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八月初五日，早七时起，洗漱毕，萧丙炎诊脉。八时，郑孝胥讲《通 鉴》。九时，园中散步，接见康有为。十时余，康辞去，这张宪及张庆昶 至，留之早餐，赐每人福寿字一张，在园中合摄一影。张宪为李景林部之 健将，张庆昶为孙传芳部之骁将。十二时辞去。接见济煦，少时即去。余 用果品并用茶点，适英国任萨姆女士至，与之相谈。皇后所召之女画士亦 至，余还寝室休息。在园中骑车运动，薄暮乘汽车出园，赴新购房地，少 时即返。八时余晚餐，休息，并接见结保川医士。十一时寝[注]。 八月初六日，早八时余起。十时召见袁励准。十一时早餐，并见结保川。 十二时接见康有为，至一时康辞去，陈师傅来见。三时休息。鲁军军长毕 庶澄及其内兄旅长常之英来谒，少时辞去。少顷吴忠才至，托其南下时代 向吴佩孚慰问。六时毕翰章来谒，六时余辞去。余在园内散步，适荣源至， 稍谈，余即入室休息。 从这仅存的一九二七年的一页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日常生活和接见的人 物。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毕庶澄、张宗昌等人是张园的经常客人。除他们之 外，我还接见过张学良、褚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等奉系将领。第一个和我见面 的是李景林。我到天津时，正是刚战胜吴佩孚的奉军占领着天津，奉系的直隶督办 李景林立即以地方官的身份来拜访我，表示了对我保护之意。尽管他和当时任何的 中国将军一样，他们的军法政令是进不了“租界”的。 我在天津的七年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 想。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 其中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则是奉系将领们。这是由张 作霖向我磕头开始的。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 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 宝琛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 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不 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 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 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 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 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 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 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 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 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 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 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 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上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那个举动，这把我从“降 贵纤尊”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 是并不忘旧的。 客厅里摆的是硬木桌椅、西式沙发、玻璃屏风，非常讲究而又不伦不类。我们 在一个圆桌边对面坐下，张作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纸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张嘴 先痛骂冯玉祥“逼宫”，说冯玉祥那是为了要拿宫中的宝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护 古代文化和财宝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不但把奉天的宫殿保护得很好，而且这次把 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要弄去，一体保护。他带着见怪的口气说，我不该在他带兵 到了北京之后，还向日本使馆里跑，而他是有足够力量保护我的。他问我出来之后 的生活，问我缺什么东西，尽管告诉他。 mpanel(1); 我说，张上将军对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当时因为冯玉祥军队还在，实是不 得已才进了日本使馆的。我又进一步说，奉天的宗庙陵寝和宫殿，我早已知道都保 护得很好，张上将军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皇上要是乐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怎么都行。” “张上将军真是太好了，……” 但是这位张上将军却没有接着再说这类话，就把话题转到我的生活上去了： “以后缺什么，就给我来信。” 我缺的什么？缺的是一个宝座，可是这天晚上我无法把它明说出来，这是显然 的事。 我们谈话时，没有人在场，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有一屋子的苍蝇。我立刻意识到， 深夜里还有苍蝇飞，这在租界里是没有的现象。 后来，有个副官进来说：“杨参谋长（宇霆）求见。”张作霖挥挥手说：“不 着忙，呆回儿再说！”我忙站起来说：“上将军很忙，我就告辞了。”他连忙说： “不着忙，不着忙。”这时似乎有个女人的脸在屏风后问了一下（后来听说是张作 霖的五姨太太），我觉得他真是忙，再度告辞，这回他不拦阻了。 我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我不知道张 作霖看没看见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他临送我上车时，大声地对我 说：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汽车又通过那个奇怪的仪仗队，出了曹家花园，开回到租界上。第二天日本总 领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警告： “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国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证安全！” 虽然张作霖说他会治日本小鬼，虽然日本领事提出这样的抗议，但是当时任何 人都知道日本人和张作霖的关系，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给张作霖枪炮子弹，张作霖未 必就能有这么多的军队。所以由这次会见在我心里所升起的希望，并没有受到这个 抗议的影响，更不用说陈宝琛那一派的反对了。 我的复辟希望更被后来的事实所助长，这就是以提出“田中奏折”[注]出名的 田中内阁，于一九二七年上台后所表现的态度。田中奏折返于一九二九年才揭发出 来，其实它的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就露出来了。这里我引述一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判决书》上对当时情势的叙述[注]： 田中首相所提倡的“积极政策”是借着与满洲当局、特别是与东北边 防军总司令及满洲、热河的行政首长张作霖的合作，以扩大和发展日方认 为已在满洲取得了的特殊权益。田中首相还曾声明说：尽管日本尊重中国 对满洲的主权，并愿尽可能的实行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但日本具有充 分的决心，绝对不允许发生扰乱该地的平静和损害日本重大权益的情势。 田中内阁强调必须将满洲看做和中国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地方，并声明如 果争乱从中国其他地方波及满洲和蒙古时，日本将以武力来保护它在该地 的权益。 给我磕头的张作霖，在得到田中内阁的支持之后，成了北方各系军人的领袖， 做了安国军总司令，后来又做了军政府的大元帅。当蒋介石的军队北上的时候， “保护”满蒙地区“权益”的日本军队，竟开到远离满蒙数千里的济南，造成了惊 人的“济南惨案”。日本军队司令官冈村宁次还发了一份布告警告过蒋介石。天津 日本驻屯军参谋官为表示对我的关切，曾特地抄了一份给我。蒋介石为了讨好帝国 主义，刚杀过了共产党和工人、学生，看见了这份布告，又恭恭敬敬地退出了济南， 并禁止民众有任何反日行动。 在此同时，我和奉系将领之间也进入了紧张的接触。 公开的酬酢往来，是从我见过张作霖之后开始的。我父亲的大管家张文治，在 奉军将领中有不少的把兄弟，这时又和张宗昌换了帖，成了奉军将领的引见人之一。 前内城守卫队军乐队长李士奎，这时也成了奉军人物，褚王璞和毕庶澄就是他引进 的。胡若愚还给我带来了张学良。这些将领们到张园来，已和从前进紫禁城时不同， 他们不用请安叩头，我不用赏朝马肩舆，他们只给我鞠个躬，或握一下手，然后平 起平坐。我给他们写信，也不再过分端皇帝架子。我和奉军将领交往的亲疏，决定 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最先使我发生好感的是毕庶澄，因为他比别人更热心于我的 未来事业，什么“人心思旧”、“将来惟有帝制才能救中国，现在是群龙无首”， 说的话跟遗老遗少差不了多少。他是张宗昌的一名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曾请我 到他的军舰参观过。我对他抱着较大的希望，后来听到他被褚玉璞枪毙的消息时， 我曾大为伤感。他死后，我的希望便转移到了张宗昌身上。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我在天津见到他的时候，他有四十多岁，一眼 看去，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如果一细看，就会发现这个彪形大汉的紫膛面皮 上，笼着一层鸦片中毒的那种青灰色。他十五、六岁时流浪到营口，在“宝棚”当 过赌佣，成天与地痞流氓赌棍小偷鬼混，在关东当过胡匪的小头目，以后又流落到 沙俄的海参崴，给华商总会当门警头目。由于他挥霍不吝和善于逢迎勾结，能和沙 俄宪兵警察紧密合作，竟成了海参崴流氓社会的红人，成了包娼、包赌、包庇烟馆 的一霸。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军派人到中俄边境，争取胡子头目刘弹子（王双） 投效革命，双方谈判成功，将刘部编为一个骑兵团，授刘为骑兵团长。张是中间的 介绍人，一同到了上海，不知道他怎么一弄，自己成了革命军的团长，刘弹子反而 成了他下面的一名营长。“二次革命”爆发，他投了反革命的机，以屠杀革命军人 之功，得到了冯国璋的赏识，当上了冯的卫队营营长，以后层层运动，又得到了十 一师师长的位置。不久在江苏安徽战败，逃亡出关，投奔张作霖，当了旅长。从此 以后，他即借奉军之势，从奉军进关那天起，步步登高，由师长、军长而山东军务 督办、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一直做到了直鲁联军司令，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由 于他流氓成性，南方报纸曾给了他一个“狗肉将军”的绰号，后来看他打仗一败即 跑，又给了他一个“长腿将军”的别名。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在蒋介石和张学良夹击之下，张宗昌兵败滦河，逃往旅 大，后来又逃到日本门司，受日本人的庇护。一九三二年他以回家扫墓的名义回到 山东，暗地里运动刘珍年部下倒戈，打算以倒戈队伍为基础，重整旗鼓，夺取当时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地盘，恢复其对山东的统治。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他在济南 车站被一个叫郑继成的当场打死。这位凶手自首说是为叔父报仇（他的叔父是被张 宗昌枪毙的冯玉祥部下军长郑金声），实际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主使下的暗杀。据 说张被打死后，他的尸首横在露天地里，他的秘书长花钱雇不到人搬运他的尸体， 棺材铺的老板也不愿意卖给他棺材，后来还是主持谋杀的省当局，叫人收了尸。这 个国人皆曰可杀的恶魔，曾是张园的熟客，是一个被我寄托以重大希望的人物。 我在北府时，张宗昌就化装来看过我，向我表示过关心。我到天津后，只要他 来天津，必定来看我。每次来都在深夜，因为他白天要睡觉，晚上抽了大烟，精神 特别足。谈起来，山南海北，滔滔不绝。 一九二六年，张吴联合讨冯，与冯军激战于南口，冯军退后，首先占领南口的 是张宗昌的队伍。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给张宗昌亲笔写了一封半信半谕的东 西： 字问 效坤督办安好 久未通信，深为想念，此次南口军事业已结束，讨赤之功十成八九， 将军以十万之众转战直鲁，连摧强敌，当此炎夏，艰险备尝，坚持讨逆， 竟于数日内，直捣贼穴，建此伟大功业，挽中国之既危，灭共产之已成。 今赤军虽已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