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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节:我心目中的美丽岛   我心目中的美丽岛   台湾,美丽之岛,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台湾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甜蜜的。   我在1940年出生于与台湾隔海相望的温州。记得,我第一次听说台湾,是在 六七岁的时候,我吃到一种糖果,有白色的,也有粉红色、绿色的,大小如同桂 圆核,表面则像荔枝那样凸出许多小粒子。父亲告诉我,这种糖果叫做" 台湾糖 " 。台湾糖很甜,从此台湾给了我甜蜜的感觉。   后来我才知道,自从1895年4 月17日清政府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伊藤博文签订 《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成了日本殖民地。直 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在1945年8 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把台湾、 澎湖列岛交还中国。10月25日,国民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不久, 台湾糖就通过海船横渡台湾海峡,来到彼岸的温州。于是,温州街头的小摊上, 就出现那红红绿绿的台湾糖。   接下去,在漫长的岁月里,台湾给我的印象交织着苦难与恐惧。   那是在1949年之后,随着蒋家王朝在中国内地覆没,蒋介石退守台湾,台湾 海峡的形势顿时变得紧张、严峻。海峡两岸剑拔弩张,此岸的" 解放台湾" 的口 号声与彼岸的" 反攻大陆" 的口号声,如同针尖对麦芒。   从此,在温州再也见不到台湾糖的踪影。我所能见到的,是从空中掠过的蒋 介石空军的轰炸机。那时候,我在上小学,一旦听见恐怖的呜呜警报声,马上奔 出学校,疏散到附近一位亲戚家。他在八仙桌上堆放了几床棉被,让我和几位同 学躲在八仙桌下。温州的许多山头上,架起了高射机枪。在空袭的时候,蒋介石 空军扔下的炸弹的爆炸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射机枪射击声响成一片,在我幼 小的心灵中蒙上恐惧的阴影。   到了上中学的时候,空袭警报渐渐少了。不过,温州作为" 东海第一线" , 气氛还是紧张的。蒋介石空军不扔炸弹了,改为在温州上空撒" 反攻大陆" 的传 单,也搅得人心惶惶。迄今,我仍保存着一篇写于高中一年级的作文,就是记述 在学校后山上挖防空壕的情景。防空壕防什么?防的就是蒋介石的飞机前来袭击。 空袭警报一响,我和同学们就上山,躲进防空壕。   海峡两岸处于严重军事对立的状态,我对台湾人民的实际生活情况一无所知, 只从内地的报纸上知道" 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回我去了台湾,从 台湾朋友那里得知,在那个年代,台湾报纸也在天天登载报道,宣称" 大陆人民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两岸报纸连用词都如此一致,不禁令我哑然失笑!   海峡两岸严重的军事对立,不时爆发战火。蒋介石除了依仗当时的空中优势 不断派飞机空袭内地东南沿海城市之外,还利用所占的内地岛屿作为基地,不断 派兵登陆骚扰。   1955年1 月18日,在离温州不远的一江山岛发生激烈的战斗。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张爱萍将军指挥之下,一举攻下蒋介石部队在东南沿海的重要据点。作为一 名已经开始懂事的高中生,我清楚记得,当时温州街头往来的军人骤增。紧接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大陈岛。大陈岛比一江山岛要大,驻有三万七 千多人的蒋介石部队。大陈岛吃紧,蒋介石派了长子、" 总政治部主任" 蒋经国 前去坐镇,结果也无法保住大陈岛。1955年2 月,蒋介石不得不决定放弃大陈岛, 在美国第七舰队协助之下,把那里的军队撤回台湾。这样,蒋介石丢尽了浙江沿 海岛屿,手中只剩下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   此后,1958年8 月23日,当毛泽东下令万炮齐轰大、小金门岛的时候,我已 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了。生活在北京,就没有身在温州那种浓厚的战争气氛。   毛泽东炮打金门,后来发展成充满戏剧性的战争:逢单不打,逢双则打,甚 至在节假日宣布不打,以便让蒋军官兵过节!   1960年我暑假回家,从北京乘火车到金华,再转长途汽车来到温州。当我离 开温州时,居然可以从温州乘海轮前往上海――这表明浙江沿海已经是安全地带。   不过,海峡两岸依然冰雪交加。双方的交火,改为在高空进行:蒋介石不时 派遣高空侦察机进入内地沿海,进行侦察。这样的高空侦察机引起内地的注意, 用地对空导弹瞄准。于是,每打下蒋军一架高空侦察机,内地就要进行一番庆功、 表彰。   " 文革" 岁月,是两岸关系的冻结期。在内地进行的" 深挖阶级敌人" 的运 动中,凡是沾着一点台湾关系的人,都战战兢兢。已经在上海工作的我,记得红 卫兵在抄上海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家的时候,从一只皮箱里找到一面破旧的小圆镜, 反面嵌着发黄了的蒋介石像。虽然傅雷再三解释那是亲友寄存在他家的箱子,但 是百口莫辩,红卫兵称傅雷保存" 变天账" ,对他连续斗了三天三夜,逼得傅雷 夫妇双双上吊自尽!   在蒋介石与毛泽东先后离开人世之后,两岸关系比先前要缓和一些,但是处 于不战也不和的状态。蒋经国坚持蒋介石的" 三不政策" ,即坚持官方" 不接触、 不谈判、不妥协" 。   作者与台湾作家黄海相见   1986年5 月,一桩偶然发生的事件,促使两岸进行接触和谈判:那是在5 月 3 日下午3 时,一架编号" B-198"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 货机,在飞越 原定降落的香港启德机场后,突然偏离航线,朝北飞行,稍后降落在广州白云机 场!几小时之后,台北中华航空公司总部收到了北京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电报,告 知"B-198" 货机的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内地定居,所以驾机降落在广州。中国民航 并正式邀请中华航空公司尽早派人到北京商谈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 处理问题。台湾方面希冀通过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作为代理与中国内地接触,遭 到内地方面拒绝。台湾方面不得不派出代表,与内地代表在香港举行了四天直接 谈判,顺利解决了有关问题。   此后不久,蒋经国先生顺应民心,尊重民意,结束了" 戡乱时期" ,宣布解 严,作出开放台湾民众赴内地探亲的重大决策。   自从那个历史性的日子――1987年11月2 日台湾" 开禁" 以来,台湾同胞潮 水般涌向内地。于是,我在上海结识了大批台湾文化人,那用繁体汉字印刷的名 片插满我的一本厚厚的名片册。从台湾的作家、诗人到出版社的" 老总" 、编辑, 从报社电台记者到影视圈人物,成了我的新朋友,以至成了老朋友。回顾这些年 跟台湾文化人的种种交往,不由得记起了一连串的" 第一次" ……   我结识的第一个台湾文化人,是作家、《联合报》编辑黄海(黄炳煌)先生。 记得,那是" 开禁" 不久,他带着夫人以及一对双胞胎儿子来沪,托人转告,希 望与我一晤。那天,我们刚一见面,就发觉彼此间的差异。我记得,我对他讲的 头一句话便是:" 黄先生,你的普通话说得不错嘛!" 他愣了一下,不明白什么 是" 普通话" 。我也愣了一下,怎么他连" 普通话" 也不知道?后来,当双方明 白内地所说的" 普通话" 也就是台湾所说的" 国语" ,都大笑起来……   那时,作为内地人,我叫惯了" 同志" ,一下子改口称" 先生" ,颇不习惯。 尤其是称呼年轻的女性为" 小姐" ,或介绍自己的" 爱人" 说是" 我的太太" , 更不习惯。跟台湾朋友接触多了,渐渐习惯,渐渐习惯成自然。我也学着台湾朋 友的语调说" 多多联络" ,而不是说" 多多联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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