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奉献 　　我1949年离开大陆，到1980年再旧地重游，回到我的出生地北京市。30年代， 我们生活在北京，对北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小的时候，夏天经常到青岛去避 暑，这些几时的回忆，至今仍让我心潮激荡。 　　自从1980年回到祖国来以后，我每一年都回来很多次，各方面邀请的也很多。 比如说海南岛，我们建议中国政府把海南开发起来，因为我觉得台湾是第一宝岛， 海南是第二宝岛。所以我们免费设计了海南岛凤凰机场搞机场不但不会赚钱，还要 花很多心力，并且要有专业，我们就找专家进行设计。国家对我们很重视，我们不 是来中国赚钱，我们是为祖国做事情的。其他人来做进出口贸易什么的，我们一样 也没有做，我们都是义务奉献。 　　李鹏先生1984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就三峡工程问题和美国的有关方面签订技术 协定，准备中美合作事宜。我们请匡本先生去三峡考察。他写了很长的报告，认为 三峡工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能上马，又是移动人口又是经费什么的，问题大多， 应该缓一下。中国政府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还是缓了一下。后来因为水灾的问题， 三峡工程就被提上来了。上海开发、特区建设，以及民航局建设，我们都有很多建 议。我们说交通搞不好，四个现代化怎么实现？所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搞好交 通运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 　　我在美国30多年了，各方面的人都很熟。我现在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能为 我的祖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心甘情愿。尤其是里根时代，凡是中国的事情 ，他们多半都去问我。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得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都有 好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尽力促进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时，邓小 平、杨尚昆、李先念等领导人访问美国，我都参与的。 　　“北京风波”以后，我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带台湾、香港的两个代表团到大陆 来进行投资访问，当时台湾方面就有好多人骂我，可是我不反应。好多人就说你为 什么不反应啊？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切由时间来验证好了，因为当时尽管有好多人 反对我，但也有不少人赞成我，李登辉先生就赞成我，但是他不讲。现在大家都感 激我了，可是在当时，有两个人跟我们回去以后就被台湾当局扣留了，台湾当局警 告他们一年内不许离开台湾。北京方面对我们的大陆投资访问团很重视，安排我们 住钓鱼台18号总统楼。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我开这个路大家不敢 走。所以有时候做事要有点勇气，有了勇气以后呢，还要眼光看得远一点，并且没 有私心，正所谓“无欲刚刚”。 　　当时的投资访问团副团长朱伯舜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书――《与陈香梅两访中 国大陆》也成名了。他是上海人，生意做得很好。我这个人比较超然，甘心做一名 学者，我如果做生意不晓得能赚多少钱！可在生意场上，我只是给他们介绍一下， 让他们去做，穿针引线而已。 　　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今年7月份访美，是我安排的，这是“北京风波”事件以 后第一个部长级官员到美国去访问，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我是在暗中帮忙。总之，一 个人想要做点好事，老天都会照顾他的。 　　12年来，我到大陆来了多少次，已记不清楚了，反正不下几十次了吧，因为我 每年都来好几次。就说今年吧，到6月份为止，我已经来了4次，我在大陆交了许多 朋友，许多省市请我做他们的顾问，可是，我时间不够用，多半是从北京到上海， 办完事就走。我自己觉得，晚年能够回到大陆来，能为祖国做点事情，是我的本份 。就中国领导人方面来说，有时候听我讲一讲，我做他们的眼睛，做他们的耳朵， 大家关起门来聊一聊，也不无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