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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拍 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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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拍拖

好像是命运的有意安排,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通过林林的介绍与于立群相识了。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作为一个女演员,她在戏剧电影界已经是能够自立的人,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几乎是无人不染的时髦的气息。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这和郭沫若当时立定大戒“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正相合拍。

郭沫若之所以对于立群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缢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的轻丝。

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交给了他。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着的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此:“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从此以后,郭沫若和于立群就经常见面了。郭沫若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年长于立群二十四岁,又加之是胞姐的挚友,所以于立群对他是十分敬重与爱戴的。而郭沫若也把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上海文化界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阿英、于伶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该报报头由郭沫若亲笔题写,郭沫若经常在《救亡日报》上发表诗文鼓动民众抗日。郭沫若还多次和于立群一起上前线慰问抗敌将士。于立群参加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的工作,郭沫若去那里视察过,事后写过一篇文章《希望不要下雨》,对难民的境况极为关注,对工作人员的辛劳极表钦佩。

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主持下,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于立群参加了由洪深和金山为领队的第二队,在上海和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郭沫若曾为他们书写了队旗。每当这面队旗在街头、在田间、在工厂、在阵地上高高飘扬时,于立群的心情就分外激动。因为她在郭沫若书写的队旗上看到了郭沫若礼赞的“们”——集体力量的坚实的象征。于是她的胸中便鼓荡起无限的潜沉的力量;于是像灼热的熔岩一样喷爆而出的是她和队友们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的歌声压过了敌人射出的高射炮声。

于立群是一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年女性。延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北上的路途充满了艰难险阻。郭沫若劝告她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由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设法到陕北读书。

“立群,你说这样好么?”

“好的,好的。郭先生真替我想得周到。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郭沫若笑而不答。

于立群听从了郭沫若的劝告,同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等结伙于11月26日离开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法国邮船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这个行期在于立群走前是已经定了,但是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告诉于立群。和立群在香港相见,郭沫若自己心中有数。

所以,当于立群在香港见到郭沫若时,真是有些出乎意外了。那是在郭沫若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他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湾雪厂街的十字路口,迎面碰到了林林他们。于立群首先看见了他。街头遇故人,向来不大说话的于立群惊喜地先叫了出来:

“啊,那不是郭先生?”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接过去,带着夸张的调子对郭沫若说:“哦,我们还怕你死守上海呢!”

“死守没得必要。中国地方大得很,我们大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要准备长期抗战。”

郭沫若笑着说道。虽然和立群在香港再见他早就心中有数,但今天在香港的街头遇见她,他的心中分外高兴。

郭沫若住在六国饭店三楼一间临海的屋子里。于立群几个人原来住在海陆通旅馆,和郭沫若商量以后,当天下午他们也都搬到六国饭店里来了。在此期间,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爱。

香港的救亡工作当时也相当活跃,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上海失陷以后,从上海撤退来的文化人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从这里再转赴内地。郭沫若本来打算去南洋募款,连护照都办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后来考虑到最好在广州建立一个“根据地”,恢复出版《救亡日报》,所以改变了计划,在香港只住了六天,12月6日即与于立群等人乘船到达广州。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正式复刊,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

郭沫若来广州后最初住在梅村,后来又搬到城内的新亚酒楼。元旦这一天,郭沫若突然接到陈诚来电,云:“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郭沫若考虑之后,决定去武汉一趟。于立群本来就打算去武汉再转陕北的,为了结伴同行,她便与其他朋友分开,搬进了新亚酒楼与郭沫若同居。

新亚酒楼,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个新起点,而对郭沫若来说,则意味着他在婚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于立群原籍广西贺县,她和姐姐都生长在北平。她们家原是官宦人家,后来破落了。受到家庭的薰陶,于立群喜爱书法,能悬肘写一手黑顿顿的正宗大颜字。她性格文雅娴静,住在新亚酒楼里整天价只是不声不响地读书写字,擅长书法的郭沫若,在这种情况下便自然地充当了于立群的老师。

“是什么时候学过书法?”他问于立群。“是我们的家传,”于立群回答道。“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是写颜字的,从小便学来这一套。这大概也是一种家庭教育吧?”

于立群说起话来,也和她写的颜体字一样,带着些严肃的神情。郭沫若心想颜字的严肃性能起某种规范的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于立群“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大约正是受了颜字影响的缘故吧?有了这样一位严肃的“小妹妹”在旁边写颜字,惹得郭沫若兴味盎然,陪着她一连写了几天大颜字。

“要练就一手好颜字,最好先临摹《颜家庙碑》方是正宗。来,立群,我和你一起临摹!”

“好的,”于立群悬肘含笑说:“我先写这一笔——”

郭沫若接过笔去:“我来这一划……”

笔能达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过了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两个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样浓得化不开了。尽管郭沫若已经结过两次婚,但他的心却变得像一张洁白的宣纸,可以书写更新更美的文字,描绘出更新更美的图画。

于立群比文字更新,于立群比图画更美。

于立忱的那半缕轻丝,到了于立群手里变成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红线了。可谓:阿妹遂了胞姐愿,千里姻缘一线牵,至此方成正果。

1月6日晚,天色昏黄。郭沫若携于立群北上武汉,许多朋友到车站送行。接替郭沫若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夏衍,握了郭沫若的手,又握着于立群的手,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

众人一起爽朗地笑了起来。“拍施”是广东话,意指男女手搀着手在街上行走。于立群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脸禁不住羞红了。郭沫若也笑得很不自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已经紧紧地把于立群“拍拖”着了。于立群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断线的风筝”,她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重庆那时是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也是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郭沫若和于立群1938年底来到重庆以后,住在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内。郭沫若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39年元旦。这一天他参加了在中山公园网球场上举行的群众音乐大会,并即席发表演说:“向四万万同胞贡献两件礼物:第一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和平幸福的新中华民国……”这两件“礼物”正是郭沫若为之奋斗的目标。

重庆离故乡乐山近了。十多年以前,郭沫若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以后,曾经有一次回四川的机会,那时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有意聘任他为院长,并专门派人到上海给他带去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作路费。但郭沫若顾虑到他回四川后难免不会发生一场家庭的纠葛,累及父母双亲,累及安娜和张琼华,所以终于放弃了那次难得的机会。岁月悠悠,许多许多年头过去了。他日夜思念的母亲,已经于1932年仙逝,郭沫若终未能和母亲再见上一面。每当想起这件事,郭沫若总觉得自己是个“不肖之子”有负于母亲的养育之恩。

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以后,张琼华作为郭家的儿媳孝敬公婆,二十多年如一日。郭母生前已经知道郭沫若又在日本娶了一个妻子(那时还没有于立群的出现),她老人家担心琼华儿媳将来无依无靠,所以临终时特地指着张琼华,用微弱的声音对丈夫郭朝沛说道:“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

现在,战争把郭沫若又逼回了重庆,逼到了故乡的家门口。

郭沫若动了返乡的念头了。恰巧在这时,他的两位侄子郭培谦和郭宗jin来到重庆张家花园,说家中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都殷切希望郭沫若“近期内回家省视一下”。郭沫若考虑了以后,便请了一个月的假,在1939年3月初旬的一天乘水上飞机飞抵乐山,随即赶回已经离别了二十六年的沙湾老家。

此时郭父朝沛已八十六岁高龄,卧病在床,神志迷糊不清。郭沫若回到家中,立即走到老人的病榻前,跪在地上颤着声音叫道:“爸爸,爸爸……”

老人环视了一下四周,慈祥而又带着感激的目光停留在了张琼华的身上。他转过脸来,用微弱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对女儿麟贞说道:“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

八女子指张琼华。麟贞四姐告诉郭沫若说:“这么多年,八弟媳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父亲病倒以后,好几年了,都是她和兄嫂弟媳轮流侍候,天天喂药喂饭,扶上搀下,没得半句怨言。真是难为她了!”

听了父亲和四姐的话,郭沫若心中对张琼华顿时肃然起敬起来。虽然她不是他所爱的女人,但她是他应该尊敬的、应该报答的女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焉得无义?郭沫若在一一拜过父兄长辈以后,也要对张琼华行大礼跪拜。张琼华脸孔通红,赶忙把他制止了:“这昨个要得嘛!要不得!”

在张琼华看来,孝顺公婆,侍奉公婆,乃是作儿媳妇应尽的责任。丈夫不在家中,她应该比旁人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这有什么值得“跪拜”的呢?郭沫若见张琼华执意不允,也就不再坚持了,改为长揖到地。

“心意嘛,总要尽到才是——”

郭沫若立起身来,当着卧病在床的父亲,向原配妻子张琼华一躬到底,对她多年来替他侍候父母双亲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母亲的遗言我是晓得的。多谢!多谢!”

郭父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都十分高兴。

张琼华年近五十了,红颜早已消褪,白发早已丛生。但她似乎并没有为青春在无谓而又无望的等待中白白地耗尽而悔恨,相反,郭沫若的区区一躬使她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好像这就是对她空守闺房、恪守妇道的报偿。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几天。他看到自己的一帧相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他看到当年同张琼华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他看到过去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以及陆续寄回来的家信……总之,凡是他的东西,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在这一切的上面,他看到了张琼华的那一颗善良忠厚的心,从而深深感到是自己“误了人”。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并逗趣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

“啊呀呀,”张琼华惊愕了。“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

郭沫若的任何一样东西,对她来说仍视为圣物。因为这是“夫君”的东西。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张琼华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对之忠贞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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