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我们的父亲贺龙-采访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贺晓明、贺黎明(11) 　　记者：跟父亲分别的时候您还记得吗，情况怎么样？ 　　贺黎明：当时我没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重要，但是我觉得他们老两口有感觉。 因为我记得我妈妈给了我一张支票，一个600 块钱的存折。我说我拿这个钱干什 么？母亲非要给我，她可能已经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残酷性，然后父亲 就把他戴的一块表，摘下来要给我哥哥。我哥哥说，你自己留着吧。没当回事， 我还说：爸爸妈妈再见。 　　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就走了。结果这600 块钱在“文化大革命” 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那以后父母就跟我们分开了，就失去联系了。 　　后来我到陕北插队，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被跟踪、被监视的，就像 做地下工作似的。那时已经不姓贺了，我姓李，叫李红，我姐姐叫李列，我哥哥 叫吴亮，不能叫贺鹏飞，因为那时贺鹏飞在北京很有名气，我们就叫他胖子、老 胖子。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家孩子都是叫他胖舅。 　　记者：后来再得到父母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贺捷生：通知我们认领骨灰，我们就去了八宝山，换骨灰盒，然后就说是把 它存放起来。直到1975年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那时总理已经得了癌症，邓妈妈 在休息室里跟我妈妈说：“薛明啊，总理身体不好，他今天就不来了。”但是没 过一会儿总理就出来了，是带着抢救小组来的。很远就听见总理叫我妈妈的名字， 抱着我妈妈就哭，说他没有保护好我们。 　　贺黎明：父亲去世时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到延安去农村插队了，在志丹县 的窑洞里。当时跟哥哥姐姐只不过是书信来往，那时候不能打电话，我们也没有 钱来支付这个电话费，就是靠写信，后来我觉得我姐姐给我写信老是话中有话， 说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不要靠别人。我就问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了？ 　　其实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最后大概是被我问的，姐姐就写信告诉了我。 说他们已经到301 医院见过父亲了。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的子女经受了无数的磨难。父亲曾给他们的教诲，是 他们艰难岁月中的支撑。面对种种逆境，他们从没畏缩，从没低头。当风雨过后， 有人问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屈辱的看法，他们说，我们仍热爱我们的 党，热爱我们的国家，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这是父亲一生的信条，我们不可能 背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