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文明骤化为野蛮（Ⅰ） 一 刘文指导员的“失踪”，在大家的内心深处搅起了极为不安的波澜。据说，他 被指控为姑息同情“右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回云山场部批外反省去了。 连队的工作完全由四队来的尹队长和三队来的朱副指导员负责。 从此，尽管十分艰苦但尚算比较文明的流放生涯，立即宣告结束。 尹队长40多岁了，家里有个刚二十出头的“支边青年”的年轻妻子。不管大家 如何苦战，他也常常离开工地连部的那顶大棉帐篷，回到小云山四队家里去。经常 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三队来的那个朱副指导员了。因此在这里，我们 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位朱副指导员多费点笔墨。 在1958年春天“向地球开战”的转业风潮前，朱是一名少尉。他的水平之高低， 一时难以看得出，但其为人之粗暴和蛮不讲理，却是十分明朗的。他那满是雀斑的 圆黑脸庞上，又有一些浅麻子，加上为人如此，所以大家并不关心他的大名，而背 后一律称之为“朱麻子”。心地善良又懂得政策的刘文在时，朱麻子和尹队长还常 常骂我们是“土匪”、“俘虏”、“一群老绵羊”[注]。刘文这一走，他们就更抖 活得出格了。开口：“你们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闭口：“你们要识相， 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刘文常说的“努力工作，刻苦锻炼，加快祖国建设”一类 的催人奋发上进的语言，似乎从未在尹队长和朱麻子的齿缝间迸出过。对王震将军 带头喊的“同志们”这三个字，尹队长和朱麻子就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他们动不动 就训斥我们给他们“丢脸”，使他们“抬不起头”。惟一的根据是，他们到云山场 部去开会，只能坐在最后面，不敢向别的连队挑战应战，因为我们的战绩“老是在 最后”。 这就奇怪了！我们连第一个完成了一干渠的包干任务，转移到二干渠快一个星 期了，三个“左派”精英连还在一干渠迟迟未转移，我们怎会成为“最后”？！ 原来那些连队都是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红薯”的“卫星成绩”，而我们 却是“铁榔头砸石头――实打实的”。 二 一天都深更半夜了，我们刚刚拖着十分沉重的一双腿，回到了各自的小窝棚， 正脱大衣、棉衣人被窝，朱麻子就让三队来的第二排排长田振兴，丁丁当当地敲响 了连部棉帐篷门前的一小截钢轨：“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大家纷纷从各个小窝棚里钻了出来，边扭衣扣边向那灰色的棉帐篷跑去。原来 是朱麻子要训话。他向帐篷边上一指，说： “你们看，今天从团部扛回了两面大黑旗！这就是你们的‘光彩’！你们如果 再不好好给我们争面子，我们也绝不再跟你们讲客气！（不知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讲 过“客气”。）还要降低你们的口粮――少干活就少吃饭嘛！” 第二天，果然，太阳快落山了，两大箱午饭还搁在沟边上，宁可让一粒粒苞米 馇子冻成了冰豆豆，也不让大家吃。究其原因，说我们还没有完成上午的定额。 很多人当即发起牢骚来，越干越没劲儿。可是皮大衣上一尘不染的朱麻子，却 让值星排长田振兴喝令大家摘去头上的帽子，光着头干活，还要边干边唱歌，说是 “让他们提提神”。这个田排长居然照办：“快摘掉帽子，摘帽子，快，快！” 田振兴何许人？原是汪精卫汉奸部队里的一个士兵。鬼子投降后，他被我们的 部队俘虏了过来。解放战争中，他由战士而班长、排长、连长，建国后又升为一个 师的作战科长。不知何年何月，他转业到了工业部，也当了个科长。又不知是何原 因，他也被扣了顶“右”帽，被发配到了北大荒。一到北大荒，他就施展出了他那 到处行之有效的“特长”――投机钻营、捧上压下，很快就当上了排长，成了朱麻 子的“大红人”。排长轮流值星时，他的一只胳膊上套着“值星”二字的红袖章， 神气活现地在全连面前说：“我虽然也是‘老右’，但现在和你们不一样！我是监 工员，就是要代表领导来监督你们！” mpanel(1); 为此，曾有人当众斥责他：“你算个什么东西？！”刘文在的时候还有人建议 刘文撤换他；但有朱麻子的庇护，哪能撤？ 此刻，田振兴在沟边上来回跑，边跑边吆喝：“快摘帽子，快摘帽子……哎呀， 快摘啊……”见大家大眼瞪小眼地不动弹，他那黑不溜秋的一脸横肉急得直颤颤， 牛暴子眼鼓得更大了：“快搞啊，快唱呀……” 对人的尊严如此蔑视和践踏，稍有一点自尊心的人谁能摘、谁能唱？只有几个 胆子太小的人，有气无力地哼得零零落落：“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 量……” 这当儿，朱麻子在一旁气得麻脸刷黄，气急败坏地说： “好吧，你们不唱，你们不唱！你们的眼里哪有党的领导？！可你们要明白， 你们再不老老实实赎罪，我们有办法治！！” 说完，他就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我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想：“赎罪”？我们有什么罪？这种强迫大 家饿着肚子去为自己“争面子”的人，也能叫做“党的领导”？这种人所以也高喊 “革命”，说穿了，不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官半职、耀武扬威享清福吗？！就是真地 为了“革命”，这样蛮干也是不许可的。第一，弓弦绷得太紧，总有一天连弓背也 会被折断的；第二，接连不断地“放卫星”，事前准备，养精蓄锐，事后疲惫不堪， 实同休息，即便“卫星”上了天，全过程的总成绩还不如每天按部就班的平均工效 高，这何苦来？何况，这当中由于草率从事、窝工返工，既浪费了材料和时间，也 让大伙白费了力，这对谁有利？！ 当晚收了工，我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先钻进了连部那棉帐篷，向朱麻子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改变强迫劳动和强制“放卫星”的做法，既利于国，也利于人。 朱麻子无动于衷地向我瞪着眼，冷冷地说：“听到啦！你快回去吃你的晚饭吧 ――” 奈何？真可谓“将帅无德无才，苦死三军战马”！ 三 我们的命运在这种人的掌握下，必然会不幸接着不幸！ 一天，由于冻土层太厚，五六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它也纹丝不裂。 眼看当天的土方定额无法完成，朱麻子决定爆破。事前又不向大家讲清楚爆破必须 注意事项，国际书店一位姓王的同志奉命去给炸药包安雷管，当他刚刚安好雷管大 喊一声“安上了”，还没等他跑开隐蔽好，远处管按电闸的侨委的一个同志就心急 火燎地按下了电闸，只听“轰”的一声，王同志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人们连忙奔过 去抢救，只找到他的一条腿。大家惊痛得目瞪口呆！ 这一不幸事件，使得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这是朱麻子等领导一味地强 迫大家多干快干、草管人命的结果。他们事前既没有说明爆破守则，也没有准备旗 语信号，才导致了王同志惨遭粉身之祸。这责任应由朱麻子等领导承担。但是事后 大家所看到的，侨委的那位同志成了替罪羊――被逮捕判了刑，王同志的那条腿被 悄悄掩埋了事，连个追悼会也没开！ 正当其时，山上的“右派”伐木队也不断传来不幸的消息。 四 这个伐木队，也是在王震将军的统一号令下，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组成的。 据说当时首都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民族文 化宫、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迎接建国十周年。王震的口号是：“进军完达 山，拿下20万方优等木材，保证首都十大建筑的需要，支援大连造船厂的建设，向 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厚礼片很快，各大农场就组织起3000多名复员转业官兵，兵分 数路，挺进完达山林区。 我们所在的云山畜牧场，也遵奉850总场的指示，从打草队和“五间房”、“三 间房”抽调了一百多名“右派”组成了一支伐木队，深入完达山南麓的原始森林进 行伐木大战。其组成人员有电影演员张莹、李景波，新华社的编辑方约、陈亮、陈 封雄，老《大公报》的名记者朱启平，总后勤部的军医李定国，八一制片厂的摄影 师戚玲，等等。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没见过原始森林啥模样，更甭说对又高又粗的大树拉 大锯劈大斧了。为了避免伤亡，伐木队领导也曾召开过大会，请当地伐木老师傅传 经送宝，讲授伐木要领与注意事项，也讲了些被树砸死砸伤的教训。因为这是性命 攸关的大事，人人都听得很入神，特别对如何判断被伐树木的倒向及伐木的姿势要 领等等，听得格外认真，许多人还做了笔记。 可是老师傅们一讲完，伐木队队长陆某就极其威严地双手往下一按说： “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 要滑！我要告诉你们，我陆某可不是好惹的！如不相信，我们就竖个对立面较量较 量……” 这样的训话，等于给大家当头一棒，把大家刚才听老师傅传授经验教训时的兴 高采烈训得烟消云散，只能冷冷地面面相觑。坐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只见陆队长浅浅 的麻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似乎对大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 最后陆队长又给大家强调说：“伐木场也是战场，钢锯就是战士手中的枪！人 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记着没有？！” 台下人都睁着失望的眼睛瞪着他，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回答说：“记得啦― ―”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吃罢早饭匆匆上工去了。大家人人腰上系着皮带或小 草绳，别着小斧或小镰刀；挂着饭盒水杯和毛巾，肩上扛着钢锯或大斧头，走起来 了当乱响，和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般。 进入林区后，各班散开，两人一组，看清树的长势和倒向，用镰刀小斧清除了 树边的杂草和灌木，就躬下腰蹶起屁股，一来一往地拉起大锯来。锯了下口再转过 身来锯上口，不一会，林子里就响起了“顺山倒”、“迎山倒”或“横山倒”的呼 叫声，提醒周围的锯组注意或快闪开。每随着一声呼叫，就是一棵大树倒地的隆隆 声。随即人们拿着大斧和大锯修去枝杈，再把树干锯成几米不等的树段，用皮尺量 好大头和小头的直径，计算好木材的立方量，记上小本本，才算完成了锯倒一棵树 的工作量。 这些树，有的是上等建筑材料红松，有些是专给人民大会堂作地板用的硬木水 曲柳和核桃揪，有些是树皮可做软木塞、木材用于军舰轮船或枪托的黄菠萝，更多 的则是一般用材白桦、赤桦和杨树。劳动强度大而成绩也是十分可观的。 但是和山下的排水连一样，成绩再可观，也得不到队长们说一声“好” 有一次收工回来，李定国用中号脸盆打了大半盆稀汤粥，由于“液体太多固体 太少”，他还没等跨出伙房，就已经把它们三下五除二地灌进了肚。这时背后有人 大喝一声：“李定国！”李定国扭头一看，原来是伐木队的另一个队长“王大吼”。 “李定国，我真不明白，”这位说话声音特大因而被大家背地里叫做“王大吼” 的队长说，“你的个头儿这么小，你的肚子真能容纳那一盆稀饭？你就不怕撑坏吗？” “……”李定国不吭声，只翻着眼睛看着他，心想：“你们吃的是啥？你们吃 的是烙饼、馒头、窝窝头，是‘固体’，而我们喝的是‘液体’，能比吗？个头儿 小又怎样？个头儿小的肚子里灌满了液体，也能‘宰相肚内能撑船’嘛！这大半盆 稀汤算得了什么？” 劳动了一整天饥肠辘辘，饥不择食地喝了多半盆稀汤粥也挨了一顿训，李定国 窝着一肚子人回到了自己的大窝棚。 五 不几天，队长“王大吼”又让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在大家面前“出了丑”。李 景波40多岁牙就几乎掉光了。吃玉米馇子时，往往还没吃下一半，碗里的就冻成冰 豆豆了，他只得几粒几粒地先放进嘴里慢慢地化开了再吃，这样常常影响按时出工。 那天“改善生活”吃馒头，他就多拿了两个馒头掖在自己的被窝下。有“积极分子” 告发，“王大吼”立即让大家在大窝棚外面严寒中排队站着，带着“积极分子”们 在大窝棚里面搜查，把李景波掖的两个馒头搜了出来。 “李景波，站出来！” 李景波站到了队前面。 “你为什么要偷偷地藏起两个馒头？” “这不是‘偷’，而是大家都看到的。” “就算是大家都看到的，为什么别人不藏，你要藏？” “我的牙口不好，吃冰馇子常常影响出工，所以我在吃馒头时才要多拿两个馒 头。” “你这是什么行为？算不算特殊化？” “这也是为了工作，不算特殊化。” “你还狡辩！我让你在队前‘照照相’，看你的面子还往哪处放！” “‘照相’就‘照相’吧！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无齿之徒’，大家都会谅解的。” “好，你自称‘无耻之徒’，可见得你是个不知羞耻的人。这两个馒头收回伙 房，还要在你的档案上记上一笔！”说完，“王大吼”向大伙大吼一声：“解散， 出工！” 李景波也跟着班里的人出工了，除了告密的“积极分子”外，几乎无人不深深 地同情这位名演员。 六 晚上，李景波跟着大伙儿回到了大窝棚。这窝棚是他们刚上山时自己匆匆盖起 的。麦杆儿苫顶，100多人就寝，李景波。李定国、郭冠军、李运田等人正睡在屋漏 更遭连夜雨的地方，常常几夜都睡不好，听着大伙儿的如雷鼾声和陈亮梦中的英文 歌。现在漫山都是雪，外面零下38度，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 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 大伙儿受尽了折磨，仍然“黄连树下弹琵琶”，没有完全忘掉苦中作乐的谐趣。 他们常常在火塘边上穷聊“老林伐木工夜话”，古今中外，洋话和汉语，无所不谈。 有时聊到上下眼皮打架，才各自躺上榛子条结构的“席梦思”，尽力推开内心的悲 苦。 有一次，大家还独出心裁地未经领导批准开了个小小的文艺晚会。电影演员张 莹用俄语朗诵了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那首名诗，李定国唱了首客家山歌，孔祥 祯背诵了“四喜”诗。 孔祥祯戴副近视镜，平时老闷着头干活，话不多，常挨队长批，说他没有打起 精神来改造，“假正经”。其实他年纪较大，家庭思想包袱较重，所以才寡言少语。 这样的人竟背诵起“四喜”诗来，使大家感到特别有趣。他说有一位秀才做了这首 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位举人阅后说， 这还不是特别令人欣喜的，应在每句前面加上两个字――“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 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瞎子金榜题名时。”――这才是十足的大喜。这时 有人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免去了‘右’字号桂冠，才是我们的大喜！” 接着，有人想挖苦一下排长之一的张寄，说了个平常在背后者说的一个“谜语” ――“‘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大伙儿故意沉默静思了一会儿才有人 举手说：“张寄。”张寄是来自商业部的一名“老右”，先当班长，后当排长，常 常向队长、指导员们打大家的“小报告”，向“王大吼”密告李景波掖了两个馒头 的“积极分子”就是这主儿，大家恨透了他。平时一旦发现有人向队长、指导员告 了什么人的密，有的人就说这一定是“西厢书柬”干的事，而不说“张寄”的大名， 别人就心领神会。现在在这种场合下把它公开出来，弄得这位张排长难以自容。 接着，有人出了个字谜――“洞房内的新娘内衣――打一字”。有人立即举手： “‘规’字。 “为什么？” “因为只有做丈夫的，才能见到新娘子的内衣。” 一阵欢腾的掌声：说得在理。 乐以忘忧的文艺晚会结束了。大家上炕时，有人不禁叹息说：“我们什么时候 被摘去了‘右派’帽子，那才真正值得大乐一番哦！” 这一说不打紧，大伙儿立即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七 现实是冷酷的。 不是么？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王少明和镶着金牙的山西人史裕华，在深山密 林中伐了一天的树收工回来时，天色已黑透了。他俩迷了路，大伙儿吃罢晚饭左等 右等也不见他俩回来，一个个都急了。许多人打起火把去出收工的路上寻找呼喊， 才把他俩找了回来。事后，新来指导员李某，还把他俩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