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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① 1   有人说G.Byron②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 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 候的肖像。这像,去年才从《小说月报》传入中国了③。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 都是译本。听近今的议论,译诗是已经不值一文钱,即使译得并不错。但那时大家 的眼界还没有这样高,所以我看了译本,倒也觉得好,或者就因为不懂原文之故, 于是便将臭草当作芳兰。《新罗马传奇》中的译文也曾传诵一时,虽然用的是词调, 又译Sappho为“萨芷波”,④证明着是根据日文译本的重译。   苏曼殊⑤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 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 传倒并不广。后来收入他自印的绿面金签的《文学因缘》中,现在连这《文学因缘》 也少见了。   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 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 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 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ándor;⑥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 沙路⑦,――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Hauptmann,Su-d ermann,Ibsen⑧这些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 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 于是《扬州十日记》⑨,《嘉定屠城记略》⑩,《朱舜水集》⑾,《张苍水集》⑿ 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⒀及其他单篇的汇集,我现在已经举不出那些名目 来。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 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 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 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⒁。 2   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 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 酷的报复。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 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⒂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 兵队倒不大抢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黄兴⒃先生便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 后来因为知道土匪是不怕枪毙而怕枭首的,就从死尸上割下头来,草绳络住了挂在 树上。从此也不再有什么变故了,虽然我所住的一个机关的卫兵,当我外出时举枪 立正之后,就从窗门洞爬进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经平和得多,也客气得 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当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 是一片瓦砾;只有方孝孺血迹石⒄的亭子总算还在。这里本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 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骂詈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 现在却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几间破屋,也无门窗;若有门,则是烂洋 铁做的。总之,是毫无一点木料。   那么,城破之时,汉人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了么?并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 诉我:战争时候自然有些损坏;革命军一进城,旗人⒅中间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 难,在明的冷宫的遗址的屋子里使火药炸裂,以炸杀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几个适 从近旁经过的骑兵。革命军以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烧了一回,可是燹余的房子还 不少。此后是他们自己动手,拆屋材出卖,先拆自己的,次拆较多的别人的,待到 屋无尺材寸椽,这才大家流散,还给我们一片瓦砾场。――但这是我耳闻的,保不 定可是真话。 mpanel(1);   看到这样的情形,即使你将《扬州十日记》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样愤怒了罢。 据我感得,民国成立以后,汉满的恶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 轻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殒灭”⒆的中国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转:有宗 社党的活动和遗老的谬举⒇而两族的旧史又令人忆起,有袁世凯的手段而南北的交 恶加甚,有阴谋家的狡计而省界又被利用(22),并且此后还要增长起来! 3   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 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 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 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 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 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慕现在的青年,虽然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 气,该不至于再有什么异族轭下的不平之气,和被压迫民族的合辙(23)之悲罢。果 然,连大学教授,也已经不解何以小说要描写下等社会的缘故了(24),我和现代人 要相距一世纪的话,似乎有些确凿。但我也不想湔洗,――虽然很觉得惭惶。   当爱罗先珂君(25)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 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2 6)上的一篇江口涣氏的文字(27)。于是将这译出,还译他的童话,还译他的剧本 《桃色的云》。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 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 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   日文的《桃色的云》出版时,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检查机关(警察厅?) 删节得很多。我的译文是完全的,但当这剧本印成本子时,却没有印上去。因为其 时我又见了别一种情形,起了别一种意见,不想在中国人的愤火上,再添薪炭了。 4   孔老先生说:“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 很。我们自己看看本国的模样,就可知道不会有什么友人的了,岂但没有友人,简 直大半都曾经做过仇敌。不过仇甲的时候,向乙等候公论,后来仇乙的时候,又向 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来,倒也似乎并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敌。但怨敌总常有 一个,因此每一两年,爱国者总要鼓舞一番对于敌人的怨恨与愤怒。   这也是现在极普通的事情,此国将与彼国为敌的时候,总得先用了手段,煽起 国民的敌忾心来,使他们一同去扦御或攻击。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国民是 勇敢的。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 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 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她们 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 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 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 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 可放心[事刂]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 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 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   然而我们在“毋友不如已者”的世上,除了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 聊以应景之外,又有什么良法呢。可是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 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 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 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 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 是反为敌人先驱,而敌人就做了这一国的所谓强者的胜利者,同时也就做了弱者的 恩人。因为自己先已互相残杀过了,所蕴蓄的怨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为太平的 盛世。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 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莽原》周刊第九期。   ② G.Byron 拜伦,参看本书《摩罗诗力说》第四、五节及注(24)。   ③ 拜伦的肖像,指英国画家菲力普斯(T.Phillips)所作的拜伦画像。一九 二四年四月《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期《拜伦逝世百年纪念专号》曾予刊载。 《小说月报》,一九一○年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一年经过改革,成为当时著名文学 团体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刊物。一九三二年停刊。   ④ 《新罗马传奇》 梁启超根据自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改编的戏曲, 其中并无拜伦诗的译文。按梁启超在他所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曾 以戏曲的形式介绍过拜伦长诗《唐・璜》第三篇中的一节:“(沉醉东风)咳!希 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 高,女诗人热情好。”Sappho,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希腊女诗人。日语 译音为サツフオ“ツ”(音芷)在此处不读音,“撒芷波”系梁启超的误译。   ⑤ 苏曼殊(1884―1918) 名玄瑛,字子谷,广东中山人,文学家。二十岁 时在惠州人寺为僧,号曼殊。他曾用古体诗形式翻译过拜伦的诗五篇:《星耶峰耶 俱无生》一篇,收入一九○八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文学因缘》;《赞大海》、 《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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