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写《火葬》 　　在“七七”抗战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时写两篇长篇小说。这两篇是两家刊物 的“长篇连载”的特约稿，约定：每月各登万字，稿酬十元千字。这样，我每月就 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职业写家矣。两篇各得三万余字，暴敌即诡袭芦沟 桥，遂不续写。两稿与书籍俱存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内，今已全失。十一月，我从济 南逃出，直到去年①夏天，始终没有想过长篇。为稍稍尽力于抗战的宣传，人家给 我出什么题，我便写什么；好坏不管，只求尽力；于是，时间与精力零售，长篇不 可得矣。还有，在抗战前写作，选定题旨，可以从容搜集材料，而后再从容的排列， 从容的修改。抗战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难得从容，乃不敢轻率从事长篇。 再说，全面抗战，包罗万象，小题不屑于写，大题又写不上来，只好等等看。去年 夏天到北碚，决定写个中篇小说。原因：（一）天气极热，不敢回渝；北碚亦暑， 但较渝清静，故决留碚写作。（二）抗战中曾屡屡试写剧本，全不象样，友好多劝 舍剧而返归小说。（三）荣誉军人萧君亦五在碚服务，关于军事者可随时打听。 　　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篇，但已得 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 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廿日出院，仍须卧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 平至宝鸡；心急而身不能动，心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 廿三日起缓缓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 写完全篇，约十一万字，是为《火葬》。 　　写完，从头读阅一遍，自下判语：要不得，有种种原因使此书失败：（一）五 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二）天气奇暑，又多病 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 能写出好作品呢？我不敢说。我的写作生活一向是有规律的，这就是说，我永远不 昼夜不分的赶活，而天天把早半天划作写作的时间，写多写少都不管，反正过午即 不再作，夜晚连信也不写。不过，这细水长流的办法也须在身体好，心境好的时候 才能行得通。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时节，象去年夏天，就没法不过度的勉强，而过度 的勉强每每使写作变成苦刑。我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 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强得到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 硬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乱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另写么？ 我早已精疲力尽！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 出来的血！（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文城。文城是地图上找不出的一个地方，这就是 说，它并不存在，而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 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 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我写了文城，可是写完再看，连我自 己也不认识了它！这个方法要不得！ 　　不过，上述的一些还不是致命伤。最要命的是我写任何一点都没有入骨。我要 写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对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为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 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填满。 　　抗战文艺，谈何容易！ 　　有人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我以为这个意 见未免太偏。假若社会上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艺材料，我不知道为何应当单单把战 争除外。假若文艺是含有奖善惩恶的目的，那么战争正是善与恶的交锋，为什么不 可以写呢？而且，今日的战争是全面的，无分前方后方，无分老少男女，处处全都 受着战争的影响。历史，在这一节段，便以战争为主音。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 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假充糊涂。不错，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可是，只 有我们能分析它，关心它，表现它，我们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 灭战争与建立和平，假使我们因厌恶战争而即闭口无言，那便是丢失了去面对现实 与真理的勇气，而只好祷告菩萨赐给我们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极显明的分为两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 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们也有强词夺理的一片道理好讲。因此， 在抵抗暴力与建设民主政治的这一半，不但是须用全力赴战，打倒侵略，他们也必 须阐扬他们的作战的目的，而压倒侵略者的愚弄与谎言。我们的笔也须作战，不是 为提倡战争，颂扬战争，而是为从战争中掘出真理，以消灭战争。我们即不能因冷 淡战争，忽视战争，而就得到和平，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握住现实，从战争中取得胜 利；只有“我们”取得胜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我们要从丑恶中把美丽夺回， 从破坏中再行建设。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个公民应负起的责任，为什么作家单不喜 欢这个调调儿呢？ 　　这可就给作家们找来麻烦。战争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们从何处说起呢？ 他们不知道战术与军队的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晓得运输与统 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一切准备与设施。他写什么呢？怎么写呢？于是，连 博学的萧伯纳老人也皱了眉，而说战争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记得他似乎这么 说过。于是，战时的出版物反倒让一个政治家或官吏的报告――象威尔基的《天下 一家》与克鲁的《东京归来》――或一位新闻记者的冒险的经历，与一个战士的日 记，风行一时了。不错，一本讲恋爱故事的剧本，或是有十个嫌疑犯的杀人案的侦 探小说，也能风行一时，销售百万，可是无奈读者们的心中却有个分寸，他们会辨 别哪个是天下大事，哪个是无聊的闲书。等到事过境迁，人们若想看看反映时代的 东西，他们会翻阅《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后花园里的福尔摩司！而且他们会耻 笑战时的文人是多么无聊，多么浅薄，多么懦弱！ 　　从这一点来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 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败。它的 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得太少。我的 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 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 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战争不是不可写，而是不好写。 　　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道的人与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战放在 一旁，而只写我知道的猫儿狗儿。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就永远不想知道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 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子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 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 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 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我 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 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 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 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象《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 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 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阴。光阴即便是白用，可是饭食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 钞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廿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 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钞副本共用了 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 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点声明，我并 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 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抗战是艰苦 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 去另找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