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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持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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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挟持进京 韩东一 袁义打电话给我,说郑一川最近要回国。他准备从北京走,然后回成都。袁义 问我要不要来北京一见?我说:到时候再说吧。袁义说:一川一周内准到,你要到 什么时候再说呢?他的意思是让 我马上决定。 说实话,我并不想去北京见一川,没有那样的冲动。我们分别已经十二年了, 我早就做了准备,永世不再见面。不是说我和一川之间有什么过节,恰恰相反,当 年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和一川住一个宿舍。袁义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常来 串门。一度我们三个关系亲密。可事过境迁,再来补续前缘不是我的习惯。这方面 我有些冷漠和不近人情。 袁义一直留在国内,但我们的距离也不算近。 若不是每过一段时间他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这个朋友恐怕也已经失去了。我从 来没有主动给袁义打过电话,因为时间和距离,还有职业关系,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通过上面的叙述,你大概已经看出我的问题来了。总之,我变得越来越古怪。 袁义他们一直在试图“挽救”我。他们想把我“拉出来”,和大家在一起,好吃好 玩,快快活活开开心心的,就像当年一样。 此刻袁义力劝我前往北京。与老朋友见面事小,帮助我脱离苦海事大。或者说 与帮助我脱离苦海相比,老朋友的欢聚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要知道无论是袁义还是一川,对我都有极深厚的兄弟感情,这也正是我不敢面 对的东西。 虽说我并不想去北京,但也不便就此拒绝。袁义正是抓住了我的这一弱点。他 说一川25号到北京,他21号去上海,开一个会。回北京时他准备从南京走,和我同 行。 同行,说得动听,不过是挟持而已,或者说是押送。袁义问我怎么样?我说: 等你来南京再说嘛。我总不至于会不让他来。南京是我的家乡,我的地盘,有什么 理由拒绝袁义来此做客呢?袁义一向善于抓住我的弱点,紧追不舍。 你到底去不去?赶快决定。要是你不去我就不来南京了。 赶快决定,我好定票,临时购票可能就来不及了。 这样,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去了北京。一切都是按袁义的计划进行的。他去上海, 他来南京,和我见面、吃饭、喝茶、拿机票、联系去机场的汽车。最后我们终于登 上了去北京的飞机。我和袁义的座位紧挨着,他坐外面,我坐里面。安全带束住了 袁义肥大的肚皮,使睡着的他不至顺着座椅下滑。我可怜的朋友,终于可以放下心 来了。 二 mpanel(1); 我们是23日抵达北京的。我被安排在燕京饭店里,等待一川一家的到达。袁义 回家住。他白天上班,晚上到饭店来,陪我吃饭、聊天。 25日,也就是一川一家抵达的那天,我换了饭店,由燕京转到了中山。当然越 换越高级了。这一举措是为了迎接一川的到来。届时,我们将住在一起,袁义也将 住到饭店里来。我们将通宵达旦地喝酒、忆旧,无所不为,这是可以想见的。 袁义由于工作太忙,换饭店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他的司机为我办理了一切。 下午,袁义从公司打电话给我,问我去不去机场接一川。我说:“算了吧,我 就在饭店里等着 .”这次袁义没有勉强我。四点左右,他亲自驾车去机场,迎接一 川一家。同行的还有小鲍,袁义新婚的妻子。这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久别重逢,也 是两个家庭的首次见面。我孤身一人,没有去还是正确的。 我在中山宾馆里等消息。其间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对方称自己是袁义所在公司 办公室的,说是袁总交代的,让我换到十四楼去,房间会好一些。他解释说:上午 来的时候十四楼没有房间,这会儿有了。让我去下面的大堂办理手续,他在那儿等 我。 我说:不用了,不用了,这儿已经够好的了。对方也不勉强,挂了电话。这一 插曲勾起我的好奇心。过了一会儿我独自溜进下面的大堂,看房间的牌价。我住的 这种规格每天八百八十元,一川一家入住的房间(已经安排好了)每天两千八百八 十八元。好在他们一家三口,人均花费和我差不多。而刚才让我换的房间,是和一 川他们同一规格的,也是两千多。这是何苦来呢? 当然住店不用我们掏钱,都记在袁义的账上。回想起这两天在饭店餐厅里吃饭, 我也都是签单的。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开始颇不习惯,后来竟然越签越爽,来劲了。 袁义工作繁忙,有时不能来陪我吃饭,我就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些写东西的朋友,让 他们到饭店里来看我,我请他们吃饭 .我对他们说:只管点,反正是签单,不用自 己掏钱的。于是这帮人狂点一气。你知道,写东西的人一般都很穷,嘴又都很馋。 我怎么都不能相信自己是一个住在高级饭店里签单的人。虽然我越签越习惯越 签越喜欢,但还是不敢相信。我不相信,别人也同样不信。饭店里的服务人员大约 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签单的人(不相信我的衣着还是不相信我的气质?),每次 签单时他们都要核对我的房卡。每次核对房卡的时间都很长,足以使任何一个骗子 心惊胆战。 有一次他们终于憋不住了,向我指出房卡上的签名和我签单时的笔迹有所不同。 他们拿来一张纸,让我再签一遍。我的脸不禁涨得通红。幸亏我宴请的朋友中有一 个是见过世面的,他让我模仿房卡上的签名签一个。我照他说的那样做了,果然顺 利过关。服务员小姐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了句:先生对不起,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房卡是入住时袁义签的,当然与我的笔迹不同。好在我从小爱好画画,还考过 美术学院,临摹功夫不错,这回便用上了。 三 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我房间里的电话才响。是袁义打来的,说他们已经到了, 在下面的大堂里,让我赶快下去。 我带上房间的门,乘电梯一直下到一层。远远地就看见一川一家还有袁义、小 鲍坐在大堂东侧的咖啡座上喝东西。我一眼就认出了一川,与十多年前相比几乎没 有什么变化,只是人胖了一圈。他笑眯眯地站起来和我拥抱。在座的所有人都目光 炯炯地看着我们。 一川女儿的眼睛又圆又亮,睁得老大,模样一点也不像中国孩子,倒有一点像 印度小孩。她长得胖胖的,肤色黝黑,满脸的认真和坦然。一川让她叫我“伯伯”。 了了叫了声:伯伯,发音有些生硬。 最后我看见了李娜。想当年她可是美丽非凡的“川妹子”。一川每天坐在宿舍 里“撅着屁股给老婆写信”(袁义语),指的就是给李娜写信这回事了。 一家三口总的特征是胖。一川可用“胖大”来形容,宽阔的肚腹束着一只鼓胀 的钱包。了了也胖,个头已经和她妈妈差不多高了。我们(我和袁义夫妇)尾随他 们升上十四楼,来到预定的房间里。随后,行李也被运送上来了。 休息片刻,稍事整理后一川一家随我们出去吃饭。了了开始不想去,经过一番 说服才勉强同意 .这时已经九点多钟了,北京的饭馆大都已经关门。没关门又值得 一去的地方,又太远了。最后决定还是去宾馆内的餐厅。 众人再次乘电梯下到一楼,进了右手的餐厅。由于时间关系,除了我们这一桌, 已经没有客人了。袁义点了一大桌,足有二十几个菜。本已疲惫的餐厅方面立刻活 跃起来。一川大声地嚷嚷着,时而中文时而英语,时而四川话,引得袁义夫妇发出 一阵阵笑声。李娜也很兴奋,抢着说话。也难怪,他们终于回来了,落地了,放心 了,也轻松了。尽管餐厅里灯光刺目,客人寥落,但他们一样地感到开心和高兴。 连服务员小姐也受到了感染,在一边抿嘴而笑。 要了无数的啤酒。当问道“要什么牌子的?”一川说:当然是当地的。于是要 了燕京。他一直在说:这些年就没吃过正宗的中国菜,连做梦都梦见四川火锅。当 正宗的中国菜(想假都假不了)放满面前的时候一川反倒没胃口了。了了不习惯中 国菜,所以几乎没吃什么。李娜忙于照顾女儿和说话,也吃得不多。席间,只是我 吃得比较正常,喝得也比较正常,但说得就不行了。阔别多年,各自的境遇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四 了了最先离席,自己拿了钥匙回房间去了。她对中国菜没有兴趣,对他爸爸的 中国朋友也没有兴趣。了了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干,这下文再说。 大约十一点左右,我签了单,所有的人都离席上楼来了。这次签单一共签了一 千六,大部分菜都没有动过,有的只动了一两筷子,够气派的,也是我短暂的签单 史上最辉煌的一次。 李娜回房间照看女儿去了。一川和袁义夫妇一起,进了我的房间。打开电视, 我们开始看一场足球赛。一川依然非常兴奋,后悔没有将餐厅里的啤酒带上来。他 打电话去服务台要酒,由于时间太晚,饭店的供应已经停止了。一川大骂中国饭店 落后。 他嚷着要下去到街上买啤酒。袁义说:商店早就关门了,北方就这点不好。他 大约不想让一川再喝,后者已经开始摇摇晃晃的了。 这场球是德国对法国,一川看得兴奋不已。他是一个球迷,看起现场直播来理 应很激动。但德国和法国到底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和中国人一起看 球,和袁义和我一起看球,这才是关键所在。据袁义说,他们早就计划好了,一川 25日到北京,27日离开,能在一起看两场球。球、祖国、朋友和酒,让一川兴奋得 一塌糊涂。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球迷,自觉没有祖国(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对朋友 我热情不足。酒,能喝一点,但从来不会过量。但是我也很兴奋,那是因为一川, 他的兴奋不得不感染你。他一面兴奋,一面还诉说着让他兴奋的理由。这就使我觉 得,自己也是爱足球、爱祖国、朋友和酒的。 我突然想到,房间的冰柜里还有啤酒。于是通通取出来,一共四罐。四罐啤酒 一川喝了三罐,我喝了一罐。我们不停地说话,时而鼓掌欢呼(随着球场的气氛)。 袁义夫妇那边则始终无声无息。 袁义工作很忙,连日来忙于接待我和一川一家,下午还亲自驾车去了机场。据 小鲍说开车时袁义差点睡着了。此刻,他显然有些支持不住。小鲍是一个安静的女 人,悉心照顾着丈夫(给打盹的袁义加上了一条毯子)。偶尔,袁义会睁开一只眼 睛,问:进球了吗?他忠于职守,坚持要将球看完。 醉意盎然的一川不断地对袁义说着什么。 其间,李娜进来了一次。他们的女儿已经被安顿睡下了,不懂球的她也来凑一 份热闹。她亲热地拉着一川,摇晃着他,同时对我和袁义夫妇说着话。恍惚间我似 乎看见了年轻时代的李娜,那个美丽活泼的川妹子,仿佛看见了她和一川恋爱的美 好时光,位于十四楼的了了还没有出生 . 球赛终于结束了。两个女人扶着各自的丈夫出了门。一对乘电梯向上,至十四 楼,回房睡觉。一对向下,出了中山宾馆,发动汽车回家,然后睡觉。我站在电梯 口,向他们挥手作别,然后回到房间里,洗了一把澡,也上床睡下了。 五 第二天我一直睡到十二点过,错过了早餐。我打电话到十四楼,一川一家也才 起来。去餐厅吃午饭的时候一川的脸色很不好,说昨天喝多了,到现在还没有缓过 来。此刻他的症状是头疼、胸闷,吃不进东西。了了和昨天一样,不习惯中餐。李 娜向她许愿,晚上去吃麦当劳。 一川告诉我,袁义已经来过电话了,他要上班,不能陪我们。下午他们想带了 了去看故宫,袁义的司机半小时后到中山宾馆。一川问我去不去?由于袁义不在, 我想我有责任陪同,所以就答应了。 上车后,没有直接前往长安街。李娜返回十四楼,拿来一只不起眼的黑包。别 看这只包很普通,按李娜的话说,他们全部的家当都在里面了。当然这是夸张的说 法,但至少这次他们回国所带的盘缠细软都在里面了。 李娜说本来可以放在房间的保险柜里的,但事先得去前台申请、办理手续,太 麻烦了。她与袁义通了电话,要把包放到袁义的办公室去。那地方应该是绝对保险 的。袁义的办公室是总经理办公室,整座大楼都是属于他们公司的。大楼门前站立 着着装整齐的保安,另外还有高大威猛的石头狮子,一边一个。进出人员都得严格 登记。这些防范措施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果不其然,袁义的办公室在十九层,走道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门上也没有挂总 经理办公室的牌子。应该说是极为隐蔽的。即使进了房间也还看不见袁义,有秘书 小姐在外面挡驾。通向袁义所在房间的门很不显眼,几乎看不出来。袁义的司机领 着我们顺利抵达。一路上公司里的员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一行人。我是衣冠不整, 或者说完全不合这里的白领要求。一川则拖儿带女的,难免会引起众人的侧目。 女秘书早知道我们要来,笑容可掬地打开通向里间的门。这时候我们看见了袁 义,以及他的工作环境,或者说看见了置身于总经理办公室里的袁总。 袁总还是我们的袁义,甚至更是我们的袁义了。我的意思是他在总经理这个位 置上早已经习惯了,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袁义战胜了总经理,而不像当初。三 年以前我也曾到过他的办公室,那时候总经理还压迫着袁义。 李娜将黑包交给袁义,后者随后将它锁入保险柜中。一川禁不住感叹这间办公 室之大、之豪华,比他们总经理的办公室都要大和豪华许多。他俩(袁义和一川) 都是干保险的,属于两家不同的公司,一中一外,因而有其可比性。袁义幽默地说 :那你就回来干嘛!关于这件事,他已经劝说过一川多次了。民族感情、家乡观念 和朋友义气都说服不了对方。现在借助物质利诱,一川依然不为所动。 袁义送了了了一把紫砂茶壶。我看见一件木雕,问袁义,他说是去南非旅游时 买的。袁义把它送给了我。这两件东西(茶壶和木雕)原来都是办公室里的摆设, 这会儿从架子上取下,让秘书小姐用报纸裹了,装入公司专制的纸袋中。这种纸袋 有多种型号,装茶壶的比较精巧,是小号纸袋。装木雕的是大号纸袋。即便如此, 木雕还是伸出袋口一截(木雕为长条形,上方是一光头男人的雕像,下面,由三个 裸体的小人托着,再下面又是三个裸体小人。裸体小人一共有三层,共九个)。 会见毕,一行人原路返回。袁义一直把我们送出大楼,他的司机已经在车上等 着了。 六 我们向长安街进发,去故宫博物院。路上一川开始感到不舒服,并且越来越不 舒服。他和司机商量:能不能返回宾馆,不去了?司机当然没有问题。一川表示, 让他白跑一趟,心里很过意不去。在这之前一川分别征求了了了和我的意见。 了了本来就对故宫没有概念,按她的意思最好一直待在宾馆里。李娜做了半天 说服工作,了了才答应出门的。而我,对游览名胜一向缺乏兴趣,况且是陪同来自 美国的一家“华人”,去的又是故宫、天安门,这不是太傻了吗?这几天北京的天 气奇热,温度高达摄氏四十度以上。据司机说,故宫的院子里连一棵树都没有,据 说当年此举是为了防备盗贼。这么热的天气,这么空旷和毫无遮拦的太阳地,想想 都让人害怕。决定放弃游览回到冷气充足的宾馆房间里,是绝对英明正确的。 然而我们并没有马上掉头,而是继续向前。这与行车线路有关,不是我们这些 外地人所能了解的。虽然我们已决定不去故宫,但必须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经过。 所以说,我们还是去了天安门。 天安门雄伟壮丽,远远地一瞥就如在目前。一川兴奋地对了了说:天安门!天 安门!了了含糊地嗯了一声,看来她并不明白这座建筑物的重要性。大约一川心里 一急,说了句:不好!司机眼明手快,及时地将一只纸袋从椅背间递了过去。后座 上的一川接着,埋下头去哇啦哇啦地呕吐起来。 一川一面吐,我们的车一面从长安街上穿过。了了的注意力自然被爸爸的痛苦 所吸引,而对天安门和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是非常遗憾的。当 时的情形十分紧张,供一川呕吐的纸袋是小号的,很快就溢满了。李娜连忙将装紫 砂茶壶的纸袋腾出,套住一川呕吐的纸袋。这只纸袋也是小号的。两层纸袋使滴漏 问题得以缓解,但容量仍然不够。我只好取出非洲木雕,将大号纸袋贡献出来,这 样就万无一失了。一川将整个脑袋都埋在了大号纸袋里,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地呕吐 起来。 真得感谢袁义的馈赠,不是紫砂茶壶,不是非洲木雕,而是这两只纸袋。纸袋 外观淡雅,呈石青色调,上面绘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既可用来装载呕吐物,又可 捧着它出入于高雅的场所和厅堂。可不,这会儿一川就双手捧着这样的一只纸袋, 将它抱在胸前,下了车向中山宾馆的大门走来。 侍者拉开玻璃门,点头示意并问好。我们(我、李娜和了了)跟在一川身后, 所有的人都在东张西望,想找一个安放纸袋的地方。一川捧着纸袋,领着我们在大 厅内转了一圈,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后来终于引起了宾馆方面的注意,走过来 一个穿制服的人,问一川道:先生,您需要帮忙吗? 一川问:有没有放垃圾的地方?对方不觉一愣,他显然不会想到一川宝贝似的 抱在胸前的纸袋是准备抛弃的垃圾。他指了指搁在大堂一根立柱旁的筒状烟灰缸, 大约以为一川要扔的是一个烟盒或者别的什么小玩意儿。 按原先的想法,纸袋是准备带进房间里抛弃的――那儿有专门的打扫人员。可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呕吐物透过三层纸袋,从接缝处向外滴漏,隐隐约约的有一条 水线自纸袋底部飘落到地面上,如果不加以注意自然是看不出来的。多亏工作人员 指出了那个筒状烟缸,一川走过去,将纸袋安置在上面。然后我们走开了,向电梯 走去。在此过程中我们频频回头,看见那纸袋竖立在金属烟灰筒上,十分的醒目和 庄严。 七 我和一川分别已经十二年了,这次被袁义挟持至京,与一川见面,重续了当年 的友情。在与他一家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细节,显然无法一一道来了。但我总 想写点什么,以纪念我们的这次会面。我想集中精力写写一川一家,小标题为“一 川”、“李娜”和“了了”。总之得把他们分开写。当然我不可能事无巨细,总得 写一些有意思的事。有意思,但是否有意义就不好说了。像一川,我就写了他呕吐 的事。这事儿挺有趣,甚至令我感动。但它有意义吗?我就不得而知了。 一川呕吐的故事告一段落后,接下来要写的是“李娜”。实际上她的故事前面 就已经开始了 . 八一川一家回十四楼休息,我也回了自己的房间。睡了一个午觉,醒来时天已 经快黑了。李娜打电话下来,让我去上面集合。袁义夫妇下班后就过来,然后一起 去外面吃饭。 我上去时,一川已经好多了,可以说已经完全好了,甚至比没吐以前还要好。 他看上去十分的神清气爽,人也变得眉清目秀起来。这一吐,把他的晦气都给吐掉 了。李娜在整理箱包。了了坐在桌前,戴着耳机,一面拿着一支杆子长长的铅笔在 一个铺开的本子上刷刷地写着什么。看得出来她的字写得很大、很疏朗、很自由, 因为每过一会儿她就要翻过一页。 我被了了表现出的轻松惬意所吸引,入神地看了很久。李娜向我解释说:她在 写情书,给她的男朋友。 了了闻言,脸上露出一丝羞涩,仅仅是一丝而已。她眨巴了两下大眼睛,随即 恢复了正常。 她一坐下来就写,一写就是半天。所以她愿意待在房间里,哪里都不去。李娜 说。 都写些什么呢?我问。 所见所闻啊,中国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去袁义公司,还有路过天安门,肯定都 被她写进去了。李娜说。 那就应该多见识一些才行。要不然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对了了说。 她是为了写才去见识的。见识得多了,就来不及写啦。一川说。我们大笑起来。 写又是为了什么呢?李娜说。为了给他的男朋友看。要是没有男朋友,她不单 不写,连见识也不愿去见识了。 袁义夫妇终于来了。出乎意料的是袁义手上拎着那只黑包,就是上午我们特地 送去的那只。袁义说,今天是周五,明后两天办公室里没人,整个公司大楼也没有 人,除了值班的。因此包放在办公室里不保险。他准备把它带回家去,两天以后等 他上班时再带回公司。 李娜马上说:这全都怨我,我没想起来今天是周五。但她并没有要求袁义就此 把包放在宾馆里,去申请一个保险柜。既然李娜已经将包交给了袁义,那就得无条 件地信任他,听从他的安排。一川夫妇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倒是我有些神经紧张, 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只黑包上 . 袁义自然感到责任重大,但他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没有下班后先回家,把包 放下再到宾馆里来,因为那样不顺路,也耽误时间。他带着这只包离开办公室,开 车去接小鲍,完了再带着这只包来到宾馆。此刻这只包就立在了了刚才写字的桌子 上,我们出门的时候袁义再次把它抓在了手上。 接下来商量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一川刚吐过,没什么胃口,但他愿意去任何地 方。为保护他脆弱的胃,我们放弃了川菜去了一家粤菜馆。大家绕着桌子坐下。一 张椅子上放着脱下来的外套和女士随身携带的提包。袁义的那只包(实际上是李娜 和一川的)混在其间。我们吃饭的时候它一直搁在那儿。 九在饭桌上我和一川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实际上,这不愉快早晚是要发 生的。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意和一川见面的吧?十年的隔绝使我变成一个怪人,这 在前文里已经说过。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与十年前相比我竟然毫无变化,这就更使 人难堪了。 一川回国,不免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至少与十年前相比已是人是物非,变化 之剧使人感慨。这方面,他与袁义绝对有共同语言,而我是根本插不上的。仅从外 观上看,他俩都已呈现出中年人发福的体态,携家带口,两个人都成了社会的栋梁 之材。 一川不禁回忆起当年袁义送他去美国,由于换不到所需的外币,在北京街头如 何绝望地徘徊。而如今袁义隆重地欢迎他们一家归来,那气派就像整个北京城都是 他袁义的。我完全同意一川的说法,只是,他们回忆的“昨天”仍然是我今天的现 实。如果没有袁义这样的朋友,流落在北京城里我不还得“绝望地徘徊”吗? 袁义借机诱惑一川,说:那你不如回北京来算了。李娜也说:看看人家袁义, 又是司机,又是秘书的。袁义连忙解释说:那可不是我私人的。李娜说:在美国, 有私人司机的也不多。虽然回国后也许会有自己的司机和秘书,一川仍然不为所动。 在美国,能到今天这一步真的不易,他强调说。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这样的谈话我自然无法介入。 为怕我受到冷落,一川以拉家常的口气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平时投资吗?我 感到无比惊讶:投资?什么意思?一川说:这事儿很容易,在家做就行,通过因特 网。李娜平时没事就投点资。接着他向我解释了一大堆技术问题。我虽然如堕五里 雾中,但表情却显示出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一旁的袁义看得焦急无比。 一川还向我推荐了一种戒烟药,说他以前烟瘾如何大(“你是知道的!”), 吃了这种戒烟药后马上就戒掉了,灵得很。目前国内市场上还没有这么好的戒烟药, 一川建议我向周围的朋友推销看看。没准就能成功呢,他说。 一川已经看出我是一个穷人,热情洋溢地想帮助我。但他似乎忘记了我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了 . 袁义摸摸索索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后递给一川。这是一个复印件,上面 复印了一篇某文学杂志上的文章,是介绍本人写作情况的,自然不乏赞扬吹捧之辞。 显然袁义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向一川展示。此刻,他逼着一川在 饭桌上阅读完全文(就像挟持我来北京那样)。一川看的时候袁义也凑过来,并排 和他一起看。待一川看完,袁义又将文章递给李娜。李娜看完,又传给了了。了了 惊慌失措地接过复印件。李娜向袁义解释说:她不会中文,只能听,说勉强也可以, 读和写就不行了。她补充说道:一川不让她学中文。 袁义一面收起复印件,一面质问一川:你为什么不让了了学中文?一川说:我 要让她适应美国生活,学中文没有用,弄不好还会有消极作用。话虽这么说,但显 得底气不足。袁义笑道:你啊你!他转念一想,把本已揣入怀中的复印件再次递到 一川手上。那你就翻译一下给了了看吧,他说。 袁义展示复印件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我说:没什么好看的,没什么好看的, 都是瞎写的。袁义根本不为所动,就像这件事和我无关一样。这是他做事的一贯风 格,我自知无能为力,如果继续谦让下去反显得做作了。于是我干脆不闻不问,这 样事情就达到了高潮。 只见一川神色郑重,小心地将复印件折起、收好,一面说:我一定翻译出来给 了了看,自己也要再看几遍。 我当然明白袁义的意思。他所要向一川传递的只是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 的这位共同朋友,当年的同事、兄弟,在不同的领域也做出了不俗的成绩。正是冲 着这句话,我觉得无地自容。还不如像一川那样把我当成一个需要怜悯和拯救的对 象,那样多少自然一些。 自从看了复印件后,一川对我的态度就有了变化,变得庄严和肃穆了。袁义想 达到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一川不再与我谈投资的事,而是十分殷情地邀请我去美国 玩。他不再问我有没有投资,而是问我有没有护照。我说没有,这又使一川的谈话 受阻。这样,面对什么都没有的我,一川变得神经紧张起来。 办一个很容易的,他试探说。 干嘛要办一个呢?我没有这个需要。我说。 办一个总要方便一些。找个机会和袁义一起过来,我们一起开车出去玩。见我 不再回答,一川转向袁义:你们公司不是每年都要组团出去吗?明年顺便帮何平办 一下,你也过来,我们一起开车出去。美国西部的景色还是很漂亮的,最好秋天来。 他急于把这件事定下来,再次转向我,说:怎么样?说定了,明年和袁义一起来。 我推让道:再说吧,以后再说吧。 于是除了了外的所有的人都开始劝我,让我打消顾虑,出去玩一趟。他们说如 今出国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又说我不能总是闷在房子里,靠想象写作。我有些急眼, 对他们说:我没有钱。一川拍着胸脯说:钱的事你就不用考虑啦,你没有,我们有, 反正饿不着你。你就痛痛快快地说一句,去还是不去?我回答说:不去。你的钱又 不是我的钱。 事情就此陷入僵局,他们再也劝不下去了。静场半分钟后小鲍开始谈带小孩的 事。她和袁义半年前有了一个小宝宝,由于太小,没有带出来。李娜问长问短,一 川、袁义也逐渐参加进去 .我这头顿时轻松了许多。 十 以上便是我和一川之间发生的“小小的不愉快”。自然原因在我,是我的古怪 和生硬导致了不和谐。我的朋友们则无可指责。尤其是他们的热情和对我的希望是 那样的令人感动。他们不仅供我吃喝、平等相待,在精神上也努力抬举我,给我以 优越的地位。无论是挟持我进京、让我住进高级宾馆挥笔签单,还是想把我弄到美 国去见见世面,其目的无非一个,就是有福共享。当然他们看出了我的隔绝和社会 格格不入的个性,这也是他们甚为担心。他们试图改造我,并不是为了推销自己的 价值观,而是怕我堕入可怕的自闭。多年来袁义一直劝诱我、哄骗我,软硬兼施, 生拉硬拽,让我尝试不同的生活见识日新月异的世界。其最低目标是使我不至发疯 或郁郁早逝,最高目标当然是共享荣华富贵了。 朋友们的良苦用心我怎能不知道?只是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我 有一种消沉下去和堕落的愿望,自绝于社会和朋友以及这个牛逼哄哄的世界。多亏 了袁义这些年来的提携,他就像牵着一根拴着我的绳子,不时地要提溜一下,把我 拉出水面换气。 我常常想:他们到底图个什么?我是一个多么无趣和生硬的人,经常搞得别人 神经紧张。我一点也不好玩,一点也不随和,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呢?在 北京的这几天充分地(再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我,大家一定会更加高兴, 气氛定然加倍热烈。而我夹在中间,使得每一个人都很节制、压抑、收敛,说话斟 词酌句,还常常出现冷场。我就像一块尖锐的石头,或者一根刺,当然首先是扎在 我自己的心里的。 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纪念此次去北京和袁义、一川的会面。我想写写一川一家, 男人、女人和孩子。关于男人,我写了一川呕吐的事,已经顺利完成。关于女人, 我想写李娜的那只黑包,可笔锋一转,竟写起了我自己,写起了我在北京的内心感 受以及饭桌上的一次“小小的不愉快” .写自己也许是必要的,可以为故事提供一 个较为深入的背景。当然,写一川一家,写他们的故事也许只是提供了我的一个背 景,目的是写我的内心感受以及遭遇。谁知道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李娜或者那只黑 包的故事吧。 十一饭后,袁义建议去三里屯,看看那里的酒吧街。没有人提出疑义,于是我 们动身出发。袁义开车,我坐在他的旁边。小鲍则和一川一家挤在后排。我们一路 向三里屯方向驶去。接近南街的时候,道路变得拥塞起来。到处都是停放的车辆以 及在车辆间穿行的奇奇怪怪的行人。这些人显然都是去酒吧街的,或者从酒吧街出 来,回自己的车上去。恰好是周五,来得又正是时候,十点多钟,正是上客的高峰 时间。袁义找不到地方停车。他干脆将方向盘一打,拐了进去 . 车速极慢,一条条的人影映在前面的挡风玻璃上。终于找到了一个空当,袁义 小心翼翼地将车倒进去,沿着马路将车停稳。一川、李娜连夸袁义的倒车技术好, 说是一个人的车开得怎么样,主要是看他如何倒车。 开车时,袁义将黑包放在他的座位边上。这会儿他将包抓在手里,临下去时对 我说了句:帮我注意点。声音虽然不高,但我立刻会意。他让我注意那只黑包,而 包里面装着一川他们的“全部家当”(李娜语)。本来我已经很紧张了,这会儿袁 义又委以重任,看来情况的确是比较严峻的。 我们一下车就和街上的人挤挤擦擦起来。袁义大大咧咧的,提着黑包走在前面。 我紧随其后,主要是要跟上他手里的包,不能让它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一川、李娜 虽然也很关心他们的包,但同时要照看了了,因此不免分心。南街既窄又长,路灯 昏暗,人影憧憧的。两边酒吧的门面都很小,并且很隐蔽,进去之后便觉一片乌烟 瘴气,人头攒动,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 这是那些比较有名的酒吧。生意清谈的酒吧也故意搞得很局促,烟雾缭绕,灯 光凄迷,进去的人如同身处梦境。 我们在每个酒吧里待的时间都不长,探寻一下就出来了。袁义的意思很明确, 就是要让美国归来的一川一家见识见识,见识见识北京的酒吧,北京的酒吧街。如 果不考虑他手上提的那只黑包,我很赞同他的做法。可带着这只包,袁义这样做就 显得不可理喻了。 事后袁义告诉我,三里屯的小偷是有名的,尤其是周末,防不胜防。可此刻他 带着一川的全部家当和细软在酒吧里挤进挤出,就像没事人似的。这便是袁义的风 格,是他特殊的魅力所在。别说是价值八九万元的一只包,就是八九十万,八九百 万袁义也会面不改色的,甚至会更加轻松。我就不行了,被一只黑包搞得神经紧张, 根本无暇欣赏酒吧街的夜色和那里的气氛。一川李娜想必也是一样,那包毕竟是属 于他们的。 一帮人懵懵懂懂,跟随着袁义,在各家酒吧门前进进出出。终于走累了,袁义 选择了一家比较清静的酒吧,领我们进去找地方坐下。我注意到袁义是靠墙坐的。 他坐下后那只包就搁在了桌下他的脚边。由于一面靠墙所以比较安全。这张桌子上 就坐着我们,没有外人。我在心里念叨着:别忘了临走时提醒袁义,让他拿上那只 包。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坚持到了最后,结果松懈了。我们站起身来离开酒吧, 但是忘记了那只包。这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想象的。等我们醒悟过来,回去再找 时,它已经不翼而飞了。 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不敢有丝毫的怠懈。至于我到底喝的什么饮料,啤酒或是 可乐并没有放在心上。乐手坐在我身后的吧凳上又弹又唱,但他唱的是什么我也不 是很清楚。袁义他们交谈得很热烈,我则反应迟钝。好在酒吧里人声嘈杂,大家也 不以为然。 十二 我们在酒吧里待了约一小时,临走时并没有忘记那只包。袁义无须我的提醒, 提起包向门口走去。我们跟着他,一直走到停车的地方,然后开车回去了。我们的 旅行――准确地说是包的旅行便到此为止了。有惊无险,这是结论。 按我的想法,这个故事是写李娜,但她在叙述中出现的并不多。这个故事中出 现最多的人物是我,还有袁义。但我还是认为故事是写李娜的。她负责掌管那只包。 也是由于她的主意,这只包才会被带到袁义的公司里。她把权力交给了袁义,而袁 义又委以我重任(“帮我注意点”)。 接下来该写一写了了了。我保证删除一切不必要的旁枝末节,把注意力集中在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身上。 十三 了了十二岁,三岁时离开成都,在美国生活已经九年了。她的身高约一米五五 (正常),体形微胖,皮肤较黑但眼睛很大,并且很圆。表情认真而坦然,不太像 中国小孩。她总是带着耳塞,胖胖的小手里握着CD播放机,对周围的一切有些漠不 关心。 去天安门故宫是一川、李娜的主意,是他们以她的名义提出的要求。他们觉得 了了应该去,也应该想去。李娜提醒说:天安门,天安门,你不是在历史课本里读 到过吗?然而真的来了北京,了了宁愿待在宾馆里面听音乐。 她已经有男朋友了,这一点很重要。一川和李娜反复提起此事,大有和女儿调 侃的意思。他们的表现不太像中国父母,但仅就此一点而言。了了的反应很无辜, 她不明白一川、李娜为什么总是拿这事开玩笑,而且当着我们的面。了了面露羞赧 之色,但一闪即逝。说到底她是无所谓的。 了了的右手背上画着一颗心,左手背上写着男朋友的名字。图案和字母都是用 钢笔写(画)的。了了在右手背画心的时候用的是左手,往左手背写字时用的是右 手。图案和字母将保持一天,一直到晚上洗澡。洗浴以后了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恢复右手背上的图案和左手背上的名字。 李娜告诉我们:这已经是她的第四个男朋友了。看来了了的行动完全在她和一 川的掌握之中,这得归功于了了对他们无话不谈。自然,做父母的也不会予以干涉, 否则的话了了就什么都不说了。 李娜说:还是这样好,有透明度,我们也放心些。她说这毕竟是小孩子的游戏。 了了很热衷于接吻,有时候母女俩还一起讨论。了了已经学会印度式的热吻了。印 度式的,就是把舌头伸进去,打转。李娜解释说。 当大家议论了了时,她显得无动于衷,在众人的目光下坦然地做着自己的事。 她刷刷刷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从我们走进房间开始她就这样,直到我们离开。 一面写一面戴着耳机听音乐 .了了不停地写是为了寄给远在美国的男朋友,他比她 更想知道中国的事情。 一到北京,了了就要求打电话,因为一川手机的制式不同而没有打成。他们没 有申请宾馆的国际长途(就像没有申请保险柜一样)。了了于是四处找电脑,想给 男朋友发电子邮件。李娜认为她的要求实属过分。这是在中国!她对了了说。 中国怎么啦?袁义说,现在到处都是一样的。说着将他的手机递给了了,让她 给男朋友打电话 .李娜为维护自己说过的话,坚决地制止了。 北京城里到处都是网吧,就是宾馆所在的这条街上也有无数家。但我们来北京 不是上网的,李娜说。他们只允许了了使用纸和笔,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和她的男朋 友联系。 于是了了便在笔记本上拼命地写啊写啊。 李娜说起,三年前她带了了回过一次四川(一川因工作太忙没有同行)。回美 国后了了写了一篇作文,是描写姥姥如何宰杀鳝鱼的。她写得那么细致、客观和血 腥。姥姥如何将鳝鱼的头钉在板凳上,又如何用一把小刀解剖它们的身体,当时鳝 鱼是活的。这篇作文在了了的学校里引起了轰动,为她争得了荣誉。 三年以后,想必了了的写作更精彩了。她一会儿停住笔,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看 着我们。也许了了正像解剖鳝鱼那样地解剖着我们。我感到不寒而栗。 一川说:美国的教育就是这点好,从小了了就自己写,写日记,写信,在一些 场合下的致辞也都是自己动手,从不需要大人代笔。他们的写作能力是从小培养起 来的。可惜了了是用英文写作,中文则完全不会。 了了此时碰到的有语言障碍、饮食障碍(她不习惯中餐,因此吃得很少)、年 龄障碍(几天来围绕着她的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大人)和爱的障碍(男朋友远在美国)。 可见,她是多么的孤独。当年,一川去美国闯荡时和现在的了了一样,也碰上了语 言障碍、饮食障碍和爱的障碍(李娜、了了都在国内。他们是三年后才去美国和一 川团圆的)。想必那时他也是孤独的。 了了拼命想与那些被隔开的东西取得联系,通过写作、听音乐,通过对置身环 境的拒绝,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以及无兴趣的倾向。当年的一川也拼命地给我写信, 给袁义写信,给李娜和了了写信(虽然了了刚刚出生,还不懂事)。这种饥渴在他 的身上一直保留下来,因此才会对隔绝多年的我和袁义如此热情洋溢(甚至有些夸 张),而我并无相应的表达。 我有些扯远了。我想说的是,在了了的身上我看见了当年的朋友,这不仅因为 他们是父女,长得像。他们的隔绝和渴望是某种很一致的东西,只不过如今引起它 们的东西已经不再一样了 . 第三天,也就是星期六,袁义开车带我们去了香山。在山顶的一个亭子里,大 家又开始逗了了说话,让她多说一点,说中文。了了和李娜商量了一会儿,在母亲 的鼓励下讲了(或翻译了)一个小笑话。当时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愉快极了。了了 的笑话很成功。 现在我将这个笑话照录如下,作为这篇小说的结束。 山姆对珍妮说:如果你爬上树去,我就给你糖吃。 珍妮于是开始爬树,她得到了一颗糖。 回家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傻孩子,他是想看你的内裤。以后 别上他的当了。 第二天,珍妮又碰到了山姆。山姆让珍妮爬树,说这一次给她两颗糖。 于是珍妮又开始爬树,她因此得到了两颗糖。 回家后妈妈责备珍妮,说:就是再多的糖也不能爬,山姆是要看你的内裤。 珍妮说:他看不见我的内裤,爬树以前我已经脱掉了。 2000.11.6 ―20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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