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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福哉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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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哉圣母

“五·四”运动以后,郭沫若为了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往返奔波于上海和日本之间。1921年7月,他和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并为《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撰写和组织稿件。同年8月5日,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新诗集。

在文学事业上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时,1923年3月,他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这一年的年初,安娜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佛儿。

毕业前夕的一天,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前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咸与维新”;后一种则是沿用的旧习了(旧时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只好这么过下去。与安娜母子相依为命。

现在他们已经是五口之家了。虽说郭沫若在取得学士学位后自己可以独立行医,但毕业之后却不能再继续享受官费待遇。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绝之后,生活的重担陡然间又加重了许多。这时老家给他汇了三百块钱来,要他回四川。郭沫若因此于1923年4月1日携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当时的计划是:回国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浮士德》的译稿整理出来,然后或回四川或到别的地方去,再从长计议。

安娜是一个日本女人,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第一次到中国去,安娜心情特别兴奋。她觉得自己离开生长的故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度去,而这个陌生的国度恰恰又是她应当熟悉的,亲近的。中国——已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之地。临行前,安娜满怀憧憬地对郭沫若说:“我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样。”

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临时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楼上。郁达夫偕妻儿从安庆来上海期间也同他们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创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员同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创造社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然而在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郭沫若的物质生涯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里,完全没有生根茁壮的希望。他和成仿吾为泰东图书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几斗汗水,但始终没有接过聘书,没有正式领过薪水。书局老板赵南公只是像朋友似的间或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们的地位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四川老家汇来的三百块钱是郭沫若唯一的财产,但这一点钱又岂能供长久的开销?郭沫若整日做文会友,抚养孩子的责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见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安娜愁着三个儿子的衣食教育,几乎连睡觉也不能安稳。实在无法了,她就旧话重提,劝郭沫若开业行医。

“你如今医科毕了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怕死的病人,开业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情形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医学有甚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做医生的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

郭沫若的态度仍执拗得很。安娜没法,只得在上海和孩子们节衣缩食,勉为度日。

上海人满为患。他们住在民厚南里真是如像住在监狱里一样。这是一所弄堂里的房子,寓所中连一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更无一草一木了。郭沫若素来尊崇自然的灵性,认为美丽、开阔、自由的大自然对儿童们的身心发育有莫大的益处。他可怜孩子们被禁锢的心灵无处伸展,便决心带他们去吴淞看一次海。可是一问车价:单趟要五块!来回要九块!只得作罢了。又不忍让孩子们过于失望,只好带着他们去黄浦滩公园看月蚀。

那时上海的几处公园门口都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所以郭沫若特地穿上了一件西服,冒充东洋人。安娜问他道:“为什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

郭沫若一边打领带一边说:“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的几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

安娜听后很为中国人鸣不平。她愤愤地说:“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吧!”

月亮悬在浦东的夜空。因为是月蚀,在第一象限上残缺着一块。按照迷信的说法,所谓“月蚀”是指天狗把月亮吃了。因此在黄浦江的江心中有几只装饰着彩灯的游船游来游去,一边打着铜器一边放花炮。立在岸上观看的人很不少,残月和彩船成了谈笑的中心。安娜和两个大一点的儿子瞧着热闹,但不知道这种习俗是什么意思。

“哦,还没有圆。”和儿望着残缺的月亮,问道:“那些人打锣打鼓放花炮做什么呢?”

“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儿赶开的。”

郭沫若给他们讲了中国民间的“天狗吃月亮”的传说。和儿和博儿听后一齐叱咤起来—

“是那样吗?吓哟,吓哟……”

“赶起狗儿跑吧!吓哟,吓哟……”

黄浦江水在夜里好像变成了青色一般。安娜从未见过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江大河,日本的河流都是短短的,窄窄的。望着夜色笼罩的江面,她问身边的丈夫:“是扬子江?”

“不是,是黄浦江,只是扬子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郭沫若告诉她说。“扬子江的上游就在我们四川的嘉定叙府等处,河面也比这儿要宽两倍。”

“唉!”安娜惊骇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吗?”

“是啦,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轮可以上航至嘉定。”

郭沫若望着黄浦江水,十分深情地说。是的,从这儿乘船可以一直上溯到嘉定。他是多么怀恋故乡的山水啊!他是多么想念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啊!然而他不能回去,因为……

故乡的家中有原配的妻子张琼华,他怎能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去呢?

江水幽幽,勾起了郭沫若心中一段不能忘却的伤心的往事。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条鱼:如果是一条鱼,也可以从这里向上游到大渡河的呀!……

正当郭沫若心中隐隐作痛之际,安娜突然转过脸来对他说道:“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到了东京,还梦见了宇多姑娘……”

作为一个日本女子,她同样怀恋着自己的故土。

月光照在黄浦江的水面上亮晶晶的。月是故乡明。

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安娜苦干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回日本去。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郭沫若说:“我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

乍暖还寒的时候。上海汇山码头。

飘扬着太阳旗的日本轮船“长崎丸”,横泊在昏水茫茫的黄浦江边。从巨大的烟囱里冒出了黑沉沉的青烟。东方的天上呈现出金黄色的曙光。码头上此时十分悄静。郭沫若把安娜和儿子们送上了船。和儿、博儿都是生长在海国的儿童,一见到轮船就快乐极了,争着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嘴里还一边欢叫着——

“我们又要回到海边上去啦!”

“去拣金蚌壳儿!……”

郭沫若心中辗转反复着,一时竟拿不定主意:上岸去呢?还是留在船上和妻儿们同行。安娜见他迟疑着不肯上岸,便猜中了他的心事,于是再次安慰他道:“我们去了,你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不要顾虑。停了几个月我们还要转来。樱花开时,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转换转换心机也好。”

安娜的脸上洋溢着圣洁的光辉。她的这一番话突如其来,好像天启一样。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的时候,安娜就是这样一种甜蜜的声音,音乐的声音,郭沫若在心中早就谱写了下来,如今重又响彻了郭沫若的心野。他在心中狂叫起来:

“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Beatrice(贝亚特,但丁的好友,在《神曲》中引导但丁进入天国)!你是我的Beatn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但丁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福哉圣母!福哉圣母!永远的女性哟!……

安娜走后将近三个礼拜了,还不曾有什么消息。郭沫若焦急地盼呀盼,起初他写信去恳求,后来渐渐生怒,又后来渐渐怀疑,以为是生出什么意外了,于是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亲自把妻儿送回日本去。在这种摇曳不定的思绪之下,今天早晨突然接到了安娜的一封长信,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了。家书抵万金,更何况又是久盼方至!他一面读着,一面潸潸地感谢着。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眼泪如贯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和纸上旧有的泪痕融合为一体。

旧痕染处添新痕,夫泪妻泪合一流。

此时响起叩门声。郭沫若赶紧拭干了眼泪,把两位客人请进屋里就座。原来他们是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来的。其中较年长的一位把两封书信交给了郭沫若,说:“我们是奉了会长的命令来的,命令我们来迎接郭先生,这是会长的信,这是令兄先生的信……”另一位解开衣裳,从最里一层的衬衫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张一千两银子的汇票来,双手捧着笑嘻嘻地说道:“我是揣在怀包里的,路上的扒手很多呢!”

郭沫若收下了书信。两年前,长兄郭橙坞就为他谋得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医务主任的职务,月薪四百,但郭沫若一直未肯赴任。前不久橙坞兄又有一封快信寄来,嘱咐他道:

“须知现在世局,谋事艰难,谋长远之事尤难,红会局面较大,比之官家较为可靠,幸勿付之等闲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摒挡,早日首途来渝,一图良晤,至盼至嘱。”

然而郭沫若对此事却有难言的苦衷。他本来就不大愿意做医生,他尤其不愿意回重庆。因为重庆和家乡乐山离得近了,如果他回到那里去,再要不回家就太不近情理了,即使他硬着心肠不回家,家里的人,父母也好,琼华也好,他们也会自己来找他的,而他又不能拒之门外,那样的话,旧式婚姻的祸水便不能不同时爆发,一场纠葛不得不决裂。父母是绝对不能和他一致的,张琼华也许会因此而自杀,安娜和孩子们也不能不无端受屈受苦。每当想到这些无法解脱的矛盾时,郭沫若总是心乱如麻,终夜不能成寐。

这些苦衷他自然不便向外人明讲。所以他对两位客人表示了一番感谢之后,明确告诉他们他不能回去,也说了一些不能回去的原因,比如自己患有耳疾(重听)不宜做医生之类。“因此嘛,这张汇票在下是不能接受的,请二位一道带回四川去好了。”

两位客人听后不禁面有难色。年长的一位说道:“我们受了会长的命令交给先生,交给了先生我们便算是尽了职分,否则我们将来会讨会长的怪。会长很希望先生回去呢。”

郭沫若推辞说:“医院里面不说是有两个德国医生吗?”

“是,是有两个。”另一位接茬说道:“中国医生还有三十几个呢。”

郭沫若笑了一笑:“哦,有那么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年长的那位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诉起苦来:“但是,人还不够用呢!‘二军’一败,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不能不医;‘一军’又一败,又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也不能不医。所以人总是不够的。”

“那也没有办法了。军人们这么爱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医,恐怕也不够用吧?”

“吓,吓,吓吓吓……”

两位客人被臊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了。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他们却不肯拿回去,郭沫若无奈,只好权且收下。

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它代表着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郭沫若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大的一笔巨款!

对于穷愁交困的郭沫若来说,这张薄如纸重如金的汇票未尝没有相当的诱惑力。

“我假如妥协一下,把这汇票换成钱,跑到日本去把妻儿接回来,再一路回重庆,那我们一家以后的物质的生活是可以再无忧虑的了……”

桌子上放着安娜的长信。这是她回到日本将近三个礼拜后写来的。郭沫若重读安娜的来信,如像刚接读时一样兴奋,一样急切。他的心尖迅速地战颤着,胸腔紧张得好像要爆裂开来。每读一句,他的眼鼻便要涨痛一次。如此这般地读下去,他的眼泪忍不住又如串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了……

他还是不能去重庆。回到了那里,一幕家庭的悲剧便很可能发生,人命的牺牲是明于观火的。他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年已耄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哟!父母哟!请原谅你的儿子罢!你的儿子忍心不回来,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儿子终竟不忍回来,也正是出于他的还未丧尽的一点孝心。你儿子回来了,便会把人害死,便会把你两老人害死。这教你儿子怎么能够忍心呢?父母哟!父母哟!我同你们别来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远不能和你们相见了!”

这么痛哭着,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来信上。安娜在信中诉说的生活的苦状,使他悲愤万分:

“啊啊,不错,我们真正是牛马!我们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儿同情,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了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予的世界!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们是甚么都被人剥夺了,甚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甚么生存的必要呢!”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踞在他的心头。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那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蹂躏你吧!”这么说着,他突然把那一千两的汇票,和着信封一齐投在地板上,还狠狠地走去踏了几脚。

他把金钱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连着说了几声:“痛快!痛快!金钱哟,我是永不让你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

他决心不回重庆去了。于是便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哥橙坞,一封给重庆红十字会会长。把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也封在后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官聘坚决辞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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