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7) 　　记者：这份手稿您是什么时候又带回北京的呢？ 　　彭梅魁：1969年回老家，我让彭康智把那些材料给我，他从枕头底下把材料 拿出来，我就拿回来了。拿一个帆布书包包着，放到我专门做的一个樟木箱的夹 层里。 　　记者：您拿回这份手稿离您交给中央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您是怎么保管的？ 　　彭梅魁：一开始放在那个樟木箱的夹层里，1976年地震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箱 子放到书包里，背着上班，晚上睡地震棚也背着它睡觉。干什么都随身带着，就 怕丢了，那个时候也不能放家里了。 　　记者：那后来您是怎么把这个手稿交给黄克诚，又交给胡耀邦的呢？ 　　彭梅魁：那时候我看报纸，倒不是说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就是看看那些老同 志老领导，谁出来了，谁有病啊，谁怎么的呀。 　　1978年，我看到黄克诚出来了。因为我伯伯说过黄克诚是个很好的人。我想 去看看他，但那不容易啊，我跟黄克诚没见过面，也不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 方。后来我找到一个人，他就带我去见黄克诚了。但那次我没有带着那包材料去。 　　去了以后，我说我是彭梅魁，彭德怀的侄女。当年伯伯曾嘱咐让我来看看您， 还让我去看一个长胡子的肖劲光。他问我还有什么事吗，我说伯伯让我保存了一 份手稿，这个手稿可不能弄到外国人手里去。这个该怎么办才好，是我自己保存 呢，还是上交。黄克诚说还是上交好，自己保存难。他说，我可以帮你交，你跟 我一块儿去交给胡耀邦。但是他现在比较忙，有空的时候叫我一块儿去。我说： “不，黄伯伯，您替我交就行了，我信任黄伯伯。”后来黄克诚就帮我交了。 　　当亲情遭遇威吓 　　在吴家花园，彭梅魁看着伯伯蒙受着不白之冤，经历着情感上的打击，内心 无比焦虑，她只能尽最大努力照顾这位日渐衰老的亲人。 　　面对着造反派的棍棒，梅魁没有写一个字的揭发材料。 　　记者：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 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罪人”。由于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文化大革命” 时期有没有受到牵连？你们厂里的那些造反派是不是也逼您写揭发伯伯的材料？ 　　彭梅魁：受牵连是肯定的。1967年9 月的一天，有两个人要我到一附件车间 二楼的一间屋子开会。我去了发现那里没什么人，后来来了两个女同志，让我写 交代材料，揭发、批判彭德怀。我拒绝了，我说这个我怎么能写，彭德怀的问题 是党内的事，军队的事，我做这种工作跟他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可交代的，我一 个字也没写。他们造反派的人手里都有一尺多长的棍子，其中一个女的就打我， 把我打倒了，我就爬起来。她们还要我写，我坚持说没什么可写的。当时我想， 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打死也就算了。我们厂当时已经被打死一个了。 　　记者：当时他们好像还说您拿手表去收买审讯的人，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彭梅魁：我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他们那一派的另一个人也在厕所里。我说你 帮我把这手表保存一下吧，我怕他们给打坏了。她可能就把这件事向上面汇报了， 说我拿手表收买她。他们说，你再有多少钱，多少东西，我们也是收买不了的。 我就跟他们解释，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当时只是怕打坏了手表以后没法看表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