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一九五九年大选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 持公众治安法令，并旦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 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觉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 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 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 1959年接连三个月，我在调查委员会和主持竞选工作之间两头奔忙，忙得不可 开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选定51名候选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说华语或 方言的新加坡人现在有了政治权利，选民人数大幅度增加，我们必须代表70万选 民。 我们决定派出34个华人、10个马来人、6个印度人和一个欧亚裔。马来族和 印族候选人所占的比例高于人口比例，但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能提高少数民族的士 气。当选的29个华人当中，6个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16个是完全受华文教育的 ，7个是掌握华英双语，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 人民行动党按照原定计划，角逐所有51个议席。在33天的竞选期间，我们举 行了6个群众大会和60到100个街头集会。竞选开始时，卜基①接受人们下注， 赌看我们会赢多少席，这是个好迹象。反对党知道了，由于缺乏信心，没进行剧烈 的竞争，前后的表现也不一致。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的工作人员和候选人精力充 沛。候选人年龄多数还不到30岁，他们的演说在年轻选民当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 。我们打破传统，派出了三名华族理发师，虽然在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剃头匠和艺 人、屠夫一样，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也没有。我们代表了铲除这种封建意识的新 秩序。 在这个忙忙碌碌有时也兴高采烈的竞选过程中，我感受得到，对“非共的”人 民行动党可能在新加坡赢得大选，东姑和他在吉隆坡的伙伴并非抱着友善的态度。 哈密裕末在芽笼士乃举行的一个巫统群众大会上说，马来亚是反共，人民行动党是 非共；马来人从来不喜欢骑墙派，因此跟马来亚合并是白日做梦。 第二天我形容他的说法是狂热的，他却极力要我公开反共。这不像是他本人的 态度，于是我相信吉隆坡的信息使他的态度强硬起来。东姑支持哪一边清楚得很。 3月22日星期日，吴庆瑞发表“经济政策”演讲，那是《今后的任务》这个系 列的一部分。他解释新马两地必须合作。他说：“作为建立共同市场的交换条件， 我们可以让联邦联合管理我们的港口，我们的港口平时处理那么多的联邦对外贸易 。”但是，联邦的工商部长陈修信声称“人民行动党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共同市 场的主张是实行不了的。人民行动党应该认识到，自由港和共同市场是不能并存的 ，二者必居其一”。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设法帮助竞选的另一方。后来我才觉察，他的这些看法是坚 定不移的。当时吉隆坡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敌视我们。东姑颁赐林有福“敦”的头衔 ，那是马来亚的最高荣衔。东姑说，虽然他自己不会参加竞选活动，但他赞成建立 反对人民行动党的阵线，并警告巫统内的亲人民行动党党员，如果他们以独立候选 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巫统将把他们开除出党。 美国政府也不喜欢人民行动党。《海峡时报》报道说，美国商业部出版的《国 外贸易周刊》预见新加坡可能左转，放弃私人企业传统，“这个可能性使人无法估 计这个城市的经济前景和贸易展望”。新加坡的金融地位健全，“但跟联邦形成对 照的是，尽管政府宣布希望吸引外来投资，新加坡的投资环境继续恶化”。《海峡 时报》选用了合众社从华盛顿发出的这则报道。这家英文报也恶毒地反对人民行动 党，跟友善的华文报和马来文报不一样。 mpanel(1); 我们会以牙还牙 《海峡时报》的敌视引发了一场斗争。4月15日我打响了第一炮。我警告说 ：“谁想伤害我们，我们会以牙还牙。” 我们举行下一次群众大会的时候，拉惹紧接着抨击《新加坡虎报》。他说，他 们大谈言论自由，却把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压下来。拉惹大有条件说话。1950年到 1954年他担任过该报副总编辑，报社要他改变方针，否则就离开；他离开了。该报 转而反对人民行动党。一个星期后拉惹把矛头转向《海峡时报》。他离开《新加坡 虎报》之后到《海峡时报》工作，知道该报是由谁控制的。他说出了控制该报的四 个人的姓名，他们全是白人，包括掌管日常事务的澳大利亚人A．C．西蒙斯。西 蒙斯了解报业，他知道当拉惹和我说一旦组织政府就会跟他们较量时，我们不是闹 着玩儿的；由于害怕人民行动党胜利，他们已经在进行准备，要把公司和主要人员 转移到吉隆坡，此外，我当时也毫不怀疑，他们决心以联邦首都为基地跟我们斗， 也知道我们决心跟他们周旋。 我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本地人的报纸批评我们，不管批评得对不对，我们知 道这是真心诚意的批评，因为如果他们宣扬的政策或事业是愚蠢的，他们必须留下 来面对后果。主持《海峡时报》的漂泊不定的人却不一样。他们必须逃到联邦，在 联邦的安全环境里勇敢地声称自己会为新加坡的自由献出生命。”《海峡时报》总 编辑莱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说说“我不是漂泊不定的人。这家报纸的方针和内 容是由我负责的，我准备留在新加坡，哪怕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哪怕他 们利用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对付我……我的家在新加坡。”但是在选举结束前，他动 身到吉隆坡去了。他看不到也不承认这份报纸的主权属于他的英国主子，报纸的方 针是受他们左右的；我们却知道。我们决心铲除英国人对我们报纸的控制，而且决 心铲除任何其他外国对我们报纸的控制。 小心翼翼地挑选候选人 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充分控制了竞选过程，对此我感到十分满意。我们 定下日程，选定主题，发表重要的演说。左翼的工会领袖并未组织群众参加我们的 群众大会。虽然行动党支部有亲共分子在活动，一些亲共分子可能成为候选人，王 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从获得提名的受华文教育的党员当中挑选，把风险减到最低程 度。 我的华语进步了，虽然还不能口若悬河，但也足以在竞选大会上不用讲稿发表 自己的看法，也许只是重复自己用英语和马来语说过的话。虽然说得不那么好，说 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却为我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说起话来信心越来越强而尊敬我。 杜进才的情形也一样。他长得矮小，身高仅有1．5米左右，在讲台上可活跃万分 。他华语说得比我差，却勇气十足。群众为我们努力跟他们交流感到高兴，为我们 喝彩。 然而从争取选票的角度看，我们的未来部长们表现却参差不齐。拉惹学得很快 ，用英语演讲有说服力，把社论语言的风格化为强有力的街头语言。他也会说巴刹 马来语，高声有力地传达了自己的论点，身势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吴庆瑞却糟透了 。他头脑第一流，也精心写讲稿，但是声音单调不变，又含糊不清，只照着稿子念 ；即使他并不沉闷，但是看上去他总是很沉闷，而且只会说英语。但是在一个多元 种族的社会里，我们避不开一个问题：虽然一些候选人生来就能在大庭广众发表演 说，却谁也无法在竞选大会上同时打动所有听众，使他们一起哭笑、愤怒和叹息。 无论他使用什么语言，而且能说会道，任何时候也只有部分听众能了解他，所以他 必须通过手势、脸部表情和语调跟其他听众沟通。 巴刹马来语最简单，听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们这方面的最佳演说者是耶谷。 耶谷是马来人，演说媚媚动听，扣人心弦，连非马来人也被他吸引住了。他了解群 众。为了谴责反对党夸夸其谈，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马来谚语。丁加奴州是 海龟之乡，也是他的故乡。他说：“母鸡生下一个蛋，全村都听到它咯咯叫；海龟 生下几百个蛋，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换句话说就是人民行动党替工人争取到 许多利益，却从不吹嘘。群众听了发出轰然的欢笑。那时新加坡还没电视，谁声音 动人又仪表堂堂的话，谁就明显地占上风。 耶谷出身寒微。他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丁加奴，在当地宗教学校受教育，战争 时期替印度国民军开过罗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来，一度当过流动理发师，后 来成了宗教教师。他加入过非常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政党“觉醒青年团”，1954 年转到巫统，发现巫统太保守，不够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行动党。后来我先后 委任他为政务次长和政务部长。他很受马来人爱戴。他从社会的底层攀升，这是那 个革命时代的特点。旧秩序根基动摇，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工人阶级出身没受 过教育的男女抓紧机会，凭着自己的能力、干劲和运气攀上顶层，所以我们派出的 多个理发师(古德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报告里，把他们列为“美发师”和许多职 工运动分子，都只受过几年的小学教育。 绝大多数人都贫穷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贫穷，多数住在贫民窟。作为工人的政党，有钱人捐给 我们的钱很少，所以我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竞选期间尽量少花钱，就像1955年那 样。幸好我们当时能得到公众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我们没付钱给竞选工作人员， 他们全是志愿工作的。行动党给候选人提供划一的海报和宣言，只有照片和履历不 同；能力做得到的话，候选人自掏腰包应付开支。必要时我们租用敞篷罗厘、小型 货车和轻型货车，在群众大会上当讲台使用，规模大的群众大会两辆车子停靠在一 起。支持我们的运输商人许多时候把车子免费借给我们。他们可能希望将来我们组 织政府之后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上台后没给他们任何好处；许多人仍然继续在 以后的选举中协助我们。 晚上我们靠友善的商店供应电力，用没罩的电灯泡照明。虽然我们必须租用扬 声器，做小生意的电工会前来提供服务，替我们在树上和灯柱上牵电线(有时演说 到一半它会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 在游客眼中，当时的新加坡似乎是个令人激动而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屋顶 铺着中国式瓦片，街道两旁有小贩摊位售卖可口的辛辣食物。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 地区，是一条条阴暗狭窄的横巷。由于热带气候湿热，扑鼻面来的是腐烂的废物发 出的臭味。人夜则只靠小贩的防风灯、臭土灯和店屋前面的电灯照明。竞选活动是 在令人汗流狭背的大热天里进行。每天晚上我驾车从一个选区赶到另一个选区，发 表三四次演说。群众大会七点开始，10点非结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个小 时，就再赶到下一站。幸亏我戒了烟，从没失声。但在溽热的晚上，用两种语言， 有时是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演说之后，总是大汗淋漓。此外，当 听众人多热情，反应又热烈时，我往往会把原来规定的时间延长到45分钟。我几 乎总是最后一个演说，因为人们通常在主要演说者说完之后，便开始散去。每天晚 上芝都准备好背心和衬衫，让我在每一次演说过后便换上。我所用的交通工具越来 越有气派了，因为知道自己输不了。1959年2月我们决定争取选举胜利之后，芝 就买了一辆马赛地220，取代用旧了的史都巴克。新车有深浅两色，车顶是浅灰色 ，车身的灰色比较深，引擎好极了，运转得很平稳。芝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坐这辆车 子，从而无须犯疑就了解，我不当总理也买得起。她陪我出席各个群众大会，有时 还当司机。 多姿多彩的场合 无论是街头会议还是群众大会，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场合。选举使不同种族的 不同文化习俗流露出来。华人亲自向候选人献上绣了四宇或八字贺词的锦旗，以示 支持。它们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长，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协助献旗者在赞赏的群众面前 拉开。候选人鞠躬接受之后，就和献旗者一起跟锦旗合照。 印度人献上鲜花花环，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称鸡蛋花)或万寿菊配金银线束 ，有的重达l公斤。有时支持者一晚先后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个大小不等的花 环，直到把我整个头遮住，脖子支撑得很辛苦。幸好我对他们所用的鲜花不敏感。 马来人献上用金银线织成的头饰，那是高级首领在庆典上佩戴的。这些东西都 不便宜，人们不常献赠。但是候选人受人拥戴的话，可能得到5O到100面锦旗， 把它们分别挂在连成一串串的彩色灯泡之间，能绘群众大会增添喜庆的气氛。每面 锦旗上都有献赠者的名字，也许是宗乡团体或同业公会以这样公开的方式支持候选 人。有关团体一表态之后，它的会员便会协助候选人争取胜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 ，就会送东西支持――做竞选布条使用的白布，让工作人员解渴的汽水等等――而 不是实际参加拉票活动。 这些就是当时的新加坡人民。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明确许下诺言，要使未 来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作为报答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 持公众治安法令，并且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 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党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 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 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我们不会向恐吓和威胁低头，也不会利用压 迫作为执政的手段。我们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人民支持下，坚定不移，明智和公 平地治理国家。”维持公众治安法令不是用来威胁人民，而是用来保护人民的。 5月21日古德在向波露提呈的报告里写道：“李光耀说，他们不会允许外国资 本进行颠覆活动。他给颠覆活动所下的定义是：‘旨在促进不是我们人民的目标和 利益，而是境外强国的目标和利益的任何政治活动；境外强国我们指的不光是苏联 和中国，也指美国和西方集团……任何人如果为了境外强国的利益损害到本地人民 ……也在颠覆活动的定义范围之内’……上面提到的演说，也许是最后一分钟在讲 台上煽起选举的热潮――好些天前，李光耀提醒过我，他打算使用这个策略，但不 应看成表明该党执政时会这么做。然而我担心这可能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真正倾向 ，或者会使行动党过后难以采取更温和的路线。”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静，秩序井然，根据新法律，投票 是自愿的，用汽车载送选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许拉票。在投票站内和投票站附近 ，政党工作人员身上不得有政党标志。整个投票过程没有不正当的行为，也没有恐 吓、贿赂或贪污。投票站晚上8点关闭，9点正7个计票站开始计票，到凌晨2点 45分结束。 我们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获得了实际投票的9O％选民的53．4％的选票 。新加坡人民联盟获得4席，巫统3席，独立候选人1席(A．P．拉惹)。 注： ①卜基是指非法外围赌马收注者、一些没有领取执照的赌博集团，在赛马期间 私自收注，让人赌马。后来，卜基集团还把赌博范围扩大到非法赌球赛和其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