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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忆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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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忆曹禺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 他永远 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 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 我看, 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 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 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 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 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 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 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想到的。我由衷佩 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 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 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 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 同样引起轰动。三七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 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 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 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一九四零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 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 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 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 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 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 他的《家》。四二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 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 底深处流淌出来的, 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 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 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 很多年,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 我也伤痕遍体了。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 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了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 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 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 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 见面,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捱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 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 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 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 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 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 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 日子:我们两人一 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 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 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 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 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 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 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 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 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 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九三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 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 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 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 次听到他的声音。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 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来杭州,我可 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 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 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 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届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 说,家宝走得很安祥,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 苦留给……”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 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么安详吗? 巴金 一九九八年三月 -------- 文学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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