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官做大啦，混啦！” 陈永贵的官越当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而张怀英对他的 态度却好像采用了十几年一贯制，说起话来仍然带着县委书记对大队书记、文化人 对大老粗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1973年，张怀英主持昔阳工作，陈永贵入政治局， 两个人磨擦多了起来。 张怀英留心文史，讲起话来喜欢谈古说今。同样是谈农田基建问题，陈永贵以 他的“陈永贵风格”直截了当地号召出大力流大汗，“吃饱了肚子还不大干？”说 起来也挺生动。而张怀英则谈他怎么访问了昔阳县旧衙门中的一个管钱粮的，那人 说从清朝末年到民国23年， 一代人的时间全县耕地减少了5000亩。 张怀英说他从 1959年就开始发愁，再过几十年可怎么办哪？现在有办法啦等等，也挺生动。昔阳 人听陈永贵的讲话鸦雀无声，面带敬畏。听张怀英的讲话也兴致勃勃，面露敬佩。 陈永贵感到了人们对张怀英的学说渊博的敬佩之情，而这种尊敬他这位粗通文字的 大老粗绝对享受不到。陈永贵感到张怀英和他在昔阳争了威望，影响了他的威望。 他把这种别扭的感觉憋在心里，但是又掩藏得不好，有人动不动还来撩拔他两下。 撩拔者告诉陈永贵：“好多人都说你的点点是张怀英出的，说张怀英是你的军 师。”陈永贵在大寨向来以点子多著称，在县里工作，他也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大主 意。大家居然传说他的点子都是张怀英出的，陈永贵自然很不高兴。 一天晚上县委常委开会，张怀英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又有表露了，陈永贵按 捺不住便和他争吵起来，嗓门越来越大，为了谁培养谁，谁沾了谁的光的名分问题 红了脸。陈永贵盛怒之下拂袖退场。过了一会儿，有人出去找陈永贵，却不见了他 的踪影。常委们猜测他可能回大寨去了，估计该到了就往大寨打电话，大寨那边说 老陈没回。常委们急了，派出许多人半夜三更寻找失踪的中央首长，找来找去，有 人在城边的南河滩上发现一个亮点忽明忽暗，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陈永贵蹲在河滩 上正抽闷烟呢。当年年底，张怀英调出昔阳，任寿阳县县委书记。 张怀英在寿阳干得很有成绩，粮棉产量两年翻了一番。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 小平知道了，就在公开场合表扬报寿阳，说：“还有一个寿阳，这个地方我去过， 过去和昔阳一样穷，两年翻了身，了不得。”李先念也说：“寿阳发展速度很快， 寿阳的经验值得研究。”华国锋也表示：“寿阳粮棉，两年翻一番，这个速度是很 快的，这个经验值得研究。”陈永贵听说了，一开始还挺高兴，他认为这是大寨道 路通天下的又一铁证。他在大会上说：“寿阳多年来一直上不去，去年怎么上来的？ ……什么原因？昔阳能上去，寿阳同样也能上去。路线摆正了还能上不去？要是继 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怎么能上去？”[1] 陈永贵正高兴，王金籽找永贵说了几句勾人上火的话。王金籽说：“人家讲了， 大寨经验是你老陈创造的，把大寨经验推出界牌岭还是靠人家张怀英哩。”界牌岭 是昔阳县界的代称。这就是说，陈永贵没有本事把昔阳以外的地方搞好，而张怀英 有。当时，上边有话要从昔阳的干部圈子中提拔出省委书记一级的干部来，张怀英 和王金籽都是首当其冲的人选。王金籽不能不考虑到张怀英的竞争力。 陈永贵听了王金籽的话，满脸不高兴地说：“寿阳也是学大寨么。”后来，陈 永贵专门从北京发来关于宣传寿阳问题的指示：“寿阳有成绩，首先肯定寿阳广大 群众，寿阳贯彻了大寨精神，宣传寿阳学大寨，不要宣传寿阳出天才。”[2] mpanel(1); 批邓、反击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不久，宋莎荫拿着他起草的关于大寨两条路 线斗争史的书稿到北京请陈永贵审阅。宋莎荫修史，多少参照了张怀英在1973年提 出的一个叫“三个六年”的总结模式，其大意是，张怀英主持工作的五十年代的六 年，在路线上是正确的；张润槐和原耀先主持工作的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的六年， 在路线上是错误的，文革后的六年又是正确的。路线上的正偏正，对应着产量上的 高低高。张怀英本人在掌握路线上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张怀英的总结长达七小时， 讲过之后一度风靡昔阳，全县的历史都依此模式写，连昔阳公路史也是路线上的正 偏正，公路上的长短长。如今宋莎荫写大寨史又带出了三个六年的影子，陈永贵终 于压不住火了。 陈永贵表示了对宋莎荫的书稿的不满，又按捺不住地尖刻地批了一通张怀英。 他对宋莎荫说张怀英：“不应该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把人家说成修正主义。省、 地就没有批你当第一副书记。上台搞三个六年，批别人为了抬高自己，这不叫马列 主义。你回昔阳造反，扔下那里的工作，这对吗？……大寨是你培养的吗？你比毛 主席还高明？你沾也沾不上！你要夺毛主席培养大寨的权！六四年修正主义一迫害， 你们都认输，你既能用马列主义培养大寨，怎么全县搞了修正主义？这能说得通吗？ 为什么不能用马列领导全县？你敢沾大寨边吗？”[3] 陈永贵拍着桌子说：“你高，六二年怎么饿死了我那些人？你说偏，就在这六 四年，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你说，咋个偏？” 陈永贵一发难，王金籽领导下的昔阳就一哄而上，大批三个六年。联系着邓小 平和右倾翻案风一块批。邓小平搞三项指示为纲，张怀英搞三个六年。还有三家村， 三上桃峰，三株大毒草。各大队各公社的干部纷纷发方言表态，联系实际深入批邓， 揭发批判张怀英。揭发出来的事什么都有，某某干部三次点名不到张怀英撤了他的 职，某年张怀英在种棉花问题上反对了老陈的意见，某月某日张怀英的老婆训了人， 等等。张怀英最受批判的两句言论是：“后人的极盛时代来自前人的努力。”“昔 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我们在的时侯就很好了。 “这些言论都被说成是 “肯定民主革命，否定文革必要性的倒退言论。”这么一说，也果然与毛泽东主席 “反击右倾翻案风”挂上了钩。 陈永贵在听取批邓也就是批张怀英的汇报时，听到有人说张怀英的病根是骄傲 自满，觉得太不够劲了。他指示说：“骄傲自满是什么问题？骄傲自满就是不革命， 修正主义，民主派。查一查马克思教导，怀英不是一般的骄傲自满问题，要从政治 路线上，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4] 1976年6月， 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达到高潮，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联系实际批判大会一口气开了十多天，陈永贵新自从北京回来坐阵督战，深揭狠批 张怀英。陈永贵威风凛凛地坐在主席台上，板着脸给他当年的上级、后来的战友、 如今的下属扣大帽子。他说：“张怀英同志总结的三个六年是不得人心的。为什么 在第二个六年只字不提毛主席的两个伟大批示？为什么要抹煞？为什么不突出？… …1970召开了北京地区农业会议，三个六年里提到没有？不仅没提到，还想把五种 人否定了。……你把那讲古弄今为什么不放在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什么前晌克己，下午就复礼？” 其实，很多坐在下连听陈永贵声色俱厉地扣帽子的人心里都明白，如果张怀英 不暗示他培养了陈永贵，不争这个功，不显得比陈永贵还高明，陈永贵也不会生这 么大的气，扣那么吓人的大帽子。这是头头们在争功哩，与老百姓有什么关？大家 东拉西扯地乱批一通，批得很热闹，但是劲头并不大。 张怀英因为在寿阳干出了成绩，已经调任运城地委书记，不过夫人还在昔阳。 张怀英的夫人有气，说了几句风凉话：“看老陈这戏怎么唱吧。”话传到陈永贵的 耳朵里，昔阳又批了一阵“看戏论”。反正昔阳是陈永贵的，他爱批什么就批什么， 没人说二话。 张怀英被批得坐不住了，给陈永贵和王金籽各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回昔阳做检 讨。王金籽把自己收到的信拿给陈永贵看，请示怎么办。陈永贵说：“没有必要。 因为你是想借用昔阳和大寨为自己树碑立传。” 张怀英无奈，也不管陈永贵是否接纳，自己坐火车回了昔阳，在大寨诱行社找 到陈永贵。 陈永贵正和李韩锁坐在沙发上说话， 见张怀英进来，不高兴地问道： “你来干什么？”张怀英走到陈永贵旁边，坐在沙发上，陈永贵扭头就站了起来， 拉开门走了。张怀英被晾在那么，尴尬地和李韩锁说了会儿话，也不见陈永贵回来。 张怀英没办法，只好当天又返回了运城。 这场打着批邓旗号的批张运动在全国第一个大寨县足足搞了一年多，直到四人 帮倒了，批邓运动基本停止了，批张仍在继续。张怀英似乎动了陈永贵最可珍贵的 宝藏，他的火气怎么也消不下来。 1977年1月25日， 陈永贵在全县建设大寨式社队会议上骂完了姚文元，批了几 句四人帮，又批开了张怀英。他坐在昔阳中学礼堂的主席台上，口气蛮横地说道： “不是有人说，不要再批判三个六年，三个六年是正确的，某人的水平是高的。什 么高？你给咱把个高拿出来咱看看！你给咱把那正确摆出来咱看看！就是那正确，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记在个人身上，是自己的基础，还举例说明，什么汉景帝呀， 什么汉武帝呀，帝王将相，什么帝，怎么不举例马列主义说明？怎么不举例主席思 想说明，主席路线说明？” 当时，第二次全农会刚闭幕不久，昔阳正在派干部下去参加工作队，要求工作 队一去四年。陈永贵反对，说：“提一定四年不变不好，有成绩一年可以回来，有 的二年可以回来，有的三年可以回来，有的一辈子也不能回来。像张怀英那个通迅 员就不要回来。”[5] 陈永贵一句话，这位小通讯员的一生就算定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当时并不罕见。 陈永贵说了一句原《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反大寨，吴象在山西就被批得抬不起头 来，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揪住不依不饶，逼得吴象到安徽投奔万里。一位新华社山 西分社的记者反映大寨的自力更生有不实之处，多少接受过国家的一些帮助，陈永 贵就说这个人反大寨，将该记者投入监狱。新华社社长穆青不干，几次找陈永贵要 人，陈永贵迟迟不肯下领放人，硬把那位说了真话的记者关得吃足了苦头。 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那位名叫李玉秀的记者，在四清中写过一篇反映大寨地亩不 实的稿子，在《记者反映》上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都看到了。因此发生了五级工 作组丈量大寨耕地的事件。文革开始后陈永贵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李玉秀被揪到 大寨连续批斗多日，并责令他把多写的六亩地造出来。李玉秀在大寨修梯田，直到 手臂被石头砸伤，才吊着绷带放了回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分管内参工作， 也因签发了这篇内参而背上黑锅。后来，有一位名叫方堤的新华社记者到昔阳采访， 陈永贵听说了，拍着沙发骂道：“不就是那个发内参反大寨的么？正找不着他呢， 自己送上门来了！”下令举行批斗会。宋莎荫在新华社干过，解释说反大寨的那个 叫方实，这个叫方堤，不是一个人。 多年之后，我有机会与这位方实先生熟识，发现他是一位极其敬业，处理问题 很慎重的人。设身处地替这位忠厚长者想一想，因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招致陈永贵 的痛恨，几乎被作为敌人批斗，这算个什么事呢？即使自以为代表了天道的皇上， 也懂得不能将“言官”治罪的道理。 昔阳的邻县平定有一个叫岳增寿的复员军人，仅仅因为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每 一位政治局委员写信告陈永贵弄虚作假、乱批乱斗、为王金魁平反翻案，就被以现 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在万人公判大会上五花大绑地押走了。这种蛮横得 出奇的处理是在陈永贵知情，并亲自接见了平定县委、县公安局和人武部的负责人 之后做出的。[6] 他显然已经把自己整个当成了革命的化身，当成了历史规律的化 身，反对他就是反动分子和反革命了。这时候的陈永贵听不得坏话，听了坏话就发 牌气骂人，连他左右的工作人员都不敢把不好听的消息对他讲。 陈永贵的这种脾气，在那个时代并不算特别。当时流行的规矩就是培养这种脾 气的。谁反对林彪林副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就要打倒谁。谁反对毛主席，更 是现行反革命，立刻就要被专政，那怕你只是不小心弄脏了他的一张画像。就连反 对毛泽东在《解放军报》工作的女儿，都属于正式规定的现行反革命，一概在打倒 之列。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在毛泽东、林彪与普通劳模之间，找到可 以反与不可反的一条界线，这是极难掌握的政治艺术。直接下令逮捕岳增寿的平定 县委书记李锁寿总结说：“现在有的人所以犯错误，就是他们还把陈永贵看成是一 个普通的劳动模范。”[7]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当政，陈永贵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这时侯，无论他 到哪里，到外都是赞扬和奉承。他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漫无主题地进一通，有时候毫 无准备想到哪儿讲那儿，听起来简直是东拉西扯，而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依然称他 讲得深刻，总结得全面。陈永贵也认为自己确实水平高，自我感觉极佳。 1977年6月2日，郭凤莲、李喜慎和大寨公社书记赵怀瑞到北京开座谈会，讨论 全国整党问题，会后在陈永贵的住处住了三天半。陈永贵坐在沙发上，天南海北地 做了三天指示，并且多次拿张怀英的水平与自己做比较。陈永贵说：“咱县一弄就 是水平。我说水平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水平，一种是资产阶级水平。我认为， 只有实践多，才能有理论。水平不是靠天上掉下来，而是从干中来的。像怀英同志 水平，最后落下个修正主义。” 张怀英以读过24史，手不释卷，除了读书再无任何业余受好而在昔阳享有水平 高的美誉。陈永贵只读文件，几乎没有读过书，所以对书本知识和理论水平的提法 很敏感。“理论水平从哪里来？”陈永贵对埋头记录的郭凤莲、李喜慎和赵怀瑞说， “是从斗争中来，不是听他们每天你好他好大家都好，也不是坐在家想上那么一套， 更不是搬上古书吓唬人。”“从怀英同志来说，过去他是怎么斗的？他就不但没有 给大寨帮多少忙，还帮了倒忙……要认识一个同志，要从实践中看，大寨从来就是 这样看的。不要看能说会道就是水平高。”[8] 陈永贵在谈话中几乎每天都要贬一通张怀英，转绕抹角地说自己才是真正的水 平高。他似乎要把所有的荣耀和尊敬都搂到自己身上，不许别人咬一口桃子，更不 能容忍任何摘桃的企图。他说：“我不是光说怀英同志。走了也好，在的也好，你 们都没有认识了昔阳的荣誉是怎么来的。老实说，昔阳的荣誉高，是因为有个大寨。 你全县都沾了大寨的光了。”“我最生气的是三个六年总结。要不是采取紧急措施。 全国第一个大寨县早被他们葬送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历史？就是要同志们正确认 识自己。” 陈永贵又是怎样认识自己呢？怎样解释他的文化水平低呢？他在吩咐郭凤莲和 李喜慎回去认真总结验验的时侯，流露出了极佳的自我感觉。他说：“总结也并不 是文化程度高了才能总结出来。你看怪不怪？你看我的文化高不高？总结能力强不 强？我没文化，但并没有把问题看错。……石坪那个洞，我陪军队同志去参观，我 说，你看这个洞怎么样？他们说好啊。我一看对象，就说，这洞是下走水，上种地， 打起仗来好战备。起头咱也没有想过这想说，开始做的时侯并没有想到，后来总结 就总结出来了。”[9] 陈永贵下台后赋闲在家，他的大儿子陈明珠和他谈起了往事。陈明珠问：“爹， 你和怀英本来不错，咋想的批三个六年哩？” 陈永贵答道；“孩呀，别说啦！官做大啦，混啦！” ――――――――― 万圣书园 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