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法和不懂做人 从监狱回到北京后，为了进一步了解邵昌及其犯罪根源，我分别采访了他的同 学、律师和导师。“他是非常优秀的，是尖子中的尖子，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免试， 而且被留校。他计算机全凭自学，水平很高，连老师都请他辅导。不仅是成绩，他 当研究生会副主席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组织能力很强，光荣誉证书就有这么一大 摞。”邵昌一位在中央某部工作的同学，一边激动地介绍着他如何优秀，一边用手 比划着他得过的证书足有一尺高。“他非常善良，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知道承担家 庭的责任，自首前还托我们照顾他母亲。” 同学认为对邵昌判得太重了。“他破译了密码，就像小孩打游戏机过了关似的， 觉得好玩。他弄钱不是主要目的，没有恶意，如果有强烈的犯罪意识，他完全可以 让那家证券公司倒闭。出事后他去自首，态度很好。我们到关押的地方去看他，管 教干部都反映他表现优秀。一般人犯罪后都态度低落，我们每次去看他都怕他有从 天上掉到地狱的心态，但他很乐观，让给他带英语词典和特别深奥的书，谈出来后 想干什么事业，非常积极向上。”同学一再强调：“他的行为只是过失犯罪，不是 恶意的主观行为，判7 年太重。” 可他的律师却认为，像这样数额巨大的盗窃罪，判7 年算轻的，如果他没自首， 至少得判10年以上甚至无期。要是按老《刑法》判，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记得在监狱里，我曾和邵昌谈起大学生犯罪问题，他说：“大学生犯罪应引起 社会重视。我进来后，在号子里接触的大学生不少，光我们学校的就有五六个。大 学生犯罪在校生以小偷小摸盗窃居多，偷录音机、偷自行车，有时一抓就好几个， 谁也没把它当回事。” “我觉得大学生犯罪和学校的法制教育欠缺有关。我在大学时，虽有法制教育 课，但很理论化，老师基本照本宣科。而学生们也没心思学，就是去混，觉得那东 西学了也没什么用。我犯法是因为不懂法，作案时虽然隐隐约约也觉得是违法的， 但到底违反什么法律，违法到什么程度，会受到什么惩罚，我不清楚。自首后，我 只想会被拘留，没想到会判多少。进来后我开始认真学习《刑法》，感到我被判了 7 年还是值得庆幸的。” 在采访邵昌的导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时，谈到邵昌因为不懂法而导致犯 罪，教授说：“他干这事儿有不懂法的因素，也有不懂做人的因素。他非常聪明， 是学校的才子。但从道德品质方面来看，他不算非常好的人。据一些老师反映，他 在实验室帮老师做课题时，挺计较报酬，给钱多积极性就高，给钱少就不干活儿。 他在学校的计算机房也干过破译密码的事，学校规定上网浏览要交钱，他避开了。 我让他记录学生交作业情况，发现有些中途退课的学生仍被他记录交了作业。坦率 地说，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学生。 “对教育学生我也感到困惑。五六十年代，老师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但那时工作方法简单。现在，人们讲究个性，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对学生说深了 不行说浅了也不行，老师越来越不愿意管学生了。拿我来说，监考是非常厉害的， 对学生的小动作绝不客气，可人家说，学生不承认作弊，你没有证据在法律上站不 住。我说，通过这两份卷子我可以判断他们作弊。人家说，只有当场抓住或几个人 看见才行。我说，可以找专家鉴定。人家说，专家鉴定是否有法律支持？唉！教了 40年书，到头来反倒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学生了。” 这位有着40年教龄的老教授还说，学校对学生不应光讲学校的光荣传统，给他 们讲讲这些案例，能起到警示作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