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他的经济生活也每况愈下。他本是依靠版税收人生活的，写爱情的书这时没有 销路，民营书店也纷纷关门，收入来源中断。“五个人加一条狗吃饭，实在无法支 撑。”也想过参加新政权工作，无奈当时是干部供给制，无法养家活口。只好打消 此念，生活也就陷入困境。 卜少夫―――无名氏的二哥，已在香港站住脚，他向他求援，得到了按时的接 济，生活得以维持下去。 不久后，烙印着他的痛苦记忆的葛岭24号，不能再住下去了。别墅被征用，他 的家必须迁出。 1951年6 月11日，一乘担架抬着病恹恹的无名氏，来到华光桥河下15号。这是 杭州郊区，在古运河畔。城市平民聚居之地。 从1946年到1951年，短暂的5 年，他已搬过三次家。从慧心庵到葛岭别墅是从 谷底到巅峰，由葛岭到华光桥河下，又从巅峰到谷底。在简陋古旧的房舍里，他一 住31年。 到华光桥河下后，病情还在发展。在写给卜少夫的信里记载着病情：“我最近 身体坏到极点，一多写文章就头昏，一多跑就支持不住，失眠极烈，有时也淌盗汗 ……”，“卧床五月，养病期中，读历史、研究佛经……” 在病情绵延情况下，浙江文联曾派人邀请他参加文联工作，负责小说组。民主 党派的民革也邀请过他。他都以有病难以胜任为由，婉言谢绝。 有病自然是实情，另外一个原因，他仍然想坚持自由写作，完成解放前就开始 的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六大卷的《无名氏》（已出版两本）。尽管没有出版 的可能，他也要写下去。 为了免除别人对他却聘的误会，取得人家的理解。他案头常放着医学书，还让 人替他穿衣服。这一着果然有效，见过的人都说：“卜宁（他当时的姓名―――笔 者注）这人不行啦，连穿衣服都要人帮忙，病成这样子，可能快要见上帝了。” 初搬到华光桥河下时，院子里住户不多，后来成了大杂院。无名氏本住两间房 子，居委会要他让出一间给别人住。在大杂院里，警惕性高的群众互相监视着，无 业的无名氏当然在监视的范围里。因此，偷偷写作的无名氏，每当听到敲门声，就 用书把书稿盖住。 时光悄悄逝去，1954年，无名氏年已40，仍然独身。过去有过几次结婚的机会， 都因种种原因放弃了。 人届中年无家室，寂寞咬噬他。特别是他听到六弟卜幼夫，已在台湾结婚，感 触更深。他的二哥卜少夫担心他会发生“精神爆破”。 正当此时，一个女性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 “她纯纯粹粹是一个女人，而且灵与肉都充满古典诚厚，像母亲疼爱子女一样 爱我，并不计较斯时斯地我在悬崖边缘散步。”无名氏曾这样写道。 她原是他的表妹，他母亲的养女，9 岁来到卜家，在他母亲身边长大。她姓刘 名宝珠，后改名刘菁。1949年初，因扬州战火，他把母亲和刘宝珠一起接到杭州。 当时她虽已二十出头，但在他眼里始终是个孩子。然而就在他并未注意时，她已成 长为一个颇识风情的女人。 她中学毕业后，经人介绍到上海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工作。只要有假期，她总回 杭州来探望义母，关心义兄的健康。 她花团锦簇的形象，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她也爱他，“心有灵犀一点通”。 不过由于他有肺病，她多少有点戒备。 他的健康有了进步，她的戒备也松弛了。一个美丽的五月之夜。他和她半年多 没有接触了。她深爱他，也同样对他饥渴着，那一晚，他第一次把她当未婚妻吻着、 抱着。他发现她的胴体壮大了。 mpanel(1); “蜂蜜、玫瑰、小夜曲、缱绻、缠绵、甜醉！”他像沙漠中濒于渴死的人，获 得了一杯芳香的甘液。 他向她求婚，顺理成章她答应了，待他健康恢复后结婚。 两地相思（上海―杭州）3 年，无名氏的肺病已经痊愈，1954年7 月15日，无 名氏与刘菁结婚。 结婚的地点就在家里（华光桥河下15号）。没有《结婚进行曲》的鸣奏，也没 有鞭炮。借房东家的大厅，自办一桌筵席。女客人下厨烧菜。洞房花烛夜，说不尽 的相欢相乐，刘阮入天台。无名氏说：“我们已经是三年酒客了，却像第一次做客， 第一遭发现酒宴的豪华。以前，我从未真正懂得‘肉’这个字的精义，更不太注意 一个少女的胴体的艳丽。而她……” 婚后，两人感情很好。刘菁每次回来，他都把家中打扫干净，自己理发了，洒 了香水。每一次全享受洞房花烛夜，全都是蜜月。 他曾想改变会少离多，两地相思之苦，听从友人方为良之劝，去上海谋中学教 师的工作，结果不能如愿。赁屋住上海，也因出不起高昂的房租，只好作罢。 婚后还有遗憾事。7 月结婚，9 月刘菁进行子宫手术。这就失去了妊娠的可能。 曾想领养一个孩子未果。长年分居感情不免有影响，种下了婚变的种子。以致后来 在“左”的政治力量干预下，她提出离婚。美满的姻缘，竟会是这样的结局。 生活像惊涛骇浪从不宁静。 1958年7 月15日午夜（这一天无名氏记得特别深，四年前是他和刘菁结婚的日 子），一阵紧一阵的敲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 “卜宁，我们奉命查抄你的家。”来的是湖墅派出所的公安员。 “请看吧，反正就是这一间房。”他泰然自若地回答。 小小一间房，梳篦似地梳了几遍，没有查到什么。 天已亮了。来人发话：“你跟我们到派出所去。” 他想这几年里，足不出户闭门写作，没有做过非分事，去派出所也不会有什么 问题。他安慰吓得发抖的母亲：“我去去就回来的。” 事情却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你不能回去了，要彻底交代历史问题。”一到 派出所，公安员就宣布。 “历史问题怎么永远查不清。1952年秋天，就要我交代历史，还去了杭州刑警 大队。怎么又要……”话到嘴边他止住了。 他被送到杭州郊区七堡附近的下沙乡一个学习班去交代。白天劳动，晚上学习 并开“斗争会”。他虽没有重大政治问题，也待了三十七天被释放回家。 这一突然事件，使他相当震动。“大致由于我没有参加工作产生了怀疑。”他 想。他就改变原来的做法。到社会上参加半天义务劳动，半天在家里写作。他这样 做了，是否被别人理解，他并不知道。 又是两年。两年不寻常。先是狂热的大跃进，跟着来的是1960年的全民大饥饿。 没想到，全民支援农业的运动又把他卷了进来。 这运动声势浩大，当时规定除90岁以上老人可以不报名外，其余的居民都要报 名。列入内控对象的他，哪有不去的可能。 他报了名也被批准。1960年9 月26日，到杭州70里外的潘板桥农场劳动。农场 白手起家，遍地荒山，等待开垦。他的任务是开垦种山芋，每月工资13元。 从1960年9 月26日到农场，到1962年1 月离开，在农场劳动一年零四个月。 从农场回来，他虽有工作之愿，但社会上失业的人很多。无从安排他。他仍然 边义务劳动边写书，写了一本长篇爱情自传《绿色的回声》和一些短篇小说与散文。 频繁的运动后，难得的是1963年的短暂平静。快要80岁的母亲，惦念着境外的 两个儿子。无名氏想伴母亲到广州，再转车去香港，在港过80岁生日，与儿孙们相 聚，然后再回来。 他把计划写信给卜少夫，要他特别强调必须由无名氏伴送。 卜少夫同意他的计划。他这里忙着办探亲申请。没过多久，派出所通知他去公 安分局领“居民出入港澳申请书”。他以为准许填表说明探亲有了初步的可能。事 实上他高兴得太早了。 一月后，他去公安局催问。答复是：“申请理由不充分，暂时不能同意。” 他失望了。 1965年，无名氏母亲已82岁，无名氏又想把母亲护送出境，仍然因种种原因未 能如愿。 他和母亲只能贫病相依，苦度岁月。 雷声隐隐可闻，震撼大地的暴风雨就要到来。 1966年4 月，是无名氏定居杭州的20周年。 “文革”一登场，红卫兵就抄了无名氏的家。拿走三麻袋书，幸好《无名氏》 手稿藏起来了。翌晨又把部分手稿藏到他的好友俞漱心家中。岂料后来在俞家的还 是没有幸免，被批斗与“饥饿惩罚”后，他自己讲了出来，于是被抄走。 牢狱之灾又降到他头上。 浙江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方为良，1950年相识无名氏于葛岭。解放后，方为良遭 遇坎坷，1957年归入“右派”行列。 1968年4 月中旬，某天深夜，方为良从上海悄悄来到无名氏家中。这时无名氏 的住处，也已在严密监视中，但仍然接纳了方为良。 家中不能久留，两人相约到官巷口奎元面馆从长计议。追兵跟踪而到，方为良 从人群中溜走。后来发现那个去澳门的向导，身怀利刃，目的是途中打劫。方为良 摆脱这骗子，走上亡命天涯路。最终在浙江乌镇（茅盾故乡）被捕，押回上海，以 “叛国投敌罪”判刑17年。 --------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