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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孤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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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真荒唐,不管他人瓦上霜;

貌似公正守中立,纵虎伤人说风凉。

1936年,罗斯福虽然以压倒多数赢得了第二任总统选举的胜利,但在对外政策上却受到孤立主义的束缚和制约。

1937年至1939年间,正当德意日法西斯着手掠夺更多的领土并使世界更加濒临战争边缘时,美国内部却在怎样才能最好地确保自己“不卷入”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而无休止的辩论。孤立主义者坚持认为,美国应当避免杰斐逊当年所感叹的那种“纠缠不清的同盟”,甚至包括避免对世界的安定作出集体保证的任何承诺。孤立主义者尤其认为,美国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去帮助维护世界和平;”他们还否认美国有任何值得予以援助以代替美国可能介入世界性冲突的潜在盟国。

造成30年代后期的孤立主义政策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土壤。它在美国历史上是一股顽强的传统势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经济生活达150年之久。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几乎贯穿12年总统任内的头9年,并且异常曲折,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他才嘘了一口长气,感到如释重负。

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以“中立主义”的形式诞生的。1793年及尼英法战争爆发,尽管美法早在1778年订了同盟条约, 可是美国总统华盛顿于1793年4月22日发布《中立宣言》,宣布对交战双方“诚心诚意地”采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政策,严禁美国人以任何形式参与、帮助或支持交战双方的活动。

三年后,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又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人:“我们对待外国的重大的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商务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少与它们发生政治关系。”他反对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他认为美国的“正确政策是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他还认为,美国“可以稳妥地信托暂时的联盟来应付非常紧急事件”。可是最后这一点,从来不被孤立主义者所引用。

这篇并非完全出自华盛顿手笔的《告别演说》,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从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美国是否卷入问题上,华盛顿的遗训起着他本人万万没有料到的作用。国会在任何时候辩论外交政策时,华盛顿的幽灵就出来主宰辩论。参众两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60年中,每逢华盛顿诞辰日(2月22日) 或在此日前夕,都要诵读《告别演说》。因此,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宣布的“门罗主义”原则,实质上是华盛顿宣布的原则的发展。它提出了华盛顿没有用明确的语言阐述的原则:不允许欧洲任何国家在西半球殖民或进行任何干涉。门罗总统提出此项咨文以前,向当时已有80高龄的杰斐逊征询意见。杰斐逊在复信中简要地把日后门罗所宣布的政策归纳成两句话:“我们首要的基本的箴言应当是:决不使我们卷入欧洲的纠纷中,其次是决不许欧洲来干涉大西洋这边的事情。”

从1793年至1941年的近150年期间, 美国孤立主义的含义已有所变化。最初的孤立主义有着地理的因素,美国有与欧洲远隔重洋的地理条件,而且当时美国的实力还不足以使它与大国抗衡。在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时,美国还只是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 “门罗主义”宣布时,美国人口也只有1000万多一点,经济、军事实力都很弱。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卫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它当时没有必要也没有力量插手欧洲事务。另一方面,它也要竭尽全力反对欧洲列强插手西半球。

“可是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感到划地为牢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它迫切需要开辟更广阔的海外市场。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把西班牙逐出西半球,并在亚洲占有了菲律宾这块地盘,从而开始了跨洋过海、脱出原始的孤立主义的过程。但是,在对外活动中,美国仍谨慎地坚持不与欧洲发生过分密切的政治关系。

美国介入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说鼓励了“国际主义”,远不如说更加刺激了孤立主义情绪。一种企求确保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和欧洲战争的心愿,开始在公众和国会舆论中高涨起来。历史学家们在一些著作中尖锐地指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承担重大责任的不仅仅是德国,而且还有美国的盟国。一些有声望的著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同美国军火商和国际金融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残酷无情地追逐利润,这就引导他们去煽动和延长世界各地的冲突。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恩格尔·布雷希特的《贩卖死亡的商人》,该书的书名不久就成为军备工业的同义语。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中,参议院一个调查这种现象的委员会应运而生了。

1934年2月由共和党人、北达科他州议员杰拉尔德·奈伊所提出的一项决议案,得到了参议院的普遍赞同。奈伊要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大公司与英法的军火交易的内幕进行调查。1934年4月,参院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由奈伊担任主席。这是国会孤立派罗斯福一次旁敲侧击式的警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是威尔逊政府的高级官员,并且是威尔逊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孤立派旧事重提,多少有点“项庄舞剑”的味道。可是罗斯福容忍了这次行动。

委员会提出了许多报告,共达数千页,富有煽动性的报纸马上把这些报告压缩为阴森可怖的头条新闻刊登出来。在委员会活动的后一阶段,调查越出了军火商的范围,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和国际银行家身上。华尔街的银行家大力资助军火商制造军备工业,谋取巨额利润。人们发现,他们的代理人正在国会活动,或者在诱使哪怕是最小的国家购置更多的军事装备。奈伊公开声称,经济利益集团对美国1917年参加协约国一方施加了巨大影响。报告点了摩根和杜邦四兄弟的名,指出他们充当协约国代理人谋取巨额利润。

奈伊委员会的结论是, 美国参战既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民主事业” ,也不是“为了保卫美国利益”,而是利润攫取者的阴谋。报告从政治上对威尔逊大肆抨击,并提供了许多材料,以使人们相信,美国参战只是替“死亡商人”发财。沃尔特·米利斯的笔调生动活泼的新闻体著作《通向战争之路》,对经济因素加以渲染,来解释1917年至1918年的美国外交活动,证明他在《美国走向战争》一书里关于美国抛弃中立而致力于帮助协约国的政策。法西斯独裁者在欧洲的活动,加强了决心阻止美国对国外纠纷进行干涉的那些人的力量。调查报告提出:“假如欧洲非要打仗不可,让他们为自己的战争出钱;假如摩根和其他银行家硬要参加到另一次战争中去,那就让他们应募参加外籍军团去打仗。”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奈伊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一部分真相,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错误的;但是30年代的国际环境与威尔逊时代大不相同,罗斯福踏进白宫之日正是希特勒攫取权力之时。在这种形势下,孤立主义只能是纵容法西斯势力的绥靖主义变种。

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及其纳粹死党,早已摸透了西方国家害怕又一场战争的心理。他们肆无忌惮地扩军备战,断然采取进一步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动,把德国军队增加到条约限额的五倍,恢复了强迫集训。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赤裸裸地宣布他谋求帝国的锋芒所向,将遵循古代罗马囊括地中海沿岸的路线。他进一步昭示全世界,意大利应当拥有更多的非洲殖民地。1934年,意大利军队制造了一起与埃塞俄比亚士兵发生冲突的边界事件。1935年,意大利陆军、坦克和飞机对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全面进攻。除了这些事件对美国舆论有着明显的影响外,欧洲的新闻评论家和观察家还经常发出警告和预言:另一次大屠杀正在逼近。

面对这样一种暴风雨般的事变和态势,国会内外许多美国人企图作出种种孤立主义的努力,来确保美国的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帮民意测验所称,孤立主义在1937年拥有70%以上美国人的支持。但是,无论就地区或政治派别而言,还是就经济地位或种族根源而言,孤立主义都没有显而易见的固定栖身之所。它得到得克萨斯州莫里·马弗里克众议员一类民主党人和诸如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一类的共和党人的赞助。亲罗斯福的《新共和》周刊,和

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同样怀有孤立主义情绪。工业富豪们支持各种孤立主义的宣传组织,小农场主怀着同样的信念投票支持孤立主义的候选人。在许多人看来,中西部是孤立主义的中心,那里占支配地位的共和党政治和种族成分,必然使它具有这种形象。大部分讲德语的美国人,不同程度地同情希特勒。斯堪的纳维亚族系出身的美国人,则坚持他们的彻底中立的传统观念。但是,东部也存在类似的情绪,那里许多爱尔兰后裔的美国人,在反对英国的态度上信奉原始的种族观念:“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纽约市的意大利裔人,对墨索里尼的种种姿态和侵略行侵,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地感到洋洋自得;他们在曼哈顿区同那些把备受意大利军团蹂躏的埃塞俄比亚人视为同宗的黑人,展开了激烈的街垒战。

在奈伊委员会报告的刺激希特勒重整军备的威胁下,国会孤立派急于制定束缚罗斯福手脚的立法,规定欧洲发生战争时总统所能采取行动的限度。在这个背景下,国会制定了对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的1935年中立法,参议院通过该法案时仅仅花了25分钟。这个法律期满之后,又制定了禁止向交战国贷款的1936年中立法。1937年中立法则规定,不准美船航行到交战区,不准武装美国商船,对交战国实行非军火贸易的现购自运原则。为了抚慰孤立派,罗斯福在1935年10月的一次演说中,郑重其事地宣布:“不管海外的各个大陆发生什么事情,美国仍将而且必须不卷入其中,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很久以前我们的国父所祈愿我们保持的。”

一条条的中立法,像一道道的绳索,捆住了总统的手足。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不但不能采取反对中立法的行动,而且还表明自己与普遍的情绪是一致的。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1936年希特勒进军莱茵河,罗斯福说只能对局势“警惕地等着瞧”。这反映出罗斯福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对欧洲局势发展难以采取坚定行动的境况。 1936年8月,他在纽约肖特夸夏季讲学中心,发表了一通博得喝彩声的《我憎恨战争》的演说。他向人民保证他弹精竭智地“思考和计划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免于战争”。可是,当他听说张伯伦打算以承认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来换取一项友好条约的交易时,则认为张伯伦是在进行一次极大的投机。他打比喻说:“如果一个警察局长同匪帮谈条件,谈的结果是匪帮不再作案,这位局长就成了个英雄;可是如果匪帮食言,这个局长就要进监狱!”

1937年,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投射在地球上。在东方,日本法西斯大举侵华;在西方,德意法西斯则在欧洲和非洲进行侵略。20年前使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过程和教训,像梦魔一样压在美国人心头。在新的一代美国人中,和平主义情绪尤其强烈。这就是本世纪30年代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上举足轻重的国会孤立派的群众基础。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纲领,概括起来就是反对与欧洲结盟,反对干预其他大陆的战争。孤立主义在各地都有强大势力,尤其是在中西部、西北部和落基山地区更为强大,而芝加哥则是孤立派的中心。这些地区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罗斯福的国内政策。例如有死硬孤立派之称的共和党参议员海拉姆·约翰逊,从1917年进入参议院直到他1945年死去,一直是威尔逊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坚决反对者,可是这位参议员却是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被称为“孤立主义之狮”的威廉·波拉在内政上也是支持罗斯福的,这就更增加了罗斯福的困境。当广大群众没有作好精神准备,没有从传统观念中懈脱出来,没有正确权衡与自己攸关的利害时,而去采取某种重大的行动,那么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罗斯福从威尔逊1919年的失败中看到了这一点。18年后他又亲身体验了一次。罗斯福决定要谨慎地处理这一问题。

为了用事实教育群众, 逐步克服孤立主义思想,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孤立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他指出:

“世界的政治情势近来发展得越来越恶劣,引起了那些希望同其他国家和民族和平友好相处的一切民族和国家的严重关切和焦虑。

“大约15年前,人类对于持久国际和平的希望十分强烈,当时60多个国家庄严保证在促进其国家目标和政策时不使用武力。在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中所表达的高超抱负以及由此引起的和平希望,最近已为一种对灾难的习惯性恐惧所替代。几年以前开始了恐怖盛行和国际上无法无天的情况。

“它开始于对别国内部事务的非法干预或者违反条约规定去侵入外国领土;现在它已达到严重威胁文明社会本身的基础的地步。标志着文明社会走向正义、法律和秩序的各个里程碑和传统,正在被完全抛弃。

“未经宣战,没有预警或任何正当理由,包括大批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正在空袭中遭到残酷的屠杀。在所谓和平的状况下,船只无缘无故和未经预先通知就遭到潜艇攻击并被击沉。有的国家在从未危害过它们的国家中煽动内战,并在内战中支持一方……

“无辜的人们、无辜的国家,正在因为一种对势力范围和霸权的贪婪而被残忍地当作牺牲品,这种贪婪是缺乏任何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的考虑的。

“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世界的其他部分,不要设想美洲将会逃脱,美洲可能幸免,西半球将不会遭受攻击,并将继续安宁地、和平地维持文明社会的道德和学术。”罗斯福进一步指出:“如果那样的时代到来,武装将提供不了安全,权威将提供不了助力,科学将提供不了答案。狂飙猛扫,混沌重现,一切文化花朵尽遭蹂躏,全体人类均皆夷灭。”

罗斯福强调说:“要使那样的时代不致发生——为了获得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友好相处、无所畏惧的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去维护法律和原则。只有如此,和平才能得到保证。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今天正在产生一种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状态,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脱不掉的。”

罗斯福最后用他惯用的比喻辞令向听众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资保障居民的健康,防止疾病蔓延。”这就是被称为有重要意义的“防疫演说”。这是罗斯福在经历了四年多的迎合孤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要求之后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想探探舆论的新风向。

在这次广播讲话中,罗斯福还暗示美国不能排除卷入战争的可能。他说:“我们决心置身战争之外,可是我们不能保证美国不受战争的灾难性的影响和免于卷入战争的危险。我们正采取使我们卷入的危险减至最小限度的一些措施,但是在一个信任和安全巳经遭到破坏的骚乱的世界里,我们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演说一发表,国会中孤立派大为恼火,竟以提出弹劾相威胁。罗斯福发现美国人民还不愿接受以集体行动来反对侵略者的概念,也就不再提“隔离”主张了。后来他对一位朋友说:“真难啊,你一心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你,这真可怕!”

虽然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行动步步加紧,但是孤立主义者似乎并没有什么觉悟,反而在“魔鬼”面前更加畏首畏尾了。1937年12月12日,日军向南京发动了进攻,吃水不深的美国炮舰“帕亲”号停泊在长江位于南京西南大约27英里的地方。一些美国商人、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正在炮舰上避难。“帕奈”号的天篷上刚涂好两幅巨大的美国国旗,在它附近美国公司的三艘油轮上也都飘扬着星条旗。下午一点半刚过,一群日本轰炸机从空中俯冲下来,对“帕奈”号进行了轮番轰炸。当乘客和船员们坐木筏和小船上岸的时候,日本飞机又来扫射。两名美国水兵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中弹身亡,还有40人受伤。三艘油轮也受到轰炸和扫射,在下沉之前冲到了浅滩,油轮上的中国船员逃到岸上,同一天在长江上的几艘英国船也受到了袭击。

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对日本法西斯军队肆意击沉“帕奈”号的行为义愤填膺。他们向东京发了一个愤怒的电报,要求对击沉这艘炮舰并造成美国人伤亡的事件进行道歉和赔偿。然而,这一事件却助长了孤立主义情绪,他们深恐此事将导致美日对抗。当一项被搁置很久的决议案又拿到众议院投票表决时,孤立主义者们进行了种种抵制。这项决议案要求修改宪法,规定在总统宣战之前进行公民投票。而使这项决议案不能通过的唯一障碍是总统的那封措词强烈的抗议电报。罗斯福说,这项决议案使他“不能”施行对外政策。即使这样,表决结果仍然是209票对188票,这显然表明了孤立主义的实力。

鉴于国内的情况, 罗斯福没有就此事大作文章。但在1938年1月召开国会时,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要求增加国防开支的特别咨文。“作为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罗斯福说,“根据宪法赋予我的责任,我应该向国会报告,鉴于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日益强大,我们的国防力量不足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因此需要加强。”总统要求国会拨款10.4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加强海军力量,山为海军被视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提出美国必须准备两洋作战,要建立两洋标准的海军,即建立等于德意日三国海军力量总和的两洋舰队。当时日本海军已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68200吨的“大和”号和“武藏”号,它们配备的火炮口径是18.1英寸,而美国海军按照条约规定的限制配备的火炮口径是16英寸。

罗斯福的提案,遭到孤立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怀疑罗斯福要与英国联合起来玩弄“欧洲强权政治”把戏。国会要求总统表明,不使用美国海军来保护在作战区域做生意的美国人,也不用来“巡弋世界各地”和“强迫实施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反对与英国取得任何谅解和协议, 并要求美国从远东撤出军队和商务代表、 承认“满洲国”,主张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经过长期激烈的辩论,才通过罗斯福扩大海军装备的法案。

1938年8月, 英法屈从希特勒的压力,听任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在当时的条件下,罗斯福难以对慕尼黑悲剧作出强烈反应,但是他对局势的发展感到震惊。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的一幅世界图景:奥地利被希特勒兼并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肢解了,柏林——罗马轴心更加肆无忌惮,中欧和东欧实际上已经成了法西斯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正进行着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并在太平洋上蠢蠢欲动,同西方的德国、意大利遥相呼应。美国在东西方的利益都受到严重挑战。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取消中立法案的禁运条款。他认为中立法不利于受害者,实际上是帮助了侵略者。在此后的300天中,罗斯福为修改中立法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参议员们在会见时对罗斯福施加压力说,全体共和党议员和25%的民主党议员都反对废除武器禁运条款。在这次不愉快的会晤后不到两个月,欧洲战争爆发了。可是孤立派不服输,组织了一次广播运动,大造舆论反对修改中立法。其中,著名孤立派代表人物林白上校做了令人发呕的表演。他在世界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光彩的形象。正是:总统修改中立法,右派狂吠来挡驾。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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