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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疤 博尔赫斯 他脸上有一条险恶的伤疤:一道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从一侧太阳 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 他的真实姓名无关紧要,塔夸仑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红土农场的英国人。那片 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愿意出售。我听说那个英国人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 主意:他把伤疤的秘密故事告诉了卡多索。 英国人来自南里奥格朗德边境地区,不少人说他在巴西干走私买卖。红土农 场的土地上荒草丛生,河水枯涩,英国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跟雇工们一起干活。 据说他严厉到了残忍的地步,不过办事十分公道。还说他爱喝酒,一年之中有两 三次躲在那个有凸肚窗的房间里,猛喝两三天,再露面时像打过一仗或者昏厥之 后苏醒过来似的,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情绪很坏,不过仍旧跟先前一样威严。 至今我还记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躯和灰色的小胡子。他跟谁都不来 往,他的西班牙语也确实差劲,讲起话来像巴西人。除了偶尔有些商业信函或者 小册子以外,从来没有人给他来信。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时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涨,只能在红土农 场过夜。没呆了几分钟,我发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我想讨好那个英国人,便把 谈话转到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题目上──爱国主义。我说一个具有英吉利精神的国 家是不可战胜的。主人表示同意,可又微笑着补充说他并不是英国人,他是爱尔 兰登加凡地方的人。话刚出口,他立刻停住,好象觉得泄露了一个秘密似的。 晚饭后,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天色。已经放晴了,可是南方尖刀一般的山峰后 面的天空,不是被闪电划破,刚才伺候我们吃饭的雇工端来一瓶罗姆酒。我们两 人默不做声地喝了好长时间。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又点醉意;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腻烦,我忽 然异想天开,提到了他脸上的伤疤。英国人脸色一沉,有好几秒钟冷场,我以为 他准会把我撵出去。最后,他声调一点没有改变,对我说道: “我不妨把这个伤疤的来历告诉你,可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情节多么丢人, 多么不光彩,都如实讲来,不打折扣。” 我当然同意。下面就是他的故事,讲的时候英语夹杂着西班牙语,甚至还有 葡萄牙语。 1922年前后,康诺特的一个城里有许多策划争取爱尔兰独立的人,我是其中 之一。我当时的伙伴中间,有些人如今仍旧健在,从事和平工作;有些人说来也 怪,目前在海上或者沙漠里为英国旗帜战斗;还有一个最勇敢,拂晓时分在一个 军营的场院里被那些睡眼惺忪的士兵枪决了;再有一些(并非最不走运的)在内 战默默无闻甚至几乎是秘密的战斗中找到归宿。我们是一伙拥护共和、信奉天主 教的人,我想我们还是浪漫主义者。在我们看来,爱尔兰不仅有难以忍受的现在, 有乌托邦似的将来,它还是一个辛酸而可爱的神话;有圆塔,有红色的沼泽,是 帕内尔的反抗,是歌颂盗牛的史诗,那些牛有时时英雄的化身,有时又是鱼和山 的化身。 一天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成员,一个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人从 芒斯特省来到我们这里。 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他 带着死心眼的狂热熟读了一本不知什么名字的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无论谈论什么 问题,总是用辨证唯物论来下结论。你有无数理由可以厌恶或者喜欢一个人,穆 恩却把全部历史归纳为肮脏的经济冲突。他断言革命注定要胜利。我说仁人志士 应当力挽狂澜,站在失败的一方。 已经很晚了,我们从走廊、楼梯一直争论到街上。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穆恩 的观点,而是他那不容置辩的声调。这个新来的同志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带着 轻蔑和愠怒在发号施令。 我们走到市区尽头,周围的房屋稀稀落落,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使我们 大吃一惊(在这前后,我们经过了一家工厂或者一座军营的围墙)。我们赶紧拐 进一条土路。一个士兵从着火的棚屋里出来,映着火光,身躯显得特别高大。他 厉声吆喝,叫我们站住,我加快了脚步,我那个伙伴却没有跟上来。我转过身, 只见约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我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个 士兵打倒在地,使劲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骂他,叫他跟我走。他吓瘫了,我 只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我们在火光四起的黑夜里夺路而逃,背后响起一阵 密集的枪声。穆恩的右臂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里,他竟然抽抽搭搭 地哭了起来。 那一年,1922年秋天,我在贝克莱将军的乡间宅第驻防。将军当时在孟加拉 担任不知什么行政职务,我从没有见过他。那座房屋盖了还不到一百年,但很破 败阴暗,有许多曲折的走廊和无用的前厅。古董摆设和大量藏书占据了底层;那 些书百家争鸣,互不相容,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正好代表了十九世纪的历史;波斯 尼沙普尔的腰刀缓和的弧线上仿佛还遗留着古战场的风声和残酷。我记得我们是 从后院进屋的。穆恩嘴唇颤抖干燥,喃喃地说那晚的经历很有趣;我替他倒了一 杯茶,包扎了伤口,发现他挨的那枪只擦破了一点皮肉,没有伤筋动骨。突然, 他迷惑不解地说: “可是你冒了很大的危险。” 我叫他不必担心(内战的习惯迫使我刚才非那样做不可,何况一个成员被捕 有可能危害我们的整个事业)。 第二天,穆恩已经恢复了镇静。他接过我给他的一支烟,然后严肃地盘问我, 要了解“我们革命党的经济来源”。他提的问题很有条理,我实话实说,告诉他 情况很严重。南面枪声激烈。我对穆恩说,伙伴们在等着我们。我的大衣和手枪 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取了回来时,发现穆恩两眼紧闭,躺在沙发上。他觉得自 己在发烧,诉说肩膀疼的厉害。 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尴尬地请他自己多加保重,然后 向他告别。那个胆小的人叫我害臊,好象胆小鬼是我,不是文森特.穆恩。一个 人的所做所为和所有的人都有共同之处,因此,把花园里的一次违抗说成是败坏 了全人类不是不公平,说一个犹太人被钉上了十字架就足以拯救全人类也不是不 公平的。叔本华的名言:我即是他人,人皆众生,也许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 莎士比亚就是那个可悲的约翰.文森特.穆恩。 我们在将军的大宅里呆了九天。关于战争的痛苦和希望我不想评论,我的目 的是叙说这条使我破相的伤疤。那九天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成了一天,除了最后第 二天。那天,我们的人冲进了一座军营,杀了十六个士兵,替我们在艾尔芬被机 枪扫射死去的十六个同志报了仇。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从那座房子里溜了出来, 傍晚才回去。我的伙伴在二楼等我,他因为伤痛不能下到底层。我记得他手里拿 着一本有关战略的书,毛德或者克劳塞维茨德作品。有一晚,他曾对我说过:“ 我最喜欢的武器是大炮。”他打听我们的计划,夸夸其谈地加以批评或者修改。 他还经常抨击“我们可悲的经济基础”,武断而阴沉地预言结局肯定一团糟。他 嘀咕着说:“这件事完蛋了。”他为了表明并不介意自己肉体的懦弱,竭力显示 头脑的敏锐。我们就这样好歹过了九天。 第十天,爱尔兰皇家警察辅助部队完全控制了城市。高大的骑兵悄悄地在街 上巡逻,风中夹着灰烟;我从街角望见广场中央吊着一具尸体,仿佛软荡荡的人 体模型,士兵们拿它当作靶子,不停地练习枪法。我那天清晨出门,午前就回来 了。穆恩在图书室和谁正讲着话,我听声调知道他在打电话。我听见他提到我的 名字,接着又说我晚上七点钟回来,还出点子说可以等我穿过花园时逮捕我。我 那位十分理智的朋友正在十分理智地出卖我。我还听到他要求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故事的头绪到这里就乱了,也断了。我只记得那个告密者要逃跑,我穿过梦魇似 的黑走廊和使人头眩的长楼梯穷追不舍。穆恩很熟悉房子的布局,比我清楚得多, 有几次几乎被他逃脱。但在士兵们抓住我之前,我把他逼到一个死角。我从墙上 将军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 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博尔赫斯,你我虽然素昧平生,我把这件事的真相告 诉了你。你尽可以瞧不起我,我不会难受的。”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穆恩后来怎么啦?”我问道。 “他领到了犹大的赏钱,逃到巴西去了。那天下午,他看到几个喝醉的士兵 在广场上把一个模型似的人当靶子射击。” 我等他讲下去,可是半晌没有下文。最后我请他往下讲。 于是他呻吟一声,怜惜地把那条弯曲的灰白伤疤指给我看。 “难道你不信吗?”他喃喃地说,“难道你没有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 吗?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完。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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