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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回 随驾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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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回 随驾大臣

我时常在想:如果朝廷上没有了这些外貌似乎很端庄严肃的大臣之后,国家的一切政事,会不会就此停顿;或者只是象一头马丢掉了它的长尾巴一般的绝不发生影响,因为我瞧他们除掉在太后跟前端端整整地站着之外,便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所以使我对于他们的能力和功用,不得不发生了一种怀疑。据我所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为着什么事情,从没有一个大臣敢爽爽快快地发表过他的意见的。照理讲,他们的本职原是要辅佐太后——也就是要他们尽量向太后贡献意见,使太后把一切政务,都能处理得中正妥善;但是因为他们过于畏惧太后的缘故,于是太后所听到的,便只是些故意要迎合伊自己的意思的空论,或是那些可以使伊欢喜的谎报。(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我父亲所告诉我的关于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来了。据说自始至终,清廷各大臣所奏给慈禧听的战报,老是“我军大胜”、“我军连捷”的虚话,一直到中国舰队全军覆没,伊还不曾接到确息。唯一的原因,就为各大臣都知道太后听到了战败的消息,一事实上要着恼的,所以没人敢说真话了。)

在这一列御用列车上,少不得也有一辆车是指定给这些大臣们栖息的。可是诧异得很,虽然这些随驾大臣——从最高级的到最低级的——都是很拥挤地群聚在一辆车上,而那总管太监李莲英,却是一个人独占着一辆车,且又布置得十分富丽,仅稍次于太后的一辆车而已。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这一辆专供随驾大臣们栖息的车辆的车身上,为着要使他不至和那一辆铁路官员的车辆蒙混起见,在左右两面,都悬着一块牌子,很显明地写着“内务府”三个字。所谓内务府,就是等于现在的内政部。除掉这辆内务府的专车之外,旁的车上,也都有各各不同的牌子悬着,标明是给什么人坐的,或是装载什么东西的,以免大家走错。可是太后的一辆车上,当然是不能挂什么牌子的,不过也有一个特殊的记号,就是两边各漆着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那是用天蓝色漆的,配着金黄色的车身,真是非常的动人。

这些大臣都以为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在外边人的面前,往往十分夸耀。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绝对负责地说,他们的位置,实在是绝不重要的!虽然我的二哥勋龄,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我终不能抹杀了事实说假话。论二哥的人品和相貌,有确可以说是很漂亮的,他的服式也不能不算华贵富丽,就是他的学识,如果委任他的人能够用得其当,也不见得会输给人家。无奈现在他们不但不能尽量的用其所长,并且连寻常的事情,也不让他做,除掉他的漂亮的相貌,华贵的服工之外,他所能替太后或朝廷效力的,可说是没有了!

庆善,就是那位内务府大臣,也就是在表面上负责理料一切关于内务方面的政务的人。他的官衔听起来是的确很重要的,然而官衔尽是这样动听,事实上他的职务,却和我们理想中的景象,刚巧相反。在现在的中国国民政府里,或是在美国,及其他的国家,一个当内政部长或是当相等的职务的人,他的政治上地位,总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庆善,便就不同了。他所掌理的事务,都是些很琐屑而很微细的。所以说得确切一些,他实在是等于一个富贵人家的仆从,或是男管家。他的“内务”,其实就是“官务”。而他的地位和别位大臣不同的所在,也只是他在宫中接近太后的时候,比别人格外多一些而已。要是在相当的机会上,太后凑巧想需用他,便就近教他干些杂务。这样,他也可以凑此而钻营了。

无论他的才干是怎样的平庸,他的地位是怎样的无关紧要,可是他的服式,却委实是非常的精致!在本书这一章里,作者所要描写的主要点,就是这些大臣们的服式。他们的服式都是合于标准的,象制服一样的整齐。庆善照例也是戴着一顶小洋伞式的围帽,帽顶上装着一颗珊瑚制的红色的顶子;在满清时代,红顶子就是一品大臣的标记,端的贵不可言!帽子的后部,还有一根孔雀毛制的翎子拖着,当他的脑袋晃动时,往往有耀人的光在闪动。当然,他还不能用“双眼”的翎子,因为这种翎子是一种最荣耀的装饰物,非经朝廷恩准是绝对不许滥用的。有清一代三百多年的历史里,能够得到这种特殊的赏赐的,不过寥寥三四人而已。——其中的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合肥李鸿章。

庆善除掉穿着一件长可拂地的天蓝色的箭衣之外,上身还置着一件紫酱色的马褂,这件的紫酱色的马褂上面,还有许多花纹织着。可是因为花纹的颜色同属紫酱的缘故,望去便不很显明了。不过这些花纹的经纬,都是跟其他部分不同的,就是所谓“暗花”。这些暗花大半是花体的“寿”字,“福”字,“禄”字之类,总不外乎表示长命宝贵,福寿双全的意思。在那一件天蓝色的箭衣的上面,为着要和这件马褂相配起见,也有这种相同的花纹织工,庆善这一身衣服的工料,当然是很可观的了!不过以外观而论,象这样的服式,实在可以算是很美丽的了,何况他脚上还登着一双发光而黑缎制的朝靴呢!

无论任何一位大臣每当他离开了朝廷,出差到外面去的时候,(就是穿行装的时候)他的腰带上就得另外拴上两根白色的丝带,这两根带上各绣着一个字,就是“忠”和“孝”,所以这两根带的名字,就叫忠孝带。他的意思是要使那些当臣下的虽然身子到了外面去,一颗心却老是向着朝廷,永远的忠实服从。

依事实而论,这一次这些随驾的大臣们其实都不曾离开朝廷半步,只是在跟着朝廷走;不过说起来总是出差,因此那两根白色的忠孝带,便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了。每个人的腰带上齐拖着这两根东西,倒象是礼品上结着的彩色缎带一样。在这两根忠孝带的尾端,还有两只小小的荷包,都是刺绣得十分讲究的,因为这些荷包是并无规定的式样,规定的颜色,尽可凭各人自己的意思,随便缝制的,于是种种奇巧的式样,和种种鲜艳的彩色,便漫无限制地给这些人引用起来了,然而这些荷包的功用,却仅仅是装饰而已,实际上竟从没有人利用他们装过什么东西。

至于那根腰带的本身,乃是用蓝色的丝线所织就的。颜色当然也很夺目,而用以连系这腰带的,照例是一个扣子;这些扣子的式样,也是并无规定的,尽可让用的人自己想出各种花样,因此,这个扣子又象荷包一样地变做了各人夸富炫奇的好资料。每一个大臣都在钩心斗角地计划着,要有一副别人所买不到、想不到的特别扣子,方显得他自己的财势。最普通的便是金扣、银扣,或是铜扣,式样则随各人所好而定制,十九是不相同的。然而这些金银铜一类的东西,毕竟多是极平凡的质料,只有较低级的官员,为财力所限,才不得已而用之一;象庆善就绝对不要了!他的一副扣子是用上好的翡翠所凿就的,——我父亲也有这样的一副扣子——式样是雕凿得非常的精巧,也许是庆善自己欢喜这种式样,也许纯粹是玉工的技巧,那可不知道了。但是我敢确切的担保,象他那样的一副扣子,至少可值库平一千两。照此刻的钱折算起来,须合国币一千五百元以上。庆善的手指上还戴着一只绝大的玉戒,他的价值大概和那扣子不相上下;所以合并算起来,他这全套服色的价值,至少非五千两银子不办,约合现在的中国国币七千元。至于象他这样的服色,究竟有几套备着,可就不是旁人所能知道的了!一个当内务府大臣的人的服色如此富丽,谁也不能说他不配;虽然在事实上他处处还得仰李莲英的鼻息,时常弄些东西去孝敬他。

庆善的纬帽上还有一件很讲究的装饰品,就是那插孔雀翎的翎管,也是玉制的,他的式样却和现在最流行的香烟咬嘴差不多。

我二哥的服色也和庆善的服多大致相同,虽然他是一位公爵的儿子,而且还是承袭这爵位的人。爵位原来只是一个虚名,有什么实在的用处呢?但看庆善他虽说也是一位一品大臣,却并无什么爵位,然而宫里头和朝廷上的一切政务,他倒有权包揽,只要李莲英不和他捣蛋,他尽可畅行无忌。所以凭实权而论,随便在什么地方,他总比我二哥来得大。其实就是光绪皇帝的弟兄,也没有庆善那样大的权势咧!我敢断然的说,我并不知道一个虚而不实的爵位,能有多少价值?只不过在我们的祖上最初得封爵位的时候,因为这个人确曾有许多特殊的功勋和劳绩,才能博到这个恩赐的缘故,在他开始受爵的短短的一刹那间,便真有一班人向他艳羡着,恭维着;待到他本人一死,他的子孙承袭了他的爵位,旁人就不再因他是功臣的后裔而特加青眼了。

我二哥的箭衣、马褂、纬帽,可说跟庆善的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腰带上的一副扣子。他那副扣子是用二十四开的外国金所制造的,一起接连着三个金环,用一段极精致辞的细链系着。这三个金环的分量都是很重的,但是打磨得十分光滑,上面还有许多花纹凿着;我二哥欢喜用 字,所以他的环上都是凿着无数的 字。这副扣子的大部分虽然都是金的,但也有好几方上好的翠玉镶着,因些更比庆善的来得好看。二哥的忠孝带上的两个花包,也有极美丽的花纹绣着,颜色更是配得非常的鲜艳夺目。二哥自视很高贵,他觉得朝中的一班大臣没有再能胜地过他的,尤其是因为他自己曾经受过西洋教育。在那个时候,中国官员懂洋文的还不多,所以他是格外的难能可贵了。这倒是不错的!

我二哥的相貌原是长得很俊雅的,再加上了他戴的那一副夹鼻眼镜,这生相儿可就更够瞧了!不过他戴这眼镜的本意,实在不是为着好看的缘故,只因为他的眼睛有近视的毛病,不戴眼镜,简直一些东西都瞧不出来。提起他这副眼镜,我又连带的想起了一桩笑话。虽然眼镜之在中国,已有了百余年的历史,不能再说是一种新奇的东西;可是象勋龄戴的这副夹鼻眼镜,却还并不多见,至少限度,以朝廷上是没有第二个人戴这种同样的眼镜,——外边也许是有的。根本原因,大概还是因为戴这种夹鼻眼镜非鼻梁较高的人不办,所以在别处,戴的人也不多,而勋龄的鼻梁,却是很高的,尽可极不费事的把他的眼镜夹起来。当我们初进宫的时候,二哥第一次上朝,太后就让他站在一个很优异的地位上,因此,别的朝臣对于他都是非常的注目,其中有一位最好奇的人,竟象看什么西洋镜似的尽把他的视线钉住二哥的眼镜出神。最使他触目惊心的,大概是那一根一端系在眼镜上,一端系在钮扣上的金链。因为他觉得这一根金链的一端,虽是在二哥的马褂钮扣上系着,可是那链的本身是软的,何以能够托住那眼镜,使他不掉下来呢。于是他就格外目不稍瞬地注视着了。二哥的脾气原是很滑稽,很顽皮的,他瞧这官员老是向他的眼镜瞧着,便存心和他开一次玩笑。他故意把自己的鼻梁一皱,那眼镜便立刻掉了下来,慌得这官员来不及的抢上前去,伸出了手想替他接住;可是这眼镜有金链系着,掉到二哥的腰间,便不再掉下去了,只在那金链上转动。这样可就更使那官员着魔了。

“啊! ” 这位大臣已忍不住叫喊起来了,他的眼睛是睁得比平常大了一倍。“再试一次让我瞧吧?”

二哥真的依着他又试了一次。这位大臣瞧了,便咧着嘴尽笑,并请求二哥把这副眼镜借给他自己试试看。可是他闹了好半响,甚至把他的鼻子也擦红了,还是夹不上去。理由很简单,不过是我二哥的鼻梁很高,所以能用夹鼻眼镜;而这位老先生的鼻梁却是扁得象没有一样,自然夹不上去了。

从此以后,勋龄的这一副夹鼻眼镜,便成了他同僚们的好奇心的集中点了;一直到我们搭着这一辆特备的御用列车,从北平到奉天去的时候,这种好奇心还不曾完全消灭。

因为太后这一次上奉天去的主因,纯粹是为着要去谒陵,并不是要去处理什么军国大计,沿路也只是随意看看风景,并不打算作一天半日的勾留,所以除掉我二哥和庆善之外,伊就不再带旁的比较重要些的大臣了。但是我二哥和庆善两个人,却照例的各自带着许多随员。庆善大概带五个或六个,有的算是帮他办杂务的,有的算是帮他办文书的,然而在事实上,这些人所能为庆善效劳的,可说真是很少的。至于文书方面的事务,那是更少了,——简直是没有。本来,这种吃饭不做事的美缺,原是庆善存心照顾他那些亲戚的,因为他那亲戚都是很懒的角色,虽然想赚钱,却不愿实实在在的工作,于是各人都利用着亲戚的关系,强迫庆善安插他们。这一种情形在中国,可说是很普通的,无论那一个人,只要他自己弄到了一个可以有权用人的位置以后,他的那些亲戚故旧,便立刻会把他包围起来,强迫他尽量的引用私人,多多益善。而在满清官场中,这种情形是尤其的普遍。

我二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随员究竟有多少,我虽不知确数,但是我可以保证他们除了陪坐着谈天之外,断没有别的工作了。其实当二哥引用他们的时候,原来也不希望他们做什么工作。这样读者就不难想见我们家里的情形了:不但我二哥有这么许多清客式的随员,便是我四弟,也照样有好几个养着,我父亲所有的是更多了;这三起人马合并后的总数,至少就有二三十名了。所以无论我们自己的屋子怎样大,或是向人家租下来的屋子怎样大,却永远不会有空的房间了。而且往往不够。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父亲,我二哥,或四弟,便得另外再化一笔钱,到外面去租些屋子,好让这些寄生虫们安居。

话虽如此,在朝廷上也全亏了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臣,穿着花花绿绿的肃立着,才能点缀成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而在这一次的旅途中,又全亏了勋龄和庆善的这些随员们点缀其间,方不致尽失朝廷风度。

虽然,严格的讲起来,这一次随太后上奉天的一班随驾大臣之中,除掉勋龄和庆善两人,真够得上算是大臣之外,其余的一班人,倘若不客气一些,尽可不必把大臣的头衔送给他们;但是我以为极应该也称他们为随驾大臣,否则便是不公允。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一群人所担任的职务!简直完全是一样的,除非在朝见太后的时候,庆善和勋龄所站的位置,总是在最先,此外便并无什么区别了。说到站的位置,我们就不得不称颂一声爵位的可贵了。前面我虽然已经再三的说,爵位是一种虚名,绝无丝毫实益的,可是在朝见太后的时候,我二哥毕竟靠着他这个公爵的头衔,每次总是站在庆善的前面,就是站得和太后格外近一些;这种待遇,在那时候算是一种极光荣的事情。

庆善是清宫中的一个男管家,凡一个男管家所能管的事情,他大概也可以完全管得到;而我二哥却是等于太后的一个侍从副官,虽然没有实权,地位却总比一个男客家来得高,因此他就可以站在庆善于的前面了。

一路上,我们的列车往往因为太后一时的高兴,便命令它停止下来;而每当车子停的时候,庆善和勋龄所率领着的一批“随驾大臣”,便得一齐走到太后跟前来侍候。太后对于这些人的名字,官衔,和他们个人的短短的历史,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知道。虽然他们侍立在伊面前的时候,伊对他们似乎并不怎样注意,可是这些人的服装和举止,却没有半些能够逃出伊的灵敏的视线以外去的。

“他们都是打扮得很富丽的!”伊常是这样的感慨着:“他们的浮华,他们的官架子,在旅途中,的确可以增加我们不少的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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