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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明流放 一 开头,第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们待我们虽算客气,但都只称我们“各位”, “大家”,或者张老李,而不叫“同志们”和“同志”。可是很快,气氛全然改观。 那是大家正在东片“三间房”吃晚饭的时候,只见房前的岔道上开进来几辆小 吉普,从车上下来的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瘦削、个头较高的上了岁数的 人。大家注目而视,原来是王震将军。他只穿了一身简朴的灰色中山服,外套一件 军大衣,足蹬布鞋。他是特意来看望我们这些“右派”的。 我们立即放下碗筷鼓掌欢迎。随后各人又端起自己的熬萝卜碗,拿着窝窝头, 以王震将军为中心,在房前屋后和小山坡上围成一个不成形的人圈,听他讲话。没 想到他还是过去的那种老习惯,像面对当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众多将士们那样,放 开洪亮的嗓门,第一句就是――“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呵,我们还是“同志”啊!大家立即爆发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有的人还擦 了眼泪。 掌声过后,王震继续讲话。他鼓励我们不要悲观失望。他说: “有些地方不欢迎在整风鸣放中跌了一跤的人。我说我不怕,都给我好了。只 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的同志。” 说到这儿,他再次提高声调说:“同志们,我欢迎你们!” 人群又爆发出更为狂热的长时间的掌声。 王震继续说:“你们虽然犯了点错误,但与龙云们不同,你们还都是国家干部,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希望你们要吃得起苦,经得起新的磨炼与考验,将来继续为 党为人民奉献自己的才华。” 在谈到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有为、前程仍很光明的时候,他提高了声调问: “你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恐怕还不到五十岁吧?” 人圈中站起来一位穿着黑羊皮翻领大衣的人,手里还端着自己的铝饭盒,用苏 州、上海一带的官话回答说: “王将军,鄙人今年五十一了。” “哦?你尊姓大名?” “报告将军:我叫吴绍澍。” 王震将军半仰着脖子,凝视着眼前的小山头,似乎在回想着什么。一会儿又 “哦’了一声,对吴绍澎说: “对,想起来了,先生你好像是――原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什么人吧?” “将军好记性!”吴绍澎敬佩地说,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简历:抗战中,国民 党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副市长;后来因对蒋介石不 满,内部倾轧,就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到这儿,吴绍澎对王震说:“从那 时候起,我就和贵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好得很!”王震请吴绍澎坐下。“朋友们过去为人民事业做过的好事,我们 是不会忘记的。吴先生今年五十一,也还不算老,同样有前途。望你保重身体,向 前看,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勉强。我也祝你和大家一样锻炼成功!” 将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中间不断被掌声打断。在北京,有谁像他这样仍把 我们看做“同志”,并说了这许多寄予厚望的鼓舞人心的话? 他还对我们说,农场就归他统一领导,如果大家对农场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 求,可以随时提出来,也可以直接给他写信。 不久,将军特地给我们拨来一台可以随时移动的两轮发电机。我和一些同志奉 命去云山畜牧场场部把它拉来“五间房”。夜晚,我们的草坯房和房前房后都亮起 了电灯,成了完达山南麓惟一的一颗“夜明珠”。农场的上上下下也都学着王震将 军那样,对我们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mpanel(1); 二 最初的劳动,是在山脚下辽阔的翻耕过的田野上10人一组,拉拽24行播种机播 种小麦。我们都能够理解,“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但当机械动力和牛马不 足的时候,我们这些两条腿的“老黄牛”就是惟一可以派上用场的动力了。所以大 伙儿拉得很起劲。每一趟都得拉上1000多米,还没拉上半趟,就把棉袄、绒衣脱得 光光的,只穿一件单褂子。 麦子播完了,我们就在“五间房”下面的水洼子南面,抡大镐,要大锹,用永 远不会折断的小碗口粗的大扁担抬土,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打算拦蓄完 达山流下来的涓涓细流,日后既可灌溉农田,又可养鱼放鸭,改善生活。 工间休息,有人钻进附近的小林子采蘑菇,有人躺在草地上仰望深邃的蓝天, 唱起《贝加尔湖之歌》。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贝加尔湖畔。 一天上午,水库工地全体丢下工具,钻到水库土坝南边小杨树林里寻找一头猪。 这是队里伙房买的一头大肥猪。指导员刘文叫《光明日报》记者尤在去云山场部把 它赶回来。个子瘦小的尤在辛辛苦苦地把它赶了半天快到家时,它下了公路一头钻 进了小杨树林,尤在东找西找左唤右唤它也不出来,只好把大家都叫来找猪。大家 排好队,在林子里翻来覆去地搞了一场“拉网战”也没发现猪影儿,只得败兴而回。 有人不无幽默地自嘲说:“这么多知识,硬是对付不了一头猪!”说得大伙儿哈哈 乐。 这时我们吃的是窝窝头、大馇子粥和熬大萝卜,有时也能吃到黑面馒头。那是 我们自己轮流去“三间房”的小磨坊,像小毛驴一般整天围着大磨盘磨出来的,从 第一过到最后一过,一点儿麸皮都舍不得丢的“一条龙面粉”,又粗又黑。大家把 这种面蒸出来的馒头叫做“巧克力疙瘩”,吃起来也真美。 但是草坯垒成的“五间房”可不美。我们人人几乎都在自己的铺位上空平吊着 一块尼龙布、油布或雨衣,以拦截从带树皮的屋梁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和虫屎。下雨 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尼龙布又成了“空中小水库”,兜拦 滴滴嗒嗒的漏水。谁不小心猛一抬头,就会哗啦一声碰翻了“小水库”,浇得满草 炕都是水,自己也成了落汤鸡,引起哄堂大乐。偶尔也有一两条青花蛇、火赤溜从 屋梁上掉下来。一经发现,一声喊打,大伙儿一齐上,就要了它们的命。 使大家更为兴奋的是北大荒的春天。这片亘古荒无人迹的原野,没有遭受到大 自然不肖子孙的蹂躏,没有空气污染。碧蓝的天,白洁的云,漫山遍野的牡丹花、 芍药花、黄花菜、桔梗、丹参、刺五加、猪笼草以及多种多样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 草。它们争妍竞艳,色彩缤纷。尤其是,几乎每个晴朗的早晨,东边地平线上的云 际间,都会出现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海市蜃楼的景象:树木,田野,房屋,道路,湖 泊,马车……美不胜收。 5月初,雨后的一个大休日[注],我们男男女女,踏着湿润的小路,到碧翠的森 林边缘,一边欣赏布谷鸟和各种山鸟的鸣叫,一边采集各种花草,回到“五间房” 培起大大小小的花圃。电影名演员李景波摆开架势,大腿往二腿上一跷,拉起了京 胡,商业部的一位块头瘦小而中气很足的“刘老板”,大唱《追韩信》、《借东风》、 《空城计》;杨角夫妇和青年画家于善甫、孙承武等人在光洁的桦木板上画画;中 央乐团的首席双簧管陈永田,则吹练闪光的黑管,复习从法国专家那儿学来的指功 和运气功;我与我们新华社的陈亮、陈封雄以及丁聪、丁耀瓒、朱启平等人,则赛 开了桥牌。 一位青年人,名叫郭冠军,对外文委的俄文翻译,则用典雅流畅的文笔,给他 在北京的妻子――来自莫斯科的娜塔莎撰写《完达山书简》;毕业于清华大学高教 部留学生司的青年罗相成,在研读厚厚的一本《马卡连柯教育法》;外交部礼宾司 司长王卓如和外交部国际货币专家孙方――李克农上将的乘龙快婿――围着大花圃 谈心漫步;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编辑部的编辑――被吴祖光称做“小天才”的田庄, 则教军医李定国学唱古巴民歌《鸽子》;另外还有不少人在大声练习俄语、英语、 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李景波的胡琴拉累了,就向别人表演“笑”――各种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 神情下的笑:大笑、轻笑、阴笑、狂笑、热笑、冷笑……一共37种笑。他边表演边 说“笑能治病”,因为笑能使人的心肺和腹部得到锻炼,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调节 心律;放声大笑,可使面部、胳膊、腿部肌肉放松,从而能够消除烦恼和压抑;笑 又是天然镇静剂,可以减轻头痛和背痛。 另有一些人,更会享受大自然的恩赐。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小锅和手提式饭盒, 背着装有酱油精和胡椒粉的小挂包,到草原上的穆棱河支流去钓鱼。那简直不是钓 鱼而是拿鱼、抓鱼。那小河里从未见过人类的鱼,尤其是那种大头胡萝卜似的“老 头鱼”,每见人影,就纷纷游上前来娱目欣赏这两条腿站着的玩艺儿。人们求之不 得地伸手去抓它们,它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你抓。抓到手立即开膛剖肚,往开水锅里 一扔,很快就是一锅白如牛奶的鲜美的活鱼汤。人们啖饱灌足之后,就势在河边上 铺开油布,小憩晒太阳。 写过近600行长诗的诗人戚玲,晒着晒着太阳,突然诗兴大作,写出《溪边小憩》 一首: 芍药金针铺满岗,熏风送暖小溪旁; 牧羊稚子远归去,短笛无腔下夕阳。 我们偶尔也看到一两头梅花鹿和狍子。这些鹿和狍子似乎也少见两条腿立在地 上的人,常常停足凝望。人们悄没声息地向它们走去,它们就无声地向后退一退; 人们往回去,它们又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始终与人们保持二三十步的距离;人们放 声吆喝一声,它们才惊跑而去。在惊跑中还要停下来回头张望一番,好像依恋不舍 似的,真有趣! 一天,铁道兵农垦局打电话到850农场,说北京新华总社一位周记者要到云山畜 牧场看望正在劳动的右派,叫下面有个接待的准备。850农场打电话到云山畜牧场, 云山畜牧场又打电话到第三生产队的“五间房”。三传两传,把“周记者”传成了 “周总理”,弄得“五间房”的指导员刘文很紧张。他立即布置杨角带着李定国等 人去大路上扎欢迎牌楼。杨角们用不易枯萎的带叶的树枝搭起框架,并用一块红布 写了“热烈欢迎”四个大字挂在牌楼上。一切就绪后,杨角站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观 赏了一番,大为赞叹地说:“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的确,四望片片林海,点缀着那么一幅红布,颇具诗意。可是忙到最后,才确 知要来的不是周总理而是周记者,而且因时间不充裕不来了。尽管如此,白忙了一 番的杨角、李定国等人还是觉得忙得挺惬意……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算是流放吧,这也是胜过近代任何国家的相当文明的流 放生涯了。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所以有人谱写了这样的歌曲: “完达山下,兴凯湖旁,我们聚集在这里,建设北大荒。”并在“五一”晚会上演 唱。 “五一”晚会在“五间房”之间的草坪上举行。电影演员郭允泰和管仲祥跳起 了“芭蕾舞”,李景波改唱了一首苏联少女唱的歌曲。那歌子的原词是“晚霞中有 一青年,他徘徊在我家门前。这青年默默无言,只把那眼光闪一闪”,他改唱为一 个老太婆的口吻:“晚霞中有一老头,他徘徊在我家门口。这老头一声不吼,只是 把眼睛向我瞅一瞅……”直唱得大家前俯后仰。 总之,人们似乎都在尽量推开忧愁、痛苦和内心思考着的历史与现实。就我个 人而言,除了被强行开除出党和骨肉离散的痛苦难以消减而外,原来一度笼罩心头 的阴影似已全然消散。 三 不过,文明流放只是生活的一方面,只是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的有礼貌的尊 重而言。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生活也相当艰苦。我们住的草坯房子 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每个人的很多东西只得摆在外边露天里。窝 头、玉米渣子、黑面馍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 少。我们到“五间房”20多天,只看到过王震派专人送来的一小捆报纸。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 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 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问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 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 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这时候的天气已经不很冷,但是变化无常,“一日四季”是常有的事。蓝天白 云,烈日当空,突然就能乌云翻滚,骤然雨下,甚至飘夹着雪花,所以常常离不开 棉袄。 但是大家没有怨言,都欢快地苦干着。 在水库工地,刨土的刨土,抬土的抬土,一刻不停。我和文化部艺术局戏曲处 的科长辛若平辛胖子合抬一副筐。抬了几趟觉得还有余力可使,就加了一筐再加一 筐,最多时加到四筐。漫画家丁聪和书法家黄苗子合抬一筐,抬了几趟觉得扁担压 得慌,就用毛巾、绒衣裹着扁担头,甚至用双手托着扁担头,步履艰难地向前挪, 也不肯歇一歇。 在原《大公报》记者部主任肖离那个组,军医李定国和《人民中国》杂志英文 版的编辑彭阜民合抬一个筐。彭阜民个子矮小,又书生气十足,走在后面的李定国 为了照顾他,常把绳子往自己跟前拉一拉,他却认为这不公平,一定要把绳子拉到 扁担中间才起步。后来李定国与吴道宏合抬土。吴是江浙人,戴副近视镜,斯斯文 文,但干起活来也绝不含糊,也非要把绳子拉到扁担中间不可,人们遂叫他“吴道 行(beng)”,说他“修行到家了”。 抬土的人们大多快步如飞,气喘吁吁,没有可能多说话,只在拿空筐往回去时 才轻松地缓口气。抡镐刨土和装筐的人们有时能说说话。外文出版社西班牙文翻译 徐培基长得活像普希金,白白净净的瘦长脸,留着大络腮胡,双目炯炯,精力充沛, 一边刨土,一边不时用西班牙语唱歌,大家途不叫他徐培基而叫“西班牙”。有时 候,他还叽哩咕噜地使劲喊着西班牙语的劳动号子,有人根据他所发的音节笑他说 “吃了馒头发烧”。 带有民歌风味的最有趣的工种是打夯和打破。每铺一段上,打夯的就抬起大木 夯使劲地往下砸,边砸边喊号子:“快哟,嘿唷!赶呀,嘿唷!快哟,嘿唷!跑呀, 嘿唷,飞啊,嘿唷……”打夯的砸了几遍后,打硪的就上来了。他们八个人散围成 一圈,将八根绳子拴紧的石娥高高地抖起往下砸;每砸一次,由一位领头的唱一句, 大家跟着喊一声“哼唷”: 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呀,哼唷! 插上根筷子会发芽呀,哼唷! 栽上根木柴也开花呀,哼唷! 使劲捏一把油花花呀,哼唷! 等着好汉们来开发呀,哼唷! …… 地上人们欢快地劳动着,空中布谷鸟、云雀、斑鸠、鹤鸦飞叫着,构成了一幅 美好的改天换地图。虽然附近的荒草灌木丛中,隐藏着零下几十度也没有被冻死的 黄皮蚊子和小咬,人们方便时不得不像欧洲古典贵妇人戴面纱似地戴起防蚊帽,再 在屁股后面烧起一把草。也有人风趣地说:“这里只有‘烤股学’而没有考古学!” 由此,大家也深刻地体会到“北大荒的四件宝”确实很可贵;“雨衣破棉袄, 水靴防蚊帽”,而不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我们越来越熟悉劳动人民的真实 生活了。 6月30日,队部决定彻夜大干,以优异的成绩迎“七一”,向党的生日献厚礼。 我们马不停蹄地干了一白天。吃罢晚饭,工地上竖起木杆,拉起电线,安上电灯泡, 拉来“五间房”的移动发电机,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我们许多人虽然已被开除出党,但“党”,仍然是自己的母亲啊,谁不愿意为 母亲的生日献上一份心? 半夜,虽然人人已累得精疲力竭,抬筐的打着眯吨儿磕磕撞撞地往前走,刨土 的装筐的拄着锹镐就睡着了。但有人一声呛喝,“同志们,加油啊,坚持到最后!” 大家又都抖擞起精神干起来,一直干到7月1日太阳出来。吃罢早饭,稍稍休息一会 儿,就又接着干。如果7月1日休息一整天,那还叫什么献厚礼? 四 这时,片片草原已绿浪滚滚。每一座比较平缓的山坡上,密匝匝的嫩草千红万 紫。那叫“五花草”,牲口最爱吃。 云山畜牧场场部未雨而绸缨,决定从“五一水库”抽调近百名作风踏实、劳力 最棒的青壮年“右派”,组成一支打草队,我也被挑选在内,由原是上尉军官的水 库指导员刘文率领,到云山场部支援畜牧二队抢打开放着五颜六色小花的“五花草”, 为几百头奶牛、黄牛和骡马贮备越冬草料。 这打草,与我们在苏联影片中看到的顿河哥萨克壮汉们的打草方法完全一样。 草场都是远离开垦过的大田区的山坡小林间没人踏过的处女地,既无人烟,也看不 到走兽,只有山蝴蝶、蜜蜂、牛蛇、小咬和草丛中的多种虫类。 大家进入草地,就像投入了花的海洋一般。每人一把大钐刀――用一丈多长的 小桦树杆做成的刀把儿,两寸多宽、半米多长的钐刀片,左手握着刀把儿的上部, 右手握着刀把儿中间“A”字形的扶手,从左到右,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排成相隔十 来米的像台阶形的梯队。上身一摇一摆地各自平抡大刀,刀片几乎平贴着地面,刷 刷地有节奏地前进,像舞蹈一样健美。站在远处的高坡上向下看去,像是一群游泳 健儿拼搏在绿色的波浪里。 这样每一刀下去,从右到左,大约三米来长半米宽的前弧形地带内,可谓‘寸 草不留”。很快,人人的身体左边都拢成了一条夹着各种小花的鲜嫩的长长草龙。 稍后,就有人用拖拉机、马车把这些草运到场部一个个事先挖好的敞口地窖边,用 粉碎机将其粉碎喷射到地窖内,等窖子满了,用履带拖拉机将其压实,才在上面封 顶,让其发酵,冬春好喂牛喂马。 这是抢时间、赶季节的重活儿。草若稍微长得老了点,牲口们就不爱吃,青贮 入窖也丕易发酵。所以大家拼了命地干,起五更,睡半夜,白天任凭酷日烤晒,黝 黑的光脊梁都晒出油来,大云山“祖孙三代”牛虹不断地飞绕叮咬,每人每天平均 也能打光半公顷草地。一个月左右,就把大云山和十多里外小云山一带所有坡地上 的“五花草”全都打光了。 于是我们开始成了四处流动的“突击队”,割小麦,刨土豆,不管日晒雨淋。 有一次,明明蓝天白云,正好干活,突然雷声滚滚,乌云翻滚,刮起了龙卷风, 头顶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都淋湿了。我奉命从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 产地的土豆地,向云山场部送急信:要畜牧二队伙房为大家制做防感冒的酸辣汤。 当我正路过一座密林边缘时,“咯吧”一声,一个顶头雷劈了下来,山坡上的一棵 大树被劈断,我也被震倒。后来一股刺鼻的硫磺味把我激醒。我发觉自己只是滚了 一身泥,继续向前跑,好似要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五 秋天来了,我们又到草原上去打细长的“小叶草”。打草方法同样,但一垅一 垅地就地先晒干,然后用木杈垛成一个个两人多高的草垛,分布在草原上,随时都 可以拉回喂马,故曰“马干草”。 入冬,一割完大豆,我和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秘书焦勇夫等十几人进入完达 山,专伐坚硬的柞木,在劳改新生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下制作爬犁,准备隆冬季节向 山下拉木头。不到一个月,即1958年12月1日,又奉命挑着行李下山,到草原上“大 干水利”。 此刻正是举国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历史新阶段。850农场“大干水利”的人马, 号称黑龙江省铁道兵农垦局水利第一师,下属各分场各组一个团;我们云山畜牧场 号称第六团,下辖五个连:一、二、三连由一、二、三生产队的转业军官、农工和 内地来的“支边青年”[注]组成,被认为是“左派”精英连队;四连是劳改新生连 队;五连就是来自各个生产队和打草队的“右派”所组成的“右字号”连队。 这五个连,在云山场部东北方向十几里外的沼泽大草原上一字排开,按人数的 多少和地势的高低分段包干,开凿同一条四到八米宽、一米五到两米深的大干渠。 团连排都有军旗,全部实行军事化,红旗漫卷,军号嘹亮,气势颇为壮观。 在这亘古荒凉而今苏醒了的大草原上,“右派连”的领导班子,由各自率领本 生产队“右派”来的队干部组成。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队长者尹担任连长,畜牧二 队打草队的指导员刘文担任指导员,“三间房”和“五间房”第三生产队一位姓朱 的原少尉军官任副指导员。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似乎都在暗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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