我打起精神,增强信心。

阵军在后面推,长行在前面拽,小姜丰在一旁一路小跑,她的又一部书就要问世,我比她多吃了这么多年饭,再不努力何以心安。

我是长期以来以自己的声音和形象进行创作的人。主持人在当今也算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工作了,我热爱我的本职工作,也已经尽力而为。但我一直认为,迄今为止在各种文化载体中,仍只有印刷文化,才是最正宗、最到位、最隽永的诸多形式中的上品。唯有读书高,当然,也唯表写作高,即使在美国新闻界,也认定写作是一名记者的最重要的基本功。然而,我长期以来,却完全忽略了对于写作的修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信不谬也。

任何专业要想做好,除了本人的全力以赴,认真投入外,都必须具备本专业的从业素质。我爱读书,也很钦佩羡慕下笔万言、文采飞扬的文人作者,也曾萌生过何妨一试的念头,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条古训,我未执行,竟久而久之望高山而仰止,束缚了自己的情思与手脚。自责也无济于事,还是本身缺少才力,正如人人在听了帕瓦罗蒂那充满华采、响遏行云的歌声,振奋之余,也被感染得想一展歌喉,但又怎敢走上台去出乖献丑呢?基本这一点,我倒是又宽宥了自己的以往。

不得不承认,写作对我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我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现在能使我有信心去完成此书,除了朋友们的鼓励之外,我认为我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也是我的优势与动力。天赐良机,让我从年轻时起就从事了当代最有发展前景,伴随科技进步,日臻完美的电视事业。在这个时代的信息漩涡里,我在三十多年的时光中,接触了那么多常人所难以接触到的事,接触与认识了那么多的各行各业的人,半个多世纪为世人所熟知的人与事,我都有机会、有条件和有幸接近;再加上我本人的坎坷、感悟,因而有那么多说不尽的话题和道不完的情愫,我自己也实在觉得有责任与有义务把这一切诉诸笔端,给我的后代留下一点线索。如果他们愿意了解以往,那就从一个普通的典型人物身上发掘,这或许应了越具备典型性就越具备普遍性的道理。

因此,本书只能算做我写作的一个开端,我不想就此打住。我将继续写下去,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适于写作的时间。万事开头难,对于我来说,这次写书的最大困难还是缺少时间,这本书是我从睡眠里挤出来的时间完成的,这不仅是一种信誉的约束,也是对自己以往荒疏的惩罚。

这本书每天的写作时间是晚上10点之后至第二天凌晨2时许,因为白天几乎不可能坐下来铺纸。写作对我来说是苦差事,但我也上了瘾,恕我大言,才刚写这么几个字就说上瘾。不过,每当夜深人静,回首往事,我就进人一种无怨无悔的亲切与欣慰的心情之中,我仿佛自言自语,给自己讲故事,也像是对我的友人,对我的同龄人诉说衷肠。在人类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经历了那么多曾难于承受的风浪和事件,在软弱的心灵上,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震响。至今,我仍是一个弱者,看见人家吵架也会心慌无措,我正是以这种心境把发生过的事,和接触过的人以及我的感悟,诉诸笔端。在出差的路上、在飞机上、在旅店中,我愿与世无争地一个人坐在一小块地方进人自己的天地。今年8月,该是我交稿的日期,我却必须去俄罗斯与波兰采访。一天奔波,晚饭之后,我早早回到房间,伏在灯下不停地写,我足不出户,失去了与同行伙伴漫步异国街头,一睹夜幕下那神奇街景的机会,却在回味东方那生我养我的那方热士中过去所发生的事。我有时真想上街逛逛,但一诺千金,古人能做到的,我辈又怎能轻诺无信呢。于是,我在寂静的异国他乡的旅店房中,一字一字写下去。

关于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一篇文章《正气辈歌》,计有六千多字,就开始于莫斯科,完成于华沙。《半师半友书画缘》写于空中8小时飞行中,《那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写于波兰古城。我把刚写成的稿子给我的伙伴看,有时念给他们听。辛少英看着我写的干校生活的那一篇,独自咯咯笑了起来,她问我,真是那样吗?我几乎不知应该怎么回答她,往事不但对于3O岁左右的人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也恍如身在梦中,我没有“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在丘失明、孙子膑脚”的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我的所谓坎坷,几乎是我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写自己的感受就不可能不提及往事,没有往事,又怎会有这本书。我写东西,都是源自我的记忆,我引用的别人的话或者读过的书中的引文,也都凭记忆。于是,我尽量让它准确,把握不住的,只好割舍。即使如此,也难免会有一些事和引文失去准确,这就难为了编辑阵军。后期编辑中,他会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的故事,他无法核查了,我的引文,要劳他去翻书。如有疏漏那责任在我,在我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想引用又不准确,这就是我文章的不够严谨的缺陷。但对于往事情境的记忆疏忽,不是我个人所能避免的,尽管人的大脑应当记住与储存比现在更多的信息,可是我们每年每月、每时每刻所接触的信息,有的我们自己就把它清洗了,就像消磁一样,再回忆可就难了,不消磁也不可能都那么准确。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位美国教授在给一班学法律的学生上课时,然一个匪徒持枪冲出教室,一会儿又莫明其妙地消失了,这是教授安排的一场戏。事后,教授立刻询问目睹匪徒的学生,让他们描述出匪徒的外貌特征,穿着打扮。这些学法律的学生,尽量仔细地回忆与描述,可笑的是十个人描述成十种样子,连衣服的颜色都记得不一样。可见,人脑很难像仪器的记录那样准确,仪器也有失误和误差,何况人的记忆。好在我与的是感受与回味,事情的细节就不能拘泥了,这也是告诉读者的心里话。

我要感谢梁晓声,他十分热情答应为本书写序。从今年我打算写书开始,我就想找到他,跟他聊聊,求得他的帮助。但电话打了几十次,都没人接,我一直奇怪晓声何以深人生活或请创作假用这么长时间。当我终于找到他时,本书已经脱稿,惜未能听取或采纳他的意见,但晓声在电话中,爽快答应:“我写序。”

我和晓声相识多年,但过从不甚密切,原因是大家都忙,我和他在很多方面心意相通。这大约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城市胡同里长大的缘故,我在北京,他在哈尔滨。他曾下乡去兵团,我下放去干校,大体经历相仿。因此,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晓声答应为我写序,使我很高兴。

我还约了姜丰为我写序,她也很仗义地为我写成。她说,这是非同一般的选择,按常规,写序要找长辈或成就比自己高的人。我非自傲,我只想找朋友与知音者,有感而发地为我的书写序,周长行也写了一篇。我感谢他们的盛情,我觉得这就很完美了。出版社也可能出于他们的考虑,把姜、周二位的序当成跋,但我想,无论放在开头或结束,都是序,都是对我的鼓舞,都使我感到温暖,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不敢称好汉,却希望多一些人相帮。

我在去年读一本杂志时,看到一篇非常感兴趣的文章。可惜当我想剪下来时,找不到了。那是一位外国人发表的他父亲给他的40条做人的忠告。父亲对儿子说,自己没有财产留下,只有这些做人的道理,儿子在发表父亲的遗训时,情不自禁地觉得父亲对他恩重如山。这40条遗训,我看了也颇受教益。记不得全文,只记几条;要儿子奋斗,靠自己奋斗,要儿子有成,专一的有成,要儿子有了钱做一些慈善事业,要儿子当心出卖你的人就在你身边。其中还有一条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会有人真诚帮你。”这句话,给我刺激很大。这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颇费周详。我想译者可能把“以为”二字译得有点走味,如果把“以为”改为“指望”就更准确,人生在世,没有人帮是不成的。但时时事事处处都指望或依赖别人帮也是不成的,那是对自己而言。实际上,济困扶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在自己一生大部分时光中,都先后得到许多朋友帮助,这次出书,还是有这么多朋友相助,这个世界上好人、好心人、善良人是大多数。因此,我仍旧依赖与指望别人的真诚。不然,我怎么会有今天这点小小成绩。

前几年,有的人访效好莱坞的一位演员的做法。据说,这位好莱坞影星在领奥斯卡奖时,有人问其感想,这位影星说,此奖非我莫属。于是,连一些小报记者也跟着起哄:你瞧人家,咱们中国人太虚伪,假客气,自卑心理,你瞧人家……就应该那样才对。

可怜的同胞呀,你太无知、太可怜、太可气了。这样的偶然出现的表态,在美国也会被认为是精神病。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一直崇尚廉虚与谨慎。谦虚不仅属于东方,西方也是一样的。

当然,这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狂人与小人各国都有,有大志而口出大言都各国也有。韩信曾扬言领兵多多益善,并非狂言大语,而是大将风度,那是语言与内心,言语与行动相匹配的,怕的是不知天高地厚,一味自我膨胀。

前不久,我在深圳看卫星电视,正赶上一个内容是美国颁发艾美奖的节目,那场面与盛况不比奥斯卡颁奖仪式逊色。大多是喜剧片与喜剧演员获奖。令我耳目一新的是,几乎每一位获奖者走上领奖台时,都毫无例外地列举编剧、导演、摄影、音乐、服装、灯光、音响、化妆、美工的名字和功劳,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帮助,毫无例外地赞美竞争对手。获奖者几乎人人都这么发言,“这次评奖强手如林,之所以我是幸运者,实属更得观众偏爱”。其中一位获奖者,是从衣袋中拿出一份名单,逐一感谢每一位协助他工作与成功的人,生怕遗漏。

我不过写了本书,并非佳作,更未获奖。但出于我自己的重视与珍爱,仍情不自禁地感谢帮助过我的诸位,其中还包含帮我打印稿件的我还不曾认识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也会延误交稿日期。

书的内容大部分是自己所有过的经历,在经历之中,有许多人是作为我的描述对象,有许多经历失却了他们就失去了价值与色彩。还有一些令我过去难堪与屈辱的经历,当时,找曾有过怨恨,我对那些陷我于不幸处境的人极端反感,但随着时光推移,或者说随着我事业的稍许成功,渐渐把原来的不快冲淡了。我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我也是一个不会样样都报之以牙眼的人。对一件人为造成的不愉快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像挨了一鞭子的马,一个劲往前跑,不要在原地打做一团。我这么多年就是把别人有意无意对我造成的伤害,化成一股哀兵心态,一个劲只管往前冲,化愤懑为动力,这也是我的人生哲学中的一个章节。

何况往事,亲切的更亲切、不愉快的既然过去也转为珍贵的回味;更何况站在多方视象,看过来想过去,很多人做很多事,哪怕是错事,也不会是一种残忍的恶人心理,那是那个时间、那个环境、那种思潮造成的,也不能单怪一个人。至于小丑一样的恶人恶事,相信他自会有报应。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几乎是一种规律。因为一个恶人绝不会单单欺侮你一个人,仅是你个人对头,否则不是恶人。要是他人人都欺侮,必然有人会越众而出,他必然会在人人喊打的过程中,惨遭覆灭。

我到此刻,真的不但原谅了造成我挫折与痛苦的人,而且还有感谢之心,没有他们,就没有那难堪的经历,没有曲折的人生,生活就过于单调,而单调的生活不可能产生震撼人心之作。幸亏我有了一点,平庸生活中的小小反差,使我的经历稍有曲折,使我的心灵曾蒙阴影,在这样的时光中,我才对人生,对自己的今后有了更多的思考。所以在此,在书的结尾处,我要向这几位我不知他们现在何方的人,表示我的感激。同样,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丰富的人生,没有值得回味的人生之路,就不会有本书。

谢谢,谢谢您的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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