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1990年9月26日，举世瞩目的意大利文学巨匠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与世长辞了。 9月28日在古老的罗马市政厅特别布置的灵堂内举行了庄严肃穆的遗体告别仪式。人 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哀悼这位在全世界备受推崇和赞赏的伟大的小说家。 　　莫拉维亚是个永不衰老的“斗士”，他身上似乎总有用之不尽的旺盛的精力， 孜孜不倦地在文学园地上常年耕耘，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卓绝的文学创作生 涯中，留下了意大利社会各个时期兴衰沉浮的痕记，可以说，莫拉维亚和他的作品 是意大利从法西斯专政到抵抗运动和战后几十年发展变化的最好见证。他那近40部 的各种体裁的不朽之作中，凝聚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对文学艺术的笃信和倾注。莫拉 维亚一生总共写了17部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10部剧作，10部评论集和游记， 为世界文学宝库又增添了不少精品。他的作品至今已被翻译成37种语言在世界各国 广泛流传。灵魂的虚伪、沉沦和堕落而触动了法西斯赖以生存的土壤，为此，在第 6版即将开印时就遭到了当局的查禁。用6年的心血写成的第二部小说《错误的野心》 （1935）也同样遭到了当局的查禁。1941年问世的《假面舞会》是投向业已岌岌可 危的墨索里尼政权的一支锋利的投枪，它指桑骂槐地嘲讽了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 因而在它出第二版时又遭到当局的查封。从此，莫拉维亚的名字就作为“颠覆分子” 被列人了警方的黑名单。 　　被迫远走他乡、颠沛流离的莫拉维亚对文学的崇高信念并未从此混灭。在南方 避难时创作的《阿戈斯蒂诺》（1944）、《罗马女人》（1947）、《违命》（1948）、 《随波逐流》（1950）相继问世。沉醉在家乡光复喜悦之中的莫拉维亚重又燃起新 的创作热情，在新现实主义热潮的鼓舞下，眼光深邃才思敏捷的莫拉维亚发表了一 系列以反映罗马社会下层平民的命运和遭遇的作品。我们所翻译的这部《罗马故事》 （1954）是其中的一部，描写和刻划了战罗马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辛酸际遇，从题材 的选取到表现手法以及语言的适用，都颇具特色，可说是作者的一部力作。 　　以文学为手段与法西斯较量中所表现的坚强不屈的意志与战胜了困扰他长达9年 的病魔中所显示出的惊人的毅力，是决定莫拉维亚辉煌的艺术成就的两个基本要素。 9岁时因患骨结核而被迫卧床休养因而中断了正规学业的莫拉维亚，在患病期间，攻 读了大量的欧洲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名著，从而为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成为自学成才者的一位楷模。 　　在诸多的文学先行者中，19世纪的也出生在罗马的讽刺诗人焦阿基诺・贝利 （1791-1863）引起了莫拉维亚极大的兴趣。那是一位以深送的洞察力直面他所处 时代的悲惨和人世炎凉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发表的数量众多的14行短诗，既大众化， 又富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浓厚的抒情性，像是一幅巨型壁画鲜活地勾画出了在教皇格 里戈里奥十六世统治下的罗马城中处于社会底层的贫民百姓“仅仅为能每天吃到一 块面包而疲于奔命”的贫困境遇，并展示了罗马古城当时的风貌和习俗。《善良的 家庭》一诗则朴实真切地描述了平民百姓的困苦生活： 　　“深夜一点钟，我爸爸回来了， 　　可怜的老奶奶停止纺纱， 　　拨旺了一块炭火，铺好了晚餐桌， 　　端上来吃的是两片生菜。 　　有时候我们煎个鸡蛋， 　　鸡蛋薄得能透过烛光， 　　就像透过耳垂一样； 　　加上四颗核桃，晚饭就结束了。 　　然后，我、爸爸和克雷门蒂娜， 　　呆在那里喝几口杯中之酒， 　　奶奶收拾桌子并整理厨房。 　　一旦把酒喝到杯子底时， 　　我们就作了简短的晚祷， 　　就各自平静地去就寝。” 　　1907年出生在罗马的一个画家和建筑师家庭的莫拉维亚自小就喜欢读贝利的诗 作，并深为其作品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所感染。诗人在1848年对当时平民反对教会滥 用职权举行的暴动深表同情，其作品具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思想，但他“犹如一只习 惯于黑暗的猫头鹰，骤然见到光明，不知往何处飞翔，也看不清眼前事物”。战后 的莫拉维亚就像当年在自由思想感召下的罗马诗人贝利一样，开始把目光投向四周 围的罗马城的各种公共场所：车站、市场、咖啡厅、饭馆、教堂、公园和广场，细 致人微地观察日常生活中各种平凡的人物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各种心态。 mpanel(1); 　　“我要给罗马平民百姓留下一块丰碑”。那位19世纪的罗马抒情诗人用他呕心 沥血谱写的2千多首14行诗篇，实现了他生前豪迈的誓言。而1个世纪后的小说家莫 拉维亚也以其精辟的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富有戏剧性的幽默感，先后完成了 《罗马故事》（1954）和《罗马故事新编》（1959）两部短篇小说集，为战后生活 在罗马社会最底层的贫民又竖立一座文学艺术丰碑，这两部脍炙人口的佳作，与1百 年前的焦阿基诺・贝利的诗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是那么引人人胜，那么扣人心 弦。 　　在莫拉维亚用他一生的精力建立的艺术丰碑上，除了幽默风趣地展示了一幅鲜 活的罗马底层社会的画卷外，还用其锐利的雕刀无情地剖析他所出身的本阶级和资 产阶级社会。那是另一种令人窒息的画面，展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 和沟通的现实，画面上的人物在充斥着追求物欲的虚伪的现实社会中显得都是那么 冷漠、麻木、自私、茫然和空虚。60年代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揭示现代社会异化的作 品，其中有《鄙视〉（1954）、〈烦闷〉（1960）、《注意》（1965）、《我和它》 （1971）、《内心生活》（1979）和5部短篇小说集。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是由于在 生活中难以寻求自身的真实存在而烦闷和苦恼。 　　包括了6I个短篇的这部（罗马故事）中的主人公们都是生活在战后的罗马大都 市中的贫苦的劳动大众，他们之中有的是流动小贩，有的是酒吧跑堂，有的是卡车 司机，有的是工人、清道夫，有的是裁缝、理发师，还有流浪汉和仆役，他们多因 生活所迫千方百计地、有时甚至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的生存而寻找各种出路。那雄 伟的古罗马斗兽场、那带有美丽的神话传说的台伯河、那神秘的天使古堡、那寂静 的古罗马水道，都冷漠地观望着他们的遭遇，目睹他们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即 使到了穷途末路也无法帮他们改变悲惨、困苦的命运。正如19世纪的诗人贝利在 《咖啡的哲学》一诗中所生动地描绘的那样： 　　“生活在世间的人们 　　都如同粉碎机里的咖啡豆， 　　它们或早或晚或前或后， 　　都得面对同样的命运。 　　它们经常更换栖息之地， 　　大颗粒的咖啡豆驱赶着小颗粒的， 　　个个都急着想挤到漏口， 　　粉碎机不停地把它们磨成粉。 　　它们犹如世间的人们， 　　被命运之手搅拌在一起， 　　命运让人人都在其中打转转。 　　咖啡豆快慢不等地转动着， 　　不知不觉地落到粉碎机的底盘， 　　坠落到死亡的咽口。” 　　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中的许多主人公，就像是磨碎机里面不停地打转转的 咖啡豆似的。为了摆脱命运的熬煎，他们有的不得不忍痛地抛弃刚出生的亲生骨肉， 以免无辜的婴儿与家人一样忍受贫困的熬煎《婴儿》，有的则因受不了饥肠辘辘的 折磨，到曾与自己一起服过兵役的战友开的饭馆里骗一顿饭吃（《罗莫洛和雷莫》）， 有的为了还债、竟冒用假钞票而落得“偷鸡不着蚀把米”的可笑境地《假钞票》； 还有“从一家大小四双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同样的饥饿的表情时，觉得自己活像是一 群饿狼窝里的公狼”似的父亲，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偕同其妻子到一座教堂里去偷 盗供品而成了被警察逮捕的小偷《教堂里的小偷》）。他们心中没有明天，只求糊 口度日。 　　幽默地嘲讽现实生活对他们的不公正，正是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的独到的 魁力所在，令人读后余味无穷。在圣诞佳节里，终年生意清淡的文具店老板用文具 笔墨代替圣诞大蛋糕的做法令街坊好友瞠目结舌、火冒三丈，却惟妙惟肖地揭示了 在商品社会中“文化贬值”浪潮的冲击下，以“文”为生的人们的寒酸、无奈和愤 懑《聚餐》；因朋友作假证而无辜服了2年刑跟监狱氏刚道了别说过“再见”的囚犯， 却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而又成为肇事者再次入狱《再见》。 　　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充满了人生哲学，从这些小人物日常所遭受的种种经 历中，使人悟出许多人生哲理，读后令人哑然失笑，却又从那些可怜、可笑而又可 恨的人物身上，看到了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物形象的缩影。一个爱上了大户人 家女佣的扫垃圾的清道夫，生怕姑娘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卑微的职业而谎称自己是户 籍工作人员，结果，那个女佣就跟当初跟他一起扫垃圾的另一个清道夫订婚了。原 来“她就爱背着垃圾袋戴着清道夫帽子的男人”（《正好轮到你》；年轻美貌长得 跟天使般的房东小姐，却没完没了地跟顾客漫天要价贪得无厌，在诱人的天使般的 外貌下却藏着一个爱钱如命的冷漠的心，最后她居然嫁给了一个拥有半个大区财产 的昏职老朽的大财主，论年龄他都可以当她的爷爷了《中间人》；因为怕自己年过 半百，认为自己不可能再受到年轻姑娘青睐而不敢向姑娘求爱的理发师，后来却发 现那姑娘竟与店里一个比他更老更丑的伙计结婚了《老混蛋》）；梦寐以求想当电 影女明星的年轻漂亮的邮局女职员没被制片厂的导演录用，而陪同她前去应聘的长 着一脸坏相在邮局当差的小伙子却正因为其貌不扬而被录用当上了各种配角《一脸 坏相》）。 　　作品的幽默还表现在对其笔下人物的种种遭遇，总是带着善意的同情和谅解。 对于他们的恶习不是鞭挞而是善意的嘲讽，对于他们所采取的各种伎俩不是谴责， 而是含蓄地启示开导，并以成功的对人物心理的细腻贴切的描写和刻画，揭示了从 事各种职业的人物那种无奈、无力、无助、无谓的生存方式和绝望的心态。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令人感到真挚亲切，似乎故事中的人物是面对面地在向 你叙述他们的亲身遭遇，故事都是那么平常和普通，然而从平凡中见真实，从普通 中瞥见本质，故而能引起读者共鸣，使他们跟随故事中的人物一起进入了二次大战 后罗马平民百姓所处的各种生活境遇中去感受和体验他们的愁绪和忧患：怀疑妻子 有外遇，却发现是服刑期满归来的小舅（《马里奥》）；半身瘫痪的人比只是没有 了下巴的人更令人同情，“在人生的阶梯上总是走下坡路”的有生理缺陷的人，因 想争得世人的同情施舍对比自己更为不幸的残废人产生了嫉妒心（《失误》）；为 了能去海边休养向朋友伸手求援碰了一鼻子灰的儿子，结果却不得不用母亲当掉金 首饰的钱去治病（《没钱的朋友》；含辛茹苦把儿子抚养成人的女裁缝却眼看着因 赌博输钱而行凶杀人的儿子成了阶下囚（〈眼镜儿》）；爱吹毛求疵驱车在大街上 与一位太太无理取闹的年轻人受到路人一顿教训和奚落（《吹毛求疵的人》）。 　　每篇小说最后那些独具匠心的戏剧性结尾妙趣横生、恰到好处，往往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更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过分拘泥 小节；做事婆婆妈妈的丈夫在妻子对他感到极度厌烦而弃家出走后非要上丈母娘家 问个明白时，在最后告别的时刻，居然还本性难移地注意到丈母娘家客厅桌子上那 只“插满了石竹花的花瓶下的小垫片没放正（《别刨根儿问底儿》）；结婚才两年 被挥霍无度的妻子弄得把在银行的存款全都取尽而一无所有的丈夫，最后却从旁人 口中得知他妻子对人说是丈夫把家产挥霍一空无可救药才导致她毅然离家出走（ 《挥金如土的人》）；因生活无着落，想托当作家和诗人的朋友写一封假哭丧母后 的悲痛无援的信件，以期能感动刚丧母的富裕的律师能慷慨解囊予以施舍，殊不知 那位代笔的作家居然捷足先登，早已上门去拜访过那位律师了（《“妈妈”一词》）。 　　跟莫拉维亚的许多作品一样，〈罗马故事〉是在古城罗马的大环境里展开各种 动人情节的，那还是一个带着战争创伤疮痍满目的城市，映人人们眼帘的是“写在 墙上的‘打倒’和‘万岁’的字样”，“行进在街上的装满无花果和柑桔的小推车”， “门前台阶上坐着残废人和瞎子的教堂”。那墙上挂有壁毯穹顶饰有壁画的古老的 楼房，那怀抱着古城的蜿蜒的台伯河，那雄伟庄重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构成了 那些千变万化的故事中各种人物活动的时空和背景。所以，读着莫拉维亚的《罗马 故事》，就仿佛随同他回到50年代的罗马城，漫步在两旁拥有古老建筑的大街上， 徘徊在有“红丝绒铺着台阶的金银首饰店的橱窗”前，在多少世纪来盘绕着罗马的 台伯河畔，或是在空气新鲜、空旷、荒漠的罗马市郊外，聆听罗马人诉说他们自己 真切动人的故事，领略着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 　　我们花了近一年的业余时间翻译了莫拉维亚的这部短篇小说集，深深地叹服这 位文学巨匠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合作，使 我们能在这位伟大的小说家所开辟的浩瀚的艺术海洋中沐浴而感到欣悦。考虑到莫 拉维亚这部作品中所采用的罗马地方语言的特点，在翻译中我们也适当地采用了一 些地道的北京话，以更好地传达原著的地方语言色彩和基调。关于方言的使用，莫 拉维亚曾这样评述道：“从句法和修辞方面来看，我的语言趋向罗马方言，一种 ‘粗俗’的语言……方言的运用是随着官方语言危机的出现而应运而生的；经历了 一场灾难性的法西斯统治后，产生了偏好使用方言的倾向，从而使文明的官方语言 的运用出现了危机。某些作家采用方言是为了更直接地反映现实，他们排斥使用官 方语言不仅出于语言上的原因，还有政治和社会原因--标志着统治阶级和文化， 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严重分裂。”引自〈罗马故事〉前言） 　　莫拉维亚对古老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曾先后于1936年、1968年、 1986年三次来到中国。最后一次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到中国来访时，他已年近八 旬，本书译者之一沈萼梅女士有幸作为翻译陪同他作了长达两周的正式访问，参观 了北京、西安、广州、桂林、内蒙古等地。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作家协会没有能满 足他要去西藏的宿愿，记得他当时深表遗憾地说：“我离80还差1岁呢！”当他神采 奕奕地拄着拐杖漫步在成吉思汗陵墓前的宽阔的市道上时，关切地向沈萼梅女士问 到〈罗马女人》和《乔恰里亚女人》在中国有没有译本，说那是两部反映罗马下层 贫苦妇女悲惨命运的力作，并答应回意大利后直接寄书给她。1986年10月中旬的一 个下午，满载莫拉维亚主要著作的一箱书运到了北京，其中就有我们所译的〈罗马 故事〉。每当我们翻阅这些凝聚着这位文学巨匠毕生精力的经典著作时，对莫拉维 亚在那次访问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惊人的精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以及他 那幽默风趣的谈吐，至今还记忆犹新。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西安饺子馆用完晚餐后， 写在留言簿上那句不落俗套的题词：“青蛙从盘子里跳出来了。”原来，晚餐的菜 谱上有青椒炒青蛙…… 　　由于我们的语言修养和文学水平所限，在翻译过程中仍有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 没有能把原著精神更生动更贴切地体现在译文之中。但我们怀着对莫拉维亚无限崇 敬的心意，把我们这部译作奉献给广大的中国读者，以寄托对作者本人的深切怀念， 并与大家共享其独特的艺术风采。 　　　　　　　　　　　　　　　　　　　　　　　　　　　　　　沈萼梅刘锡荣 　　　　　　　　　　　　　　　　　　　　　　　　　　　　1998年3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