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振玉的努力 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所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因此我先在 大和旅馆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都来了，才一同搬 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 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做游艺场用的地方。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 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我刚住进 了张园，这位前清的“名将”，坚决不收房钱，每天清晨都要带着一把扫帚，亲自 来给我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他才丢下 那把扫帚。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租， 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是我在各派遗老、 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 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 也不发生什么作用。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离开了我，又到威海卫当专员去了。威 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后，一九二六年他与北洋政府办理庚款问题时，到天津和我见 过一次面。他曾为我奔走于吴佩孚等人之间，毫无结果。后来他回英国接受爵士爵 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顾问。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勾心斗 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 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 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 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 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 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 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 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同任何肯帮助复辟的国 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 就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 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不过这 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把罗振玉说一说。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 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 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 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 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 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 官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的名学者，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 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囗。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颇为清室增色。当然，罗振 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 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 活动，寻求复辟支援时，和他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 一阵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受日本人的豢养。罗 振玉比他们都活跃，他一九一九年回国，先住在天津，结交日本人，后来在大连码 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走私贩卖古玩、字画，一边继续和日本人拉 拉扯扯，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 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 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 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俯，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 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 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 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 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 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 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 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 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 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 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 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 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 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 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 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 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 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 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 货。 mpanel(1);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 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 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 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 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 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 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 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 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 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 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注]， 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 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 自尽了。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 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 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 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 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亻斤即日前往莫缀，赏给陀罗经 被并洋二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 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 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 罗振玉。 那时我身边的几个最善于勾心斗角的人，总在设法探听对手的行动，手法之一 是收买对手的仆役，因而主人的隐私，就成了某些仆人的获利资本。在这上面最肯 下功夫的，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一对冤家。罗振玉假造遗折的秘密，被郑孝胥通过 这一办法探知后，很快就在某些遗老中间传播开了。这件事情的真相当时并没有传 到我耳朵里来，因为，一则谥法业已踢了，谁也不愿担这个“欺君之罪”，另则这 件事情传出去实在难听，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爱国心”吧，就这样把这件事情 给压下去了。一直到罗振玉死后，我才知道这个底细。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 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一个要自杀的人居然能找到别人代缮 绝命书，这样的怪事，我当初却没有察觉出来。 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表白了 自己没有看见王国维的“封奏”内容之后，以臆测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贞， 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在我出宫和进日本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 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 死，思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 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这篇祭文 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注]，这个当时“黯然 无力于世”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 总之，王国维无论道德、文章，如果没有他罗振玉就成不了气候。那篇祭文当时给 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但是，尽管我长久以来弄不清罗振玉的底细，而罗振玉在我身上所打的政治算 盘，却一直不能如愿。在他最后败给郑孝胥之前，仅陈宝琛、胡嗣瑗一伙就弄得他 难于招架。在那一连串的、几起几落的争吵中，我自己则是朝三暮四，犹豫不决。 这两伙人起初的争论焦点，是出洋不出洋的问题。我从北京日本使馆跑到天津 日本租界后，社会上的抨击达到一个新高潮。天津出现了一个“反清大同盟”专门 和我作对。罗振玉这一伙人乘此机会便向我说，无论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复辟，除了 出洋别无他路可走。这一伙人的声势阵容，一时颇为浩大，连广东一位遗老陈伯陶 也送上奏折说，“非外游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谋恢复”，并主张游历欧美之后 可定居日本，以待时机变化。陈宝琛这一伙则认为这完全是轻举妄动。他们认为一 则冯玉祥未必能站得住脚，危险并不那么大；另则出洋到日本，日本未必欢迎。倘 若在日本住不成，而国内又不能容，更不用想段祺瑞和张作霖之流会让我回到紫禁 城，恢复以前的状况。我对陈宝琛等人的意见不感兴趣，但他们提出的警告却引起 了我的注意，对罗振玉的主张犯了犹豫。 一九二六年，政局曾经一度像陈宝琛这一伙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了变动，张作霖 转而和吴佩孚联合，张、冯终于发生冲突，冯军遭到了奉军的攻击。冯玉祥撤走了 天津的军队，北京的冯军处于包围之中。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被冯军发现，段祺 瑞逃走了，随后冯军也在北京站不住脚，退往南口，奉军张宗昌进了北京。七月间， 张、吴两“大帅”在北京的会面，引起“还宫派”无限乐观，还宫派活跃起来了。 我身边的陈宝琛亲自到北京，找他的旧交，新任的内阁总理杜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