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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合作

同志们:没有时间预备一篇写好的稿子①,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吧!

先从演员自己写稿子这个问题来谈一谈吧!这一次会演里边,有不少位代表,都演唱了自己写的作品,而且多数写的很好。这是一件应当祝贺的事情!因为说唱文艺没法子繁荣,假如没有新的作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应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而且呢,曲艺都产生在各地方:广东的、福建的、河北的、山东的……。我们要是自己来写稿子,那就特别的亲切,因为人、地方、用的语言、说唱形式,都是一致的。譬如我讲一件北京的事情,用我的北京话、北京调子、北京人、北京的背景,这就显得特别的亲切,就非常容易收到更大的宣传的效果。

这次大家自己写稿子,必定有很好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在前几年,有的作家和学习写作的青年们,都不大看得起曲艺。他们认为要写一本小说,就能成为作家,钱也拿的多,不久可以做作家协会的会员。名利双收。或者写一本话剧,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不重视通俗文艺。现在我们自己来写啦,我们的稿子也登在《人民日报》上啦,他们要想一想了。党和政府重视我们的工作。写东西不在大不大。你写一本话剧,我写一百句鼓词,要是好呢,价值是一个样的。好的就是好的,不因为我们这一百句,你那个四幕戏五万多字,就一定比我们好。金子比西瓜块小,可是比西瓜值钱多了。

另外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以前我们自己不敢写,有自卑感。觉得“哟!让我唱一段吗,我倒满行,拿起笔来就写,一定挺难!”现在啊,我们自己写了,而且写的不错,这是真叫我们高兴,有了信心!我们自信,我们就能提高。我们这次能够自己写东西,就带动了大家,叫大家认识曲艺是人民所需要的,应当注意,应当大家写;同时,我们艺人自己也写了,把自己提高了一步。自己不拿笔,不会知道里边的困难与怎么样提高。写出来一次,你就有了信心,就会越写越好的。

因此我们就应提到作家跟演员们的关系。在解放后,以北京来说,有一些作家的确是对写说唱文学有贡献的。但是这个力量很不够。尽管是不够,可是在今天这个会上,就可以看见:这里有几位作家,和布置我们这个会的、管理会务的,就有当日那一批青年。他们现在都差不多可以算是专家了。他们都经常来创作说唱的文学。这一些个人都是解放后五一年哪、五二年哪,培养出来的。可见只要演员跟作家能够打成一片,他会发生很好的作用的。我们闭会后回去,应当在各地方推动作家,特别是青年,慢慢地各处就有了基本的干部。会写一些,跟我们说得来,了解我们,就扩大了我们的队伍。那个时候(刚解放)力量不够,是因为有些个作家对曲艺不太关心。今天呢,我们自己开头写了,这是破除迷信。自己动手写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因此就不要了作家。人越多越好。

拿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曲艺段子作家写的有缺点:第一技巧差,因为不熟悉曲子怎么唱,需要多少个字一句,音节如何,怎么合辙押韵。对这些个作家是外行。他们文字不一定都通俗,往往有些学生腔。一段鼓词或一段相声,有不少学生腔,就不好办。作家的生活也许不够;那么,演员们自己来写,就可以校正这些弊病。因为我们掌握形式,我们这个语言又是从民间来的,我们的生活也丰富,因为经常跟人民接触。不过,我们演员自己写的,也不一定就尽善尽美。所以我认为每一个有文化的演员,应该有靠自己的雄心。这就是跃进嘛!但是同时也应当争取跟作家合作。我想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不要认为从此我们就要只靠自己,作家帮忙不帮忙不要紧。还是要合起来大家搞,人多势众,就力量大啊!我总觉得双方合作是个好办法。在我的经验里,作家写完了,由演员来给加工,有时加得很好,有时加得不很好;反过来说,演员们写的,由作家给加工,也有加的很好的,也有加的很坏的。这就应当注意到作家跟演员的关系了。譬如说吧,一个作家写的也许内容空洞一点,但是政策掌握的好。也许他没有足够的生活,但是文字来的很方便;反之,演员写的往往因有生活而把这个事那个事都写进去。所以作家与演员合作就能截长补短。一个虽然生活也许不够,可是政策掌握的好,能看出问题来;一个生活很丰富,但写得不集中,东一句西一句,还有时候可能犯点政治上的错误。所以双方面在一道来搞,大家协作,是妥当的办法。以前我们做的不很好,我们应作进一步的团结。那就是说,两方面都要相互尊重。你写完了让我帮忙,我写完了让你帮忙,都应尊重对方,认真考虑,毫不客气。两个人要大辩论。两个人争辩不清,可以请别人参加。我觉得这样好。不应轻易让步。这是为人民写的,连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作家写的文雅一点,因为他会作诗呀。可是他一耍笔调,就容易脱离了群众。语言不是群众所熟悉的,群众就不大接受。所以应让演员给加工。可是演员有时候就说这不行,又有学生腔,又不合辙押韵,拿走吧!我就碰过这个钉子。当然,这位作家大概不能很高兴。有时候,演员要给作家改稿子,一看这句是学生腔或新名词不好唱,好了,就随便改上“说端详”啊、“面前存”啊、“马能行”啊,作家就不高兴了。作家想:文章要字通了,马就是马,什么是“马能行”呢?但是,演员们熟悉这一套旧词儿,也好唱,就给人家这样改了。作家就生气。这是双方都没有好好研究。闹了脾气,彼此越来越不团结了。所以双方都应当辩论:我这句太文了,不是老百姓喜欢听的,咱们改嘛!但是,二哥,我可不要你这个“马走战”。你这么改不行,要商议商议看,看看有没有既比我这个学生腔好,又比你这个“马走战”好的呢?这样子合作就有好的结果。作家对演员写的也是这样,演员写的本来很合辙押韵,很通俗,作家却给改的别别扭扭,唱起来难懂。所以双方必得辩论。这种关系不限于演员跟作家,也适于演员跟群众,因为现在群众正在大量地创作。我们下乡下厂,不一定遇见一个作家,但是很可能遇见许多正在那儿创作的群众。那就很好了,我们自己也写,大家也给我们写。彼此的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你写得的可以一个字不动了,或者我写得的可以一个字不动了。需要大家进行辩论,拿这个真当成一件要事看待。在前几年在北京有过一个高潮,新曲艺创作的很多。后来呢,又来了个低潮。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词儿没写好。写的本来空洞,又加上“马能行”等就更空洞了。所以群众就不愿意听了。我们要矫正这个错误。我们必须拿出好作品去。我们写打苍蝇,也要把它写好,打蚊子的也写好。这样,我们才真正是为人民服务了。双方面就去掉了主观,双方面都不要骄傲。

新词都难免粗糙一点。头一回写嘛,不能像那些老段子那么成熟。这不要紧。我们须一面写,一面演,一面加工。我们写新词,不能不抓紧时间。在新的时代,一日千里,明天即与今天不同了,不抓紧写不行。一段除四害,用三个月工夫写,写完了,人家已是四无乡了,那么这段子还有什么用呢?写扫盲,又写了半年,写的很好,可是唱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文盲了。我们的社会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不能等。只有一边写,一边唱,一边加工,才能解决问题。而且,当时的思想和当时的感情是非常可宝贵的,必须抓住。我们曲艺工作者是尖兵,有新事必须马上写,写了就唱,不能等。我们是尖兵,若是我们写的东西,老落后半年,怎能解决问题呢?这怎么是尖兵呢?遇见问题就马上应战,我们要有这种气魄。不要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不要怕写了打苍蝇,苍蝇没了,这段活儿就没用了。不要这样打算盘。这是为个人想,不是为集体利益想。我们现在讲技术革新,大家都在发明创造。今天我发明了这个,明天你又在我这个基础上发明了那个,老是不停地前进。你不能说这第一个发明就是浪费。你不能这么说:真糟糕,你看我发明了第一个,他又发明了第二个,这不是浪费了我的时间吗!你不能这么打算盘!堆罗汉的时候,总得有打底的吧?要都不打底,在半悬空里怎么堆呀?所以我们不能算那个个人主义的账,不要想写一段作品就吃一辈子!要是五百年后,还用今天除四害的段子,岂不糟糕了么?那就是说社会没进步,现在写除四害,五百年后还除四害呀!我们要算社会主义的账,不算个人自己的账。

对于传统的曲目,要从新估价。不是因为我们懒而用旧的。我们要重新看一看,旧的有多大价值,不是因为它旧,它老就要它;也不因为它旧就不要它。我们要杜甫,因为杜甫是好嘛!但是杜甫的作品里也有不很好的东西。不要认为旧的就都坏;也不要以为旧的就都好。不要在新旧上看事情,而要看看它的价值。看一看,我们唱出这个旧段子对今天有什么好处。我们学旧的正是为了发展新的。旧段子也好,新段子也好,里边没有真东西就不要。新段子有时粗糙一点,不甚精致,但是有真东西就好。什么是新东西、真的东西呢?生活!这里有生活,我们就保留它。这次我们演出来的新词,有些是情节很简单,都有生活。譬如有些新的段子,并没有什么热闹故事,可是有生活,叫我们一听,就知道它的作者确是跟人民在一道生活的。段子不怕粗糙一点,以后再加工嘛。但是就怕空的。生活是从群众而来,我们脱离群众,就写不出生活来。其次,要有形象。这也由群众而来。老套子如: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等,现在都用不上了。新套子慢慢也会变旧套子。现在一个女售货员也好,女社长也好,女司机也好,都是一笑两酒窝。我觉得酒窝未免太多了,又成了套子了,这又是懒惰。不去创造,按着真实生活中的形象去创造。怎么创造形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到群众中去,我们是能够看见新的形象、创造新形象的。我们的旧段子里,人物形象往往借用戏曲里的。咱们说诸葛亮,往往用京戏的诸葛亮扮相。咱们说李逵,也按着舞台上的去形容。在这里,曲艺欠了人家一笔债。我们没有创造,往往借用人家的。因此我们说《隋唐》或《明英烈》的人物往往一个样子。现在,京戏也跟新歌剧《白毛女》学了。白毛女既不像白蛇,也不像穆桂英。她就是《白毛女》。那么我们也不要跟别人学了。我们要自己创造。只要我们下乡、下厂,跟工农一道,我们是能创造出新的形象来的。让别人跟着我们来学吧。现在,话剧、京戏都要演新戏,地方戏也要演新戏。假若他们没办法,不知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好,让他们借咱们一段鼓词看看吧。这个应当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要有这个雄心。第一次可能创造的不完善,不太好,慢慢加工,就把他们创造出来。我觉得生活和形象是我们创作中的最要紧的东西,我相信,曲艺跟群众结合是这么密切,我们一定能在这两方面有很大的贡献。

在深入民间,学习生活,创造形象以外,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学习。特别是评书。譬如,说评书说到恋爱,现在我们的作品里,讲到恋爱,已不似《白蛇传》啊、《祝英台》啊、《红楼梦》啊、《西厢记》等等。在我们的新作品里,对恋爱只交代一下就算了,因为我们的婚姻自由了,祝英台式的悲剧已不见了。祝英台的反抗就是对那时代的革命,向封建势力作激烈斗争。我们的社会,婚姻恋爱都有自由。所以小说里就不多费笔墨了。评书演员说新书,我想就利用这个机会,生动地引用《婚姻法》。我们要是能够交代清楚,我们是怎么自由,我们的《婚姻法》有多么好,群众就喜欢听。说到战争也是如此。说《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这些个新书,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毛泽东的战术、战略思想。要不然,我们不会把这些书说好。我们若只说机关枪嗒嗒直响,大炮咚咚直打,而不提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台底下必不满意。谁不愿意听毛主席的话呢?我们说《三国演义》不也得交代诸葛亮的策略吗?我们说革命斗争,说革命战争,必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管是说是唱,都要掌握这个。要不然,就不能抓到革命战斗致胜的根儿。抓到这根儿,我们就理直气壮,说吧,没错!

对于修改旧段子,也要掌握政治思想。否则只把旧段子这里改一句、那里改一字,不能解决问题。政治思想明确了,修改的时候才有准则。

我们创作要大胆一些。以往,常有这个毛病:看见《三里湾》,就赶紧写个“四里湾”,我们不应再这样去作。我们希望我们写的每一个段子都有创造性。这次会演,有许多新段子,都有些创造性。但是,以后可能有人照猫画虎,改头换面去复写。要知道,摹仿别人,是对不起人民的,人民在大跃进中天天创造奇迹,我们为什么要摹仿呢?

就是在文字上,也应大胆些。一般的说,鼓词多数是以七字句为基础。我们要大胆一些,因为词句有了变化,就带动了音乐的创造。假如字多了一点,突破常规,伴奏的人就非创造新腔不可。故去的京剧的权威王瑶卿先生就是这样子,他欢迎人家写不合乎常规的戏词,好创造新腔。在语言上,不要那么死板。要考验考验伴奏者。写词的人,若是敢用新的词汇,演员们也不要保守,伴奏者更别保守,怕唱起来不顺口。只要词儿好,我们就应该设法唱出来。在押韵上,也要变化多一些,不要过两句就有个“说端详”。文化提高了的群众,听过两个说端详,就会摇头了。我们写工人创造一个新机器,一开篇就是“我请列位听端详”,似乎就与这桩新人新事不大调谐。在大跃进中,新的东西不久就普遍利用。乡下原无电灯,不久就都有电灯。那么跟电灯有关系的名词就应当放胆来用,不用就落后了。一些名词都在人民口里说出来,而我们还不敢用,我们不是太保守了吗?我甚至想到(我是有点乱说呀):可不可在恰当的地方,不管西河大鼓,还是别的曲种,把一个群众欢迎的新歌加上去唱呢?当然,这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可也不妨试试看!群众不欢迎就拉倒;同样的,考虑考虑,可否加上一段朗诵、一首新诗呢?乡间普遍地创造新诗、新歌,我们为什么不应朗诵朗诵呢?前些年,京韵大鼓,特别是小姑娘们唱,往往加上一段二黄。我说这不大好。这是抄袭人家的东西。而且那是旧东西。我们这唱新词,加上一首新歌,加上一些新的音乐,加上一些人民刚写出来的诗歌、民诗,就与加二黄不同了。当然了,群众要是不欢迎,咱们下次就不再来。人民若是欢迎呢,好,再加上嘛!我觉得我们应当大胆些。连写词的时候都应当这样写。文化越高,新的东西也就慢慢成为喜闻乐见的了。当初,人民只有大鼓、相声等。现在乡间也有电影、也有新歌曲!这些新的东西,也变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了。不要以为人家没有别的东西,只得听我的。现在人家有别的东西,假如我们不向前跃进,人家会去看电影,不听我们的了。我们要跟电影等竞赛竞赛!你会唱新歌?我们也会!我还可能教教你咧!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究竟有些被动。我们要往前赶,要扩大阵地!当然,唱着唱着西河大鼓,忽然来一段《茶花女》也许不行!要弄得合适!我小时候,北京的京戏最盛,还没有电影。评剧也还在乡下。所以街上都哼“我本是卧龙岗……”小孩也哼,大人也哼。你看,现在他就不是这样;大家也唱《白毛女》了,也唱新歌了。别认为老师怎么教的,我们怎么唱,就尽到责任了。不行啊!我们应怎么样大胆改革,那就要看群众的风向与气候怎么样了。学新东西不丢人。别说:“哎呀,你看我那些老玩艺要搁下,得去追人家!”现在京戏不也演《白毛女》吗?能说演《白毛女》是丢人吗?不能!这是一种发展嘛!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我们应当把这个看清楚了。的确,我们的先生与前辈是很好。好在哪里呢?大概是他们有些创造。不要老吹师父好,而忘了师父在当时有创造,而且我们不创造就对不起师父。我们要超过前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敢创造即不敢吸收新东西,而我们的老一套也就衰落。

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表演上,考虑多快好省,不乱讲排场。譬如说,一个人清唱,而有七八个人伴奏,似乎人就太多了,不经济。我不是说这个形式一定不好,不过拿多快好省来衡量,就不太合理。假如一个人唱,八个人伴奏,然后打锣的站起来唱了,这个唱的人,又去打锣了,九个人都能唱、能伴奏,我就佩服了。这九个人是多面手嘛!当然,我这是外行话,可能说的不对。我就觉得韩起祥同志,一个人唱,自己奏几件乐器,腿上还绑着乐器,才真够劲!此外,有的曲种已经有了戏曲的雏形,应当考虑怎么样改革。拿二人转说吧,我很喜爱它。演员化了装,有歌、有舞,我想它应归到戏曲里边去。这不是什么结论,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它已经具有戏曲的形式,假如往那边发展,有利于二人转。二人转往往由一个人演唱三四个人的事。这很好。假若两个人出来能唱五六个人的事,那也很好。这是我们最精炼的一个剧种。我想它的发展,不是变成多少场的大戏,而是要保存这一个人能唱三个人、三个人能唱九个人的传统。这最合乎多快好省的原则。使它算作曲艺显然有不太合适的地方。算作曲艺,它吃了亏。在唱腔上只有那么个上下句,单调了些。假如它往戏曲里走,它即可以大胆丰富腔调。现在他站在曲艺里,难免因陋就简。我也想到:一个人分扮三个人物,若能三个人物各唱一腔,各唱一个牌子,岂不更能代表三个人物么?不知我说的有点道理没有,请考虑一下;反之,我们定要说它是曲艺,而且减掉化装与舞蹈,不是越来越简单了么?不是发展,反是简化了么?

关于曲剧的问题,在小组会上有过讨论。这个问题不要看的太死板。北京搞了曲剧,因为有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条件。它是用单弦的各种牌子做基础的,因为牌子多,感情都有不同的牌子来配备。它有这个条件,我觉得它这个发展是可以的。假如它只有一个上下句的腔调,就不利于这么发展了。北京的曲剧也有缺点,它利用了各种牌子,一个老太太出来唱什么牌子,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唱什么牌子,它能适当地配备,这很好。但是它还没有充分发挥了曲艺的特点。它慢慢与别种戏曲没有足够的区别了。得化装,化装学谁呢?学话剧。还有的地方它须有话白,话白又不是学话剧,便是学戏曲。这样子慢慢搞下去,它的曲艺的气氛就越来越少了。人家唱《刘巧儿》,它也唱《刘巧儿》,得跟着人家走。这值得研究,应想一些主意。叫曲剧,是曲剧,与众不同。比如说:是否可以有时候,大家都不做戏,都站在那儿,充分发挥音乐的能力和歌唱的能力,像大合唱呢?是一大幕里没有一句对白,统统是歌唱,充分发挥曲艺的长处呢?我一时想不出好主意来,让这个戏种不让人家一听了说是评剧的另一种,或是什么戏的一支流,而要搞得非常突出,说这是独立的一个剧种,曲剧!至于没有这样条件的曲种,当然用不着朝这戏曲路上走。

咱们的这次会,开的不容易,我们要尽量多拿出问题来讨论。让咱们的大会完了,气势还不完;别一哄而过,叫社会上不再注意我们了。我们要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我们的意见,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拿出来叫大家讨论,让社会不也知道我们有许多问题,要求群众给我们好的意见。让我们不断地改进,跃进!

载一九五八年《曲艺》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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