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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苦难的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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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苦难的圣母

那一天早晨,安娜起床后见到了郭沫若留给她的信,知道他已经走了。这既在意料之中,又好像颇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安娜心里难过极了,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想起昨夜的情景,她悟到了郭沫若说的“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那句话和印在她额上的亲吻,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诀别。她唯一能宽慰自己的是:应该嘱咐的,她都已经告诉郭沫若了,那就是她对丈夫的临别赠言呀!她是支持郭沫若回国抗日的。

几个孩子一看爸爸不见了,一个个都大为惊愕。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还不到六岁,他张着一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问:“爹爹呢?爹爹呢?”

安娜毕竟是坚强的女人,她把四儿一女叫到身边来,把父亲的留言一一给了他们,并叮嘱道:“你们的爸爸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他是中国人,他的岗位在中国。”

和夫、博孙已经上中学了,很懂事了。小哥儿俩把胸脯一挺,齐声对妈妈说道:“那我们也要到中国去,我们的岗位也在中国!”

“这个,妈妈以后再想办法……”

几天以后,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日本外务省首先得知了这一消息。千叶县警察局由于监视不力,遭到了训斥。于是他们一怒之下,立即闯到市川来,对郭沫若的寓所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一个警察把榻榻米翻了起来,看看下面藏着什么东西没有。另一个警察打开了壁橱,把里面的衣物统统扯到地上,又一件一件地翻寻查看。

“咚咚!嘭嘭!”

几个警察一边吆喝一边把天花板撬了下来。大概他们怀疑天花板里隐藏着什么秘密文件,诸如郭沫若的书信文稿之类……

安娜一言不发,默默地站在旁边,观察着警察们的横暴行径。她的嘴巴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里分明满含着愤怒和蔑视:“啊啊,这就是大和民族吗?”

一番彻底地搜查以后,满屋子狼藉不堪了。但警察们一无所获,因为安娜早就把郭沫若的文稿送到了岩波书店妥为珍藏了。恼羞成怒的警察,不由分说把安娜抓去监禁了起来。

监房是长条形,宽约六尺长约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房间里面只铺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人关在里面就像是关着猩猩。

郭沫若曾经在这样的监房里被拘留过。现在又轮到他的妻子安娜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在布满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监狱里,关押着许许多多的左翼分子和反战人士。人间的愤怒、抑郁、幽怨、号叫,充塞在那些阴暗的监牢里。实际上,整个日本就没有一寸乐土净土。

安娜是日本人,但警察对她甚至比对郭沫若还要凶狠。这位日本的女儿,只因为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是郭沫若,就遭到自己同胞的百般虐待。

他们紧紧揪住安娜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安娜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下一次,他们把安娜倒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一条条鞭痕烙印在安娜的身上,她周身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每当安娜遭受皮鞭之苦时,她总是在心中默默地念着耶稣基督,念着自己的丈夫郭沫苦。耶稣和郭沫若是她精神上的两根支柱。

十天以后,安娜才获释。她知道儿女们在焦急地盼望着妈妈能早点回家,但安娜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她这样一副“囚徒”模样,从而在心灵上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她的儿女们都像郭沫若留白上所说的那样“无病息灾地成长起来”,是安娜作为母亲的最大的愿望。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安娜临时改变了主意,她没有即刻奔回家中(她是多么想回家,想看到儿女们啊!),而是顺便先到一个朋友家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把监狱生活给她身上带来的污垢统统洗掉了,又借了一件干干净净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样,她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去。

鸿儿看到妈妈回来了,一边亲热地叫着一边扑到妈妈身上。可是,身体健壮的妈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腿上还留有一块青紫色的肿块。鸿儿心里明白:这是被毒打时留下的伤痕。

“妈妈,你受苦了呀!”

安娜抚着鸿儿的脸,亲切地说:“没什么,妈妈挺得住。妈妈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鸿儿,你想爹爹吗?”

鸿儿连连点头:“想!想!”

“妈妈总要想个法子的。”安娜对鸿儿也是对自己说道,她的脸上重又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虽经牢狱的折磨却未曾失去光彩。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强地熬过来了。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她说:“只要我的丈夫工作得好,我不怕,苦一点也行。”

当时,除了安娜和小儿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外,其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中国国籍。日本军部要让他们都加入日本国籍,诡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不然的话,在日中交战的现在,他们作为敌对国的子民就会受到虐待。

日本军部的用心是很险恶的:只要郭沫若的儿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强征入伍,让儿子去进攻父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当事情涉及到她所产生和所热爱着的生命的时候。”(高尔基语)对于日本军部企图强行改变儿女们国籍的企图,安娜严正拒绝了。她对军部说:“他们都是中国的血统呀!中国的人呀!中国的骨肉呀!”

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就意味着继续遭受虐待和欺凌,安娜对此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极大,战线过长,兵员不足,为了补充炮灰,竟连学生和未成年的人也强征入伍。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均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安娜用全力保护他们,她知道保护了儿子就是保护了儿子的爸爸,同时也就是保护了儿子和丈夫的共同的祖国——中国。她对儿子说:“军部无法拍到一张你们身穿军装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照片。要让你们去和爸爸打仗,根本做不到!因为。因为有妈妈!……”

“妈妈!妈妈!”孩子们簇拥着安娜,亲热地叫着,亲着。在儿子们的眼睛里,妈妈可亲可敬,不愧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说在父亲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那么妈妈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依靠了……

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苦回国以后和安娜音信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儿们寄过钱。在艰苦的岁月里,安娜独自维持着她和五个儿女一共六口之家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她的肩上——不,生活的重担从来也没有从她的肩上卸下来过,如今更是加重了。自从郭沫若离开日本以后,安娜就痛切地感到生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此外别无他路。

她们的家住在市川镇的郊区,四围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勉以为继。农忙的时候,她还替别的农家打短工,这样可以多挣几个钱用。

稻谷成熟了,田畴一片金黄。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只见她弯着腰,低着头,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行行稻谷在她手下倒伏了,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滴落到地上。几个小时连着干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地瓜、白薯成熟的季节,安娜又在田里忙碌了。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每当夕阳垂西之际,她总要情不自禁地朝着西方眺望: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她的丈夫在中国。

一天劳动下来,安娜累得全身酸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女面前流眼泪,或者抱怨什么。女儿最能体贴母亲的心,每当母亲疲惫的身体瘫倒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淑子总要跪伏在妈妈身旁,伸出两只手来,轻轻说道:“我给你按摩按摩……”

安娜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关节仿佛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用充满爱抚的眼睛看着女儿,叮嘱说:“淑子,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学钢琴。妈妈累死累活,也要挣钱养家,让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有她自己的计划:她要让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完数学后再到京都大学学习建筑……她总为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儿女们都成为有专业能力、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这是安娜的计划,也是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为儿女们献出母亲的一切,就犹如她作为妻子对丈夫郭沫若献出了一切一样……

有一段时间,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从同情她的熟人那里借到了一些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对建筑材料实行统制管理,这项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单帮。

——“买柿子啦!金黄的柿子啦!”

——“谁家做酱汤?我这里有圆滚滚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听见喊声开开门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安娜笑容可掬,弯腰行礼,嘴里还说道:“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大家都高兴买她的东西。因为价格合理,态度又好,与那些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的小商贩子迥然不同。

有时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东京女子大学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学生听淑子讲过“佐藤富子”的故事,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买,嘴里还甜甜地叫着“佐藤妈妈。”

安娜是知识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气,曾经得到过西园寺公望的赏识。但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个小商人一样跑单帮,做生意,四处叫卖。她从不间断地这么做着“下人”的活计,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这正是安娜生存价值的具体体现。她顾不上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但无论她做什么事,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在闪耀。那是上帝赋予她的。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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