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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 我们在8月底来到了莫斯科。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到车站来迎接我们。孩子们差不多 是最先地由车厢里跳出来,然后就全力向父亲那里跑去,但是,没有到身边就停住了脚步: 他们一年没见面了,怎能不觉得生疏呢!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向是抑制感情的,不常表示温柔。但是他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犹 豫不前,他就把他们全搂在怀里,亲热地吻了他们一番,抚摸了他们剪短了发的头,并且像 仅仅昨天才和他们离别了一样,对他们说: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莫斯科。咱们看看:它像不像杨树林?” 我们登上了电车--这实在是勇敢和好奇心的考验啊。 我们坐在轰隆轰隆的、铃声不住响的电车里,在莫斯科奔驰着,经过了高楼大厦,驶过 了华丽的汽车,越过了徒步疾走的人们,孩子们的鼻子始终紧贴着玻璃窗。 舒拉看见大街上那么多人,就非常惊讶。他们往哪儿去呀?他们在哪儿住呀?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呀?他忘掉一切地大声嚷,惹得乘客们都笑了。卓娅默默无语,但是 在她的脸上也表现着十分着急: 快,快!赶快把这个伟大的、惊人的都市里的一切一切全看遍了、全看清楚、全了解了 吧! 最后,到了莫斯科郊区,一所建立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们上了第二层 楼,进入一间小屋:桌子,床,不很宽的窗户……看吧,我们到家了。 ……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是一生所记忆的日子中最好的日子。所 有的母亲一定都记着那一天。 我也记着。这是1931年9月1日。这天是晴朗无云的。齐米列捷夫卡的树木满披着 金黄色的叶子。落叶在脚下沙沙响着,打着什么神秘的、鼓励人的耳语,可能是说,我的孩 子们的完全新的生活由这一刻开始了。 我拉着孩子们的手领他们走。他们是很庄重的,聚精会神的,可能还有一些恐惧。卓娅 用闲着的那只手紧握着书包,书包里边放着识字课本、方格和斜格的练习本子,铅笔盒。舒 拉很想自己提着这珍贵的书包,可是因为卓娅年长,书包就落在卓娅手里了。再过13天卓 娅才满8周岁,而舒拉刚刚过了6周岁。 虽说舒拉还小,可是我们毕竟决定了把他送到学校去。他习惯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娅到 学校去,而让他留在家里,那是不行的。并且也没有人在家里陪伴他,我和阿那托利・彼得 罗维奇全有工作。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们最初的小学教员。在那一年我教“预备班”,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 分配到我的班里了。 我们走进教室了。30个像他们这样的小孩站起来迎接了我们。我安置卓娅和舒拉在距 离黑板不远的一张书桌边坐下,然后就开始上课……我记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一个男孩 子围绕着卓娅用一只脚跳跃,嘴里唱着“卓娅,卓娅跌进脏水坑子里啦!”他十分得意地唱 着这首小诗。卓娅毫不介意地,默默地听着。在那孩子稍稍停了一会儿,喘口气的时候,卓 娅很镇静地对他说: mpanel(1); “我还不知道你是这么糊涂的人哪。” 那个孩子莫名其妙地对着卓娅眨眨眼睛,又把那段刺激人的话重复两次,但是不像先前 那样神气了,以后他就完全离开卓娅了。 有一次,在卓娅值日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打碎了一块玻璃。我完全没打算惩罚犯错的 人。我想不可能找到一个一生没打碎过一块玻璃的人。童年没有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例如, 我的舒拉就打碎了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犯错的人能自己坦白出来。我暂缓进入教室,在走 廊里停住了脚步考虑着怎样和孩子们开始谈话。在这里我听到了教室里卓娅的声音: “谁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娅站在椅子上,孩子们围着她。 “谁打碎的,说!”卓娅命令式地重复说,“不说我看眼色也一样能看出来。”她深深 自信地补充了这句话。 室中静默了一会儿,矮鼻子、肥脸蛋的别佳・列波夫(他是我们班里最淘气的孩子), 叹息着说: “是我打碎的……” 显见是他完全相信了卓娅能凭着眼色看出最隐秘的思想。她说这话的时候很有把握,好 像是丝毫不怀疑自己有这样的本领似的。 这事的理由很简单。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在她的外孙子们打坏什么东西的时候, 一向是对他们说:“这是谁弄的?来,来,看我的眼睛,我凭着眼色什么都能看出来!”卓 娅很好地记住了外祖母窥探秘密的巧妙方法。 ……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把卓娅和舒拉由我的班里拨到另一班里去了,原因是这样的: 卓娅是很能抑制感情的,她绝对不表示出和我的至亲关系来。有时候她称呼我“柳鲍 娃・齐莫菲耶夫娜”,她这样称呼我,是要说明在教室里她是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学生,而我 对于她也是和对一切其他人一样的教员。可是舒拉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上课的时候,他 等着室内全安静的当儿,就忽然大声的喊我:“妈妈!”他并会在这时候调皮地瞧着周围。 舒拉这样的举动,一向是会惹起骚动的:教员,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忽然又是,妈 妈!这事很使孩子们开心,但是却妨碍工作。一个月之后,只好把我的孩子们拨到并列的另 一班里,到另一位女教员那里去。 卓娅的心整个用在学校和功课上了。回到家里,吃完饭,她马上就坐下做功课,向来不 需要催促她。学习,对于她是最重要的事,是最感兴趣的事,她所想的完全是这件事。每个 字母,每个数码,她全特别努力地写。她拿练习本子和书的时候也是那么小心谨慎。就好像 往手里拿一件活东西似的。 我们一向买新课本给孩子们。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 他说:“把污秽的、零乱的书给孩子们,是很不好的事,这样的书孩子们也不高兴爱惜 它……” 在孩子们准备开始作功课的时候,卓娅一向是郑重地问: “舒拉,你的手干净吗?” 最初他还企图不服: “你管得着么?去你的吧!离我远一点儿!” 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并且在要拿课本之前,不待提醒,自己就洗手了。老实说,这并 不是过分的小心:舒拉和孩子们一起跑完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向是浑身上下直到两耳都弄 脏了的;有时候简直无法理解他怎样弄得这么脏,好像他接连地先在土里,然后又在煤堆 里、石灰里和碎砖头里打了滚似的……孩子们平常是在饭桌上作功课。卓娅很长时间地坐着 看书。舒拉的耐心只能够连续坐半小时。他惦着快快地跑到街上找孩子们去。他总是唉声叹 气地瞟着门。 有一次他拿来了一堆木块和空火柴盒,用这些东西努力地在桌子中间摆成一行,把桌子 分为两半。 “这是你的一半,这是我的一半。”他这样对卓娅宣布说,“你别过到我这边来!” “那么识字课本怎么办哪?墨水瓶怎么办哪?”卓娅无可奈何地问他说。 但是舒拉并没被问倒: “识字课本归你,墨水瓶归我!” “你别闹啦!”卓娅严厉地说,并且坚决地把木块从桌上挪掉了。 可是舒拉感觉老老实实地不淘气地作功课太寂寞,所以他每次都企图把作功课变成游 戏。有什么办法!他还没满7周岁呀。 过节 11月7日我的孩子们不待天明就起床了:父亲允许带他们去参加游行,他们就很焦急 地等待着这一天。 这天早饭他们吃得特别快。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开始刮脸。孩子怎样也捺不住性子等 待他刮完。他们也曾试着暂时作一点什么游戏,但是总玩不起来,甚至于他们一向喜欢的 “安静的”游戏(十字拼零)也不往脑子里去。 我们终于穿好衣服来到街上了。这一天的天气很讨厌,刮着风,落着一半是雪的小雨。 我们走出还不足十步,节日的音乐、歌声、说笑的声者就在前边沸腾了。愈接近市中心,街 上愈热闹,欢欣鼓舞的情绪愈浓。不久之后雨也停了,可是孩子们和成人们都没看见灰色的 天,只留意遮天蔽日的红旗和周围的鲜艳颜色。 刚看见最前面的游行队伍,卓娅和舒拉就狂喜起来了。直到游行完了,他们始终是欢喜 快乐的,他们大声地读着每一个标语(当然读得不太流畅)。他们和着每个歌咏团唱歌,随 着每个乐队的乐声开始舞蹈。他们不是自己往前走,而是被节日的浩大的沸腾的浪涛卷着走 的。他们的脸红热了,眼睛闪着光,帽子溜到后脑勺去了(因为要始终看上边!),他们不 能说一句连贯的话,而只是喊叫: “你看,你看!装饰得多么好,看那个红星!看那里,看那里!看气球飞啦!快看哪!” 我们走近红场的时候孩子们就静悄悄的了,他们向右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列宁墓。 “妈妈,那里都是谁呀?”舒拉不知为什么那样小声地问我,同时紧紧握着我的手。 “那里有斯大林吗?有伏罗希洛夫吗?有布琼尼吗?” ……红场呀!这几个字联系着多少思想,多少感情啊!我们在杨树林曾怎样地幻想着能 有看见它的那一天呀!这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世界上多少万万人民的思想都向着这 里……一年以前,我初次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就到红场来了。我读过很多关于它的作品,听 了很多关于它的传说,可是我仍旧没能想到它是这样朴素和伟大。但是现在当举行盛典的时 候,我却觉得它完全是崭新的。 我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城墙的垛口和钟楼,革命烈士墓前庄严沉默的青松和镌在大理石上 不朽的名字--列宁。 无尽头的人的洪流,不断地流着,流着,它的热潮冲洗着朴素庄严的墓壁。我觉着人类 的整个信心、希望和热爱都像无尽的海浪一般,向这里、向指示未来道路的灯塔,涌来了。 有人在我们的队伍里大声地喊道: “斯大林同志万岁!” 斯大林同志微笑了,并向我们招手。雷声一样的“乌拉”声震撼着红场。舒拉已经不是 走着,而是差不多在我身旁跳舞着。卓娅也紧握着父亲的手向前跑着,跳着,并且高高地挥 着那只空闲着的手,好像她以为真的由检阅台上能看见她似的。 我们走向了沿河街。太阳忽然由云中现出来了,水中映出了克里姆林宫里的钟楼和古代 教堂的金顶。水面荡漾着金光。我们在桥边看见了卖气球的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买了 3个红的和2个绿的,它们构成了鲜艳美观的一组。他给了卓娅一个球,又给了舒拉一个球。 “我们怎样处理其余的球啊?”他问。 “放了!”卓娅喊道。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一边走着一边一个接着一个地放气球。它们全不慌不忙地飞到 天空去了。 “我们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卓娅和舒拉同声地喊道。 另外的人,成年人和孩子们也停住了脚步。我们站了很长时间,仰着脸看着我们的鲜艳 的喜气洋洋的气球怎样向明朗的天空飞腾着,看着它们渐渐地小,小,最后它们消失了。 夜晚 数年前我读过一封信,写那信的人,曾在自己儿女身上耗费了很多精神,去关怀他们和 照顾他们,可是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他忽然觉悟到自己没能好好教育他们。他回忆着往 事,问自己说:“我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想起了他的错误:他未曾注意孩子中间发生 的纠纷;他替孩子们做了那些他们自己能胜任的事:给孩子们东西的时候他说:“这是给你 的,这是给你的。” 可是,若说“这是给你们俩的”,岂不更好;有时候马马虎虎地宽恕了他们的虚伪诡 诈,也有时为一点点小过错而吹毛求疵地惩罚他们。这个人在信里写着说: “显见是在孩子们的自私心和躲避困难工作的企图刚刚萌芽的时候,我没注意,因此就 这样由细微小事,由琐碎事件构成了重大的罪恶。孩子们完全不是按着我所希望的那样长大 的:他们粗野,自私,懒惰,不互相友爱。” 最后他问自己:“怎办哪?把将来的事交给社会,交给团体吗?可是这样就成了社会应 该耗费分外的力量来矫正我的错误,这是一。再者孩子本身也要在生活中遭到困难。第三 是,我自己在哪里了呢?我做了些什么呀?” 这封信曾刊登在我们的一个大报上,似乎是《真理报》上。 我还记得悠,我曾很长时间地坐着反复读这些伤心的字句,并且思考着和回忆着……阿 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我从来没听见过他对孩子们长篇大论地说教,或 用很长的话谴责他们。 他是用自己的作风,用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用自己的整个风度教育他们。于是我明白 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常听见人们这样说: “我没有时间教育孩子们,我整天在工作上。”我也曾想:莫非需要特别地拨出一部分 时间在家里教育孩子吗?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教我明白了:教育是在每一件琐碎事上,在 你的每一举动上,每一眼色上,每一句话上,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连你怎样工作, 怎样休息,你怎样和朋友谈话,怎样和不睦的人谈话,你在健康的时候是怎样的,在病中是 怎样的,在悲伤的时候是怎样的,在欢欣的时候是怎样的--这一切,你的孩子是都会注意 到的,他们是要在这一切事情上模仿你的。如果你忘掉了孩子,忘掉了他时刻在你的举动上 寻找主意和榜样的敏锐的细心观察的眼睛,如果孩子虽然挨着你,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却 孤单地生活着,那就什么也不能帮助正确地教育他:贵重的玩具,在一起娱乐的散步,严肃 的和合理的训诲全都没有用。 你应该经常地和你的孩子在一起,他应该在一切事情上都感觉有你在他旁边,在这一点 上永远不怀疑。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工作很忙,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过的时间很少。我一方面在 小学任教员,同时自己又在师范大学学习。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工 作,又在速记讲习班学习,并且努力地准备入函授工科大学。这是他的宿愿。我们时常那么 晚才回家,到家孩子们已经睡了。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一起过的假日和夜晚,就显得 更愉快了。 我们刚一开开房门,孩子们就急忙扑向我们来,并且争先恐后一人一句地替换着倾诉在 一天里累积了的事。虽然不是很有系统的,但是声音却很高,很有情感。 一个说:“阿库里娜・彼得罗夫娜的小狗儿跑到贮藏室去了,把肉汤碰洒了!” 那个就说:“我已经学会一首诗了!”这个又说:“小卓娅子尽找毛病!”那个就说: “是啊,他为什么不做那个算术题呀?” “你们看,我们雕刻了什么。好看不好看?”舒拉又说:“我教给小狗对人伸爪子啦, 它差不多学会了……”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快地就把一切事弄清楚了。他问明白了为什么没做算术题,也 听了他们学会的诗,也问了关于小狗的事,并且,好像是顺便地指出了: “你说话的态度不礼貌,舒拉。‘小卓娅子尽找毛病’,这是什么话呀?我听不惯这样 说话。” 以后我们全在一起吃晚饭,饭后孩子们帮助我们收拾桌上的家什,最后就到了久待的那 一刻了……似乎没有什么可等待的呀?一切事都是很平常的,天天是如此的。阿那托利・彼 得罗维奇译他的速记笔记,我准备明天的功课,在卓娅和舒拉面前放着画图画的本子。 我们都围着桌子坐着,电灯只照在桌子上;房间全部是半明半暗的。舒拉坐着的椅子嘎 吱嘎吱地响着,图画本子的篇页也发着沙拉沙拉的声音。 卓娅画一所房子,房子的顶盖很高,是绿色的。由烟囱里冒着烟。靠近房子是一棵苹果 树,树上圆圆的苹果,每个都是五分铜钱那么大。 有时候这里还有鸟儿,花,在天空挨近太阳还有一颗五角星……舒拉在图画本子上画着 往不同方向奔驰着的马、狗、汽车和飞机。铅笔在舒拉手里向来不颤动,他画出的线条是均 匀的,有力量的,我很早就看出了舒拉将来能画得很好。 我们就这样坐着,各人做各人的事。直等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好吧,现在我们休息休息吧!” 这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做什么游戏了。我们最常玩的是扑克牌顶牛儿:卓娅和父亲 对我和舒拉。舒拉热心地注意着每一张摆下来的牌,急躁,争吵,在输了的时候,脸红,气 愤,甚至要哭。卓娅也着急,但是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或者把空闲着的那只手紧紧地握成 拳头。 有时候我们玩“升高降下”。在这里胜负并不决定于技巧,而决定于掷下的骰子。 倘若你运气好,你就坐着飞机往上飞,直到目的地--彩色的塔顶;倘若你的运气不 好,就往下降,这样就输了。玩法并不巧妙,但是吸引人。孩子们如果能幸运地往上飞,一 次就越过涂着彩色的木板上的十个格子,他们就会多么高兴地拍着小手乐呀! 卓娅和舒拉很喜欢我自己发明的一种游戏,我们随便给它命名为“怪东西”: 他们之中一人在白纸上随便画一条锯齿形的线,或是一条曲线,或是一个别的奇形怪状 的东西,总而言之是“怪东西”,我就应该在这无意义的怪东西上找出未来的画的种子。 舒拉在纸上画了一个像长形鸡蛋的东西。我看了看,考虑了半分钟,就添上了鳍、尾 巴、鳞、眼睛,于是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一条……“鱼!鱼!”孩子们高兴地喊道。 卓娅在纸上点了一个最普通的墨水点,我就由它做成一朵很美的花:带茸的紫色菊花。 孩子们又长大了一些,我们就调换了地位:我画“怪东西”,由他们想出可以由这东西 画成什么。舒拉的想象能力是不可限量的,很小的怪形东西,在他手里会变成一座仙境般的 楼台,几个斑点会变成人面,曲线会变成一棵多枝的大树。 这是很有趣味的,并且我想也是有益处的游戏:它可以发展观察力和想象力。 可是我们最喜欢的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弹六弦琴。 我并不知道他的技术好坏,可是我们很喜欢听他弹奏,在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弹奏俄罗斯 歌曲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掉时间是怎样地过去了。 这样的良宵虽然少有,但是它们为我们照耀了一切其余的日子,我们每次回忆起它们来 都感觉愉快。在这样的时刻里,给与孩子们的指责和申斥,全在他们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 而夸奖和喜爱的话,则使他们特别愉快。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舒拉,你怎么自己坐了舒服的椅子,给妈妈一把破 背的椅子呀?”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舒拉为自己挑选较好的、较舒服的东西,给别 人留下较坏的东西。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郁郁不乐地回家来了,孩子们给他问好,他也没像平常那 样高兴回答。 “你为什么今天把阿纽塔・斯捷帕诺娃打了?”他问舒拉。 “那丫头……爱哭……”舒拉愁眉不展眼也不抬地回答说。 “不许再有这样的事被我听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字一字地很严厉地说道。然 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比较缓和地补充说:“大小子啦,快8岁啦,可是还惹女孩子!你不害 臊吗?” 可是在父亲夸奖舒拉画得好,夸奖卓娅的本子整齐,房间打扫得干净的时候,孩子们的 脸是多么的喜悦呀! 如果我们回来晚了,孩子们不等我们回来就躺下睡觉,他们把本子打开放在桌上,以便 我们回来看他们怎样做了功课。 虽然我们给予孩子们的时间很少,可是我们一向了解他们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什 么东西使他们着急或高兴,也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在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最主要 的是无论我们在一起干什么,游戏也好,学习也好,料理家务也好,都能使我们和孩子们更 接近,使我们的感情更深切,更真挚。 在往学校去的路上 我们住在老公路街,由家到学校至少3公里远。 我每天起床较早,做完早饭,照顾孩子们吃了饭,然后我们就由家里走出来,那时天还 不亮。我们的路线是必须通过齐米列捷夫公园的。 高大的树木纹丝不动地矗立着,好像是在渐渐发亮的蓝色背景上用墨笔画的一样。雪在 脚下嘎吱吱地响着,呼出的暖气渐渐在衣领上结成了霜。 我们3人在一道走,因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由家里出来较晚。最初是默默无语地走 着,后来残余的睡意渐渐随着黑暗一起消逝了,于是就开始了某种突如其来的有趣的谈话。 有一次卓娅问我:“妈妈,为什么树愈老愈好看,而人老了就完全不好看了呢? 为什么呀?” 我没来得及回答。 舒拉却激烈地反对说: “不对!姥姥老了哇,莫非她不好看吗?她好看呀!” 我回忆起我的母亲来,不,现在谁也不能说她是好看的: 她的眼睛是那样的疲倦了的,两颊陷下去了,有很多的皱纹……舒拉好像瞧出了我的心 意,他确信地说: “我爱谁,我就觉得谁好看。”“对。”卓娅考虑了一会儿,也同意了。 ……有一次,我们3人沿着公路走着,一辆载重汽车赶上了我们,它忽然停住了。 “往学校去吗?”司机探出头来简单地问道。 “往学校去。”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来,让小孩儿们上来。” 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卓娅舒拉就已经在车上了,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汽车 往前驶去了。 从那一天开始直到春季,这辆载重汽车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在路上赶上我们,并且把孩子 们接上车去,差不多把他们一直送到学校。孩子们在拐弯处下车,车就继续前进了。 我们向来没等待过“我们的汽车”,我们喜欢忽然听见那个熟识的粗钝的喇叭在我们背 后响,和像喇叭同样粗的声音说:“来吧,上车吧! ”固然,好心的司机仅仅是和我们路遇,可是孩子们差不多相信他是特意来接他们的。 这样想很愉快呀! 迁居 在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两年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领到一间较宽敞舒适的房间,地 址是亚历山大路七号。 现在认不出亚历山大路了:两旁建起了新的高大的楼房,便道和马路全是用柏油铺得很 光很平的。过去在这里只能找到十几所纯粹乡村式的房子,房子后边是田垄,菜园子,再远 是一大片荒地。 我们的小楼四面无靠,孤零零地立着,在工作完了回家的时候,我一下电车就远远地看 见它了。我们住在第二层楼上。新房间比我们的旧住所好得多了:它比从前的屋子温暖,光 亮,也更宽敞。 新居使孩子们很高兴。 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迁移使他们特别愉快。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 卓娅仔细地收拾起书、本子和由画刊上剪下的画。舒拉也用心地收拾和包裹了他的东西:玻 璃片、石子、钩子、铁片、弯钉子和很多我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东西。 在新房间里我们拨给了孩子们一个屋角,在那里放了一张小桌子,在墙上挂起一块格 板,预备给他们放书和本子。 舒拉一看见桌子,马上就喊道: “左面是我的!” “右面是我的。”卓娅乐意地同意了,因此,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争端自然就消失了。 我们的生活和从前一样:我们一天一天地工作着,学习着。在星期日我们就去“发现” 莫斯科的新的角落:我们或到猎禽场,或到莫斯科河对岸,或乘二路电车沿花园路绕一圈, 或到无愁园散步。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并且能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莫斯科的 故事。 有一次我们通过库兹聂次桥,舒拉就问:“桥在哪里哪?” 随着我们就听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故事,说在许多年以前,这里确实有座桥, 说聂格林卡河怎样到地下去了。 我们就这样知道莫斯科的许多“墙”,“门”,食堂胡同,台布胡同,榴弹胡同,甲胄 街,狗场等等的来历了。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解释了为什么普列斯尼亚(莫斯科市地名)叫红色的,为什么有 巷垒街和起义广场……他一页接着一页地给孩子们讲解我们美妙的首都的历史,孩子学习了 如何理解和爱它的过去和现在。 悲痛 有一次,在2月底,我们买了马戏园的入场票。我们并不常带孩子们到电影院或马戏园 去,所以每去一次在孩子们看来真像过节一样。 孩子们急不可待地盼着星期日,但是怎样也无法让它快些到来:他们幻想着看见会算到 10个数的狗,看见披着灿烂的银甲的细腿扬头的快马怎样绕圈子跑,看见驯服了的海豹怎 样由这一木桶上跳到另一木桶上,用鼻子承接驯兽员投给它的皮球……整整一星期的谈话都 是关于马戏园的。但在星期六由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在 家中,并且躺在床上。我很惊讶。 “你为什么这么早?为什么躺着?”我惊恐地问他。 “你不要担忧,一会儿就好。也不过就是觉得不舒服……” 我不能说这已经使我放心了: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脸色十分苍白,并且马上 就憔悴了,好像他已经害了很长时间的重病。卓娅和舒拉坐在床边,惊恐地看着父亲。 “你们只好自己到马戏园子去啦!”他勉强微笑地说。 “没有你,我们不去! ”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我们不去!”舒拉响应了。 在第二天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病状更严重了。肋下剧烈疼痛和发高烧。他一向是善 于抑制自己的,他并没诉说痛苦,也没呻吟,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需要请大夫去,可是只 留丈夫一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去叩打邻家的门,没人答应,一定是到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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