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人的前途 　　中国人民或许生于地大物博的中华，有5000年的文化与历史，又受孔孟礼教之 熏陶，因此无论从文从武，学剑学书，在野在朝，无时无刻都有一种使命感，这种 使命感超越了党派，超越了地区，甚至超越了时空，使炎黄子孙都有一种为国为党 奉献的精神，服从领袖、服从党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自勉，即使领袖不一定绝对无错 ，即使党不一定有合适的政策。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人的使命感比任何民族 更深刻、更贯彻。 　　中国人在海外有成就的实在不少，尤以在学术与科技方面更有杰出的贡献。但 中国人到处受排挤，到处受到有形与无形的歧视。东南亚的难民群中不少是当年在 东南亚雄踞一方的豪富，但他们都没有军权，更没有政治力量，无论其成就如何高 人一等，到头来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美国，中国人已渐渐地提高警觉，开始认 识参与政治的重要性。20年来我和少数友人为了这工作曾不断大声疾呼，从不泄气 ，现在才略有成果。但中国的前途、命运不在美国，不在海外，而该从中国的核心 政治做起，我们在海外只能做些打杂零工，中国的领导人该拿出勇气与智慧来。 　　美国底特律城的陈果仁被杀事件，就是中国人在海外受气的最明显的例子。白 人父子硬生生地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活活打死，法官在人证物证俱全之下只判两个 杀人者3000美元罚金，无罪释放；假如被杀的是白人，是黑人，或是犹太人，法官 绝对不敢如此荒唐。我为了此事曾亲自见了司法部长史密斯，并请他调查此案，他 答应了。虽然也还有不少人游行抗议这种种族歧视，但我可以预期后果，那就是不 了了之，其原因是中国人在国外太没力量了。 　　更可气的是两个杀人者把中国人误认为日本人，说是因为日本汽车工业侵占了 美国汽车工业，使无数汽车工人失业，所以要报仇，我们中国人还替日本人做替死 鬼，而日本人也没说半句公道话。虎落平阳，今日中国人所受的冤气比起百年前大 概是大巫小巫而已。 　　我早年丧母，抗战期间做流亡学生，受尽战火迫害、生离死别之苦。抗战后到 上海中央社工作，再与离别多年的外祖父母廖凤舒两老重聚，并承欢膝下，直到3 年后我与陈纳德将军结婚才搬出廖家。因此与廖家的渊源极深，外公生前常和我谈 到廖家的人与事。他说：“中国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总会有一天解决的，作为一个中 国人该要有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大家才有希望。你还年轻，等你将来有出人头地之 日，就会明白我的话。”外公去世已近20年了，现在外舅父廖承志也走了。我回忆 在北京重逢时他对我说的话：“我年纪大了，有生之年当尽我一己之力为中国人做 些事，以后的责任就要你们晚辈去努力了。” 　　举一个例子，香港因为1997年租约期满，人心惶惶。廖公曾多次和我谈到这个 问题，他也很想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很多港人纷纷就这件事去中 国请教廖公，他也为此而心劳力瘁。 　　中国人的命运是一连串的悲剧，清朝腐败无能，中国领土香港人的彷徨香港有 “东方之珠”之称，是到亚洲旅游必经之路，也是西方人最向往、最喜欢的东方城 市。凡是从事国际贸易的机构，若要在亚洲设立分公司，香港是第一个被考虑的地 点。这个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小岛，竟然有600万人口，而且可能还更多，因为有许 多无法统计的偷渡客及非法居民。 mpanel(1); 　　从飞机上看香港，除了一衣带水、大船小舟满布港口外，就是那样比鳞次的高 楼大厦，这些不断增加的建筑似乎把太阳和海水都掩盖了，人车像蚂蚁在夹缝中冲 锋陷阵。 　　到香港的游客大部乘坐飞机，因此启德机场的拥挤、繁乱实不亚于东京的羽田 机场；飞机起降之频繁，依比例而言可算是世界第一。香港讨论、研究增建第二国 际机场的议案是中英双方两年来争议不休的新闻，为了选择新机场的地点而意见不 一。现在，机场的地点算是定了下来，第一期扩建工程也已上马，但是还有许多具 体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香港人被迫做英国殖地的公民，100多年来在大英帝国的统治下，升英国的国 旗、唱“上帝保护帝后”的国歌，英国的港督比任何地区的督办都要风光。我读过 一些近年来以香港为背景的英文畅销小说，例如《大班》和《朝代》，虽然内容生 动，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我心中却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愤怒与反感，因为香港的 中国人做了这么久的次等公民，有些人居然就因此麻木了。美国人对英国皇族也有 点说不出所以然的崇拜，但那是因为美国人的祖先多来自英伦，200多年前还是皇 土皇民；但香港人不同，香港人与英国人除了帝臣的关系外，根本就没有血统的渊 源，但有些香港人对英国人却那么“臣服”，这一点实在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统治殖 民地的技巧和经验了。 　　我小学和中学大都在香港读书。初到香港时，我并不会说“香港话”，费了一 段时间才慢慢地听懂老师的课，还好小孩学方言的能力比成年人强，不多久我就可 以说很流利的“香港话”了。我在香港做了七八年的学生，但我并不喜欢香港。珍 珠港事变后，逃难到抗战的大后方读书，生活比在香港苦多了，但我们却不以为苦 ，因为那片土地、那片青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是我们的中国！早上升国旗、唱 国歌、背读总理遗嘱……这一切，使我觉得有一个国家让我爱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 。在香港，我就没有这种归属感。在电影院里，观众都得起立听英国国歌奏毕后才 可坐下。我幼小心灵中常有一个问号：英国除了在鸦片战争中掠夺了无数的中国土 地和民权之外，替中国人做了什么？ 　　亚洲的“四小龙”都有人满之患，据说已有许多香港人移民，可是到底走了多 少人？或许走了又回来，真的到外地作寓公的并不太多。大家一方面担忧1997年之 后香港的前途，一方面又心存观望。中国为了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和香港的关系日 渐密切，同时也尽量争取台湾的投资，除了经济特区受到特别照顾之外，现在又设 立了免税区，以招撩外国资金并藉此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基础设备。但外国 人深怕的是资金投进去后却受到中方的控制，及各级官员的刁难，这些非一朝一夕 可以解决的新问题，将是大陆经济发展的隐忧。1997年之后，中国的角色扮演是大 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应努力于安抚民心以及做好公关，而且要言行一致，否则恐怕 很难赢得香港人的信任。倒是香港人现在对所谓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更多的体认， 也渐渐热衷参与香港的政治与选举，这应是好事一桩。 　　香港也是政治流浪汉和革命运动者的避风港，像抗日战争时，就曾使许多地下 工作者有了发挥力量的空间。50年代，亲国民党、亲共产党的派系更是在这里各显 神通。 　　写到此处，让我想到抗战时期做视中国西南的龙云。他是云南省主席，因为一 只眼睛看不清楚，大家就喊他独眼龙。 　　先夫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后来改为美国十四航空队）即以云南昆明为总部。 他和龙云建立了交情，十年如一日。 　　英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中，香港算是她首屈一指的金库。其他如印度、马来西 亚、南非、缅甸等地都已在第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香港地位特殊，在经济与金融 的运作中，有人把它比喻为亚洲的瑞士。我想瑞士在欧洲虽然是国际银行的大本营 ，但其复杂的国际关系，近10年来已有渐走下坡的趋势。 　　1949年开始，香港来了不少大陆人，香港人称之为“外江佬”，尤以上海人数 目最多。上海人做生意比香港人精明，于是广东帮和上海帮曾经互相拼斗过一阵子 ，但久而久之，也就和平共存，大家一起做买卖了。大陆出来的人当初都是暂时性 的，但香港居大不易，所以有些人又往回跑。 　　“移民”是香港人、台湾人最流行的话题，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谈论。多次在香 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谈阔论的无非是，谁已拿到美国绿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 买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飞人……有些人还自豪地说在哪儿已存了多少美钞、在哪 个城市也投资做生意……以证明自己如何有办法，但他们可曾想到，一旁服务的侍 应生他们的心中有何感受？他们到哪儿去？ 　　中国人务读、多说、多写的时候 　　国共分家之后，40年来两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无名英雄。这些人 都为一个目标而奉献、而牺牲小我，可惜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习惯，而且也不鼓励 当事人去写传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缺憾，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大损失。 　　他们心目中的依归除了急功近利之外，还有什么灵感？我们没有把前人的功过 、奉献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诉他们，再过些年月，中国近代的史记可能会失传， 或是让外国人去写？更可惜的是，近50年来，许多仁人志士确实有可圈可点的伟绩 值得作为中国青年的模范。最近我常见年轻人手握一卷孙运智先生的自传，孙先生 本来很谦虚，不肯写自己奋斗的70年，但我们说服了他。 　　1989年4月7日我结束了在台北一周的访问，公事办完后，准备搭乘当日下午华 航班机回美国。但在离台北前我还得去看望一位多年老友，那就是孙运智先生。 　　1985年冬天，当孙先生从荣总医院病房搬到外面去继续接受护理时我去看他， 当然那时友好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其他事都不多计较。不久他情况好转，但心情 很脆弱，也易激动。我建议他利用时间写自传或回忆录。并告诉他随时用录音机录 音，想到什么就把所思所忆记录下来，以后可以整理。 　　我还对他说每人的心路历程时过境迁很容易遗忘，但慢慢回忆时，许多住事就 会不绝如缕地仿如昨民，因此写回忆录并不难，而且他有这么多的亲身经历可以与 年轻人分享。 　　当时孙夫人俞蕙萱在旁说：“香梅的建议很好，你该做嘛。” 　　我又说西方人最爱写回忆录和自传，中国人在这方面很保守，不愿自我宣扬， 但我觉得他对中国历史也该负责，不然将来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该向哪儿找资料？ 为此孙先生出书可说是一壮拳，而我能在他病中首先向他提出这项要求也引以为荣 。近年来凡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册，多半是“外国专家”的手笔，读来有如隔靴 搔痒，是是非非总难免有点不平之鸣――为什么中国人不支持中国历史学者来写中 国近代史？ 　　为什么中国政要在退位后仍然守口如瓶？ 　　近一世纪来中国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大动荡、大浩劫，孙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代 表性人物。诚如殷允巩在他的传记序中所说：“八年抗战的艰辛团结和建设台湾的 克难打拼，对年轻人而言，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能透过对孙运智先生经历的忠实 记录，是否会帮助年轻人增加些对大时代的认识了解？ 　　帮助读者增加些对社会的共识和国家观念？”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同的。 　　《天下杂志》驻美特派员扬艾俐女士是本书的作者，她曾亲自来看我，并把孙 先生签了名的书送给我，她说这书出版后，大家都一读为快，真有洛阳纸贵的盛况 ，这真是喜事。 　　这本书实在值得一读。我们作为孙先生的朋友，读来更觉亲切，而且有许多大 小事情虽然相交多年，若不是读了这本书实无法了解孙先生“数十年来家国”的苦 心。 　　我相信身为孙家子女也未了然于胸，只有蕙萱夫人心中有数，但她是我所识的 贵夫人中最谦和的一位，《孙运智传》问世大家该谢蕙萱夫人，此外就是孙先生的 助理严孝京女士。孙先生有如此贤慧的内助，又有如此能干的助理，可说是他成功 的原因之一，我们罢卷之余当不要忘记这两位功臣才对。 　　中国人！是我们多读、多说、多写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 任。 　　103岁的张岳公尝遍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沧桑，肚子里藏着许多故事，真希望台 湾方面替他整理文稿的人早日出版他的手记；又新闻界前辈如马树礼、马星野、魏 景蒙诸公更有不少珍贵的典故、嬉笑怒骂的趣事，可惜都没有记下来。最近读报， 说马树礼先生在专心写回忆录，可喜可贺。近年来，海峡两岸有些了不起的人物， 他们不是总统，也不是元帅，只是公仆，虽然现在多已作古，但他们一生都为他们 的信仰，为他们的国家奉献，值得尊敬。 　　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他的偶像，当然历史中的伟人不少，但都不够亲切，我 对叶公超与廖承志这两位先生的认识较深，而且在他们无奈的晚年和他们常有深谈 ，亦师亦友。相信百年后历史会对这两位有血有肉的长者有公正而崇高的评价。 　　张群先生，大家称他“岳公”，我和他相识近40年，可说是忘年之交。 　　1990年11月中旬还到台北他的住宅，特别去看望他，当时他精神还不错，他对 我说：“我近来身体特别虚弱，这次恐怕要对你说再见，而且，恐怕你再来时，我 不一定能再见到你！” 　　我怕他疲倦，因大家已交谈了一个小时。但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心中也 非常难过，所以又再停留了一小时，从上午10时至近中午才离开。 　　我自50年代和他相识后，与他交情特别深切，岳公先生为人风趣，平易近人， 七八十岁时还常和他人谈诗词书画及人生哲学。我常劝他写自传，把中国近代史做 一个总交代，尤其是他对中日关系的一段历史更值得大家参考。后来在1975年，他 的《我和日本六十年》一书出版了，他在书后特别感谢我，我写了《与张岳军先生 谈话》一书，也在台北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