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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大不列颠的疏漏 当战争的阴霾笼罩欧洲的时侯,英军根本不具备与德军对抗的实力 战争一触即发,英国却不合时宜地更换陆军部主帅 德国佬过不来!马奇诺防线流行的口号 优秀的士兵应善于偷猎和偷窃 英国远征军的命运握在一个无名小辈手里  1939年8 月28日,我被任命为大英帝国陆军第3 师师长。 第3 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牌“钢铁师”。我 早就料到,这个师肯定要在英军中打头阵,能指挥这样的师是最令人惬意的事。我 觉得现在的我,真不像是一个刚刚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的人――我在5 月份患 了重病,我的肺部出现了一个阴影,医生怀疑我得了肺结核。当时我在巴勒斯坦驻 防,由于当地的医疗设备实在太差,我的病情日渐恶化,好多人都担心我活不长了, 因为我当时虚弱得几乎不能走动。但是,有一种意念在一直支撑着我,觉得只要能 回到英国,我就可以健康地生活。于是,他们把我抬到了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上, 当我们的客轮停靠在达苇尔伯里时,我竟然奇迹般地可以自己走动了,并且很快就 拿到了一张康复证。之后,我便整天泡在陆军部里没事干,由于南方军区司令韦维 尔的推荐,加之找再三申请,我终于被任命为第3 师师长。 9 月1 日,德军入侵波兰。9 月3 日,英国政府向全国发出了战争动员令;同 时向德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可是,明眼人都知道,英国政府不过是煮熟的鸭子――嘴硬罢了,因为,此时 的英国陆军根本就不具备在欧洲大陆遂行一流作战任务的素质。 在大战爆发的前几年,英国陆军从来就没有组织过一次像样的实战演习,没有 一点实战体验。更糟糕的是:军中的通讯设备既少又落后;后勤供应能力极低,差 不多等于没有;没有健全的高级指挥机构,总动员后临时凑台了一个指挥机构;运 输能力很差,为了解决车辆不足的问题,我们征用了部分民用车,但也只能算是滥 竽充数而已。 就拿我这个大名鼎鼎的、全英第一流的第3 师来说吧,我们的反坦克装备只有 能发射两磅炮弹的炮和步兵的0.8 英寸战防枪。此外,我们还向法国工厂买了一些 安装在小推车上的能发射1 磅炮弹的小炮,并且,可怜得很,每个步兵营只能分到 几门。除此以外,野炮也被我们拿来反坦克。 我们是发明坦克的国家,在1916年第一次使用了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我们靠坦克赢得了不小的胜利。我们是坦克的最早、最直接、最大的受益者。但在 1939年的战场上却看不到一辆英军坦克,岂非咄咄怪事。听说在法国境内有我们一 个坦克旅,但我根本就没看到这个旅的一辆坦克在战场上出现过。 可是,陆军大臣贝利沙向国会提出的远征军到达法境的报告中竟说我们拥有世 界上最优良的装备。对此,我与我的同事们引用了1914―1918年战争期间的伟大军 人威廉・罗伯逊元帅喜欢说的一句话来给以回答:“据我所知,并非如此。” 虽然军队的战斗力与装备和训练有极大关系,但我认为最关键的却是指挥。 二战爆发时,陆军部里的三个重要人物是帝国总参谋长戈特勋爵;军事作战情 报厅厅长庞纳尔少将,他负责所有的战争计划制订及军事情报的收集与运用;地方 军监布朗瑞格少将,1939年3 月间他将地方军总兵力扩编一倍,可事先竟没有征求 帝国总参谋长的意见,甚至都没通知他一声,当时的帝国总参谋长是戈特勋爵,他 是看到报纸后才知道此事的。 宣战那天,这三位首长被分别调任为以下英国远征军的新职务:戈特任总司令, 庞纳尔任参谋长,布朗瑞格任副官处处长。 这种倾巢而出的调职方式令人不可思议。按规定,战时出国远征的任何英国陆 军指挥官都应由阿德孝军区总司令提任。1939年9 月,坐镇阿德孝军区的是狄尔上 将,当时我们都猜想并一致希望他任此要职。 戈特是个非常豁达的人,是位好心肠的朋友,待人处事完全出于赤诚,对于任 何卑劣的手段及勾心斗角那一套,他是一窍不通。他担任的部队最高主官是步兵旅 长,所以他对于被服和军靴以及战场上小动作和小战术等等士兵该知道的一切都非 常清楚。他不聪明,也不太注重后方支援;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战术动作上,并且 对在无人地区组织行动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 戈特在哈巴克设立了指挥所,但他却把参谋人员散布到远远近近的13个村落, 使得整个总部面积达到了50平方英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通信网开设的艰难。想要 弄清楚哪个单位在哪里,简直比登天还难,指挥掌握困难重重。 我一直认为,任命戈特统率远征军是一个大错。因为这一重任完全超出了他的 能力限度。陆军部曾于1939年9 月3 日给戈特下达了一个由陆军大臣贝利沙签署的 训令,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陆军部曾对远征军总部的配置作过一番合情合理的批评 与指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陆军部主官、幕僚对处理类似复杂的问题要比戈特高 明得多。训令也曾要求他试办一些他所办不到的事情:他的总部作风必须像个高级 司令部,他得对委派给他的战斗和后勤部队行使直接的指挥权。那份训令大意如下: 1939年9 月3 日兹特重申你部之任务如下:1 、在你指挥下各部队之任务,是与盟 军协力,击败我们的共同敌人。 2 、你隶属于“东北战区”法军总司令指挥。你应坚决执行其所下达的任何命 令。经英法两国政府协议,倘你认为其命令有危及英军之可能时,报请英国政府定 夺。 3 、作战初期你所指挥之兵力,将仅限于以两个师编成的军需、总部直属队、 军直属队以及交通部队。此外,皇家空军之两个轰炸机中队、四个战斗机中队,以 及六个陆军协同中队,均由你指挥。 4 、野战军序列下之皇家空军部队由你指挥。 5 、你所需之空中支援,可能非皇家空军野战部队所能胜任。为应付敌空中攻 击,可随时向前进空军打击部队指挥官提出申请。 陆军部部长莱斯里・霍尔・贝利沙通过这张指挥系统表可以看出:法军的付未 林上将是最高指挥官,英国远怔军是在第1 集团军序列之下,归华罗特上将指挥。 但是,陆军部下达给戈特的训令,却指示他隶属于“东北战区”,直接听命于乔杰 土上将。东北战区方面指挥不明的纠纷便由此而起。 当时,南起龙威、北到北海的盟军部署情况如下:第1 集团军群:下辖法第2 集团军、法第9 集团军、法第1 集团军。固守由龙威向北,经色当直达瓦弗尔一线, 其中,亚尔丁一缪司地区由第2 和第9 集团军负责,这两个集团军大部分由第二流 的师组成。 第9 集团军左翼,是大部分由一流师编成,而战斗力仅次于英国远证军的法第 1 军团。 英国远征军:实际并不在华罗特将军指挥下,而是直接听命于乔杰士将军,我 所指挥的第3 师,是远证军的左翼部队,我的左翼是比利时军。 比利时陆军:是独立的,由比利时国王亲自指挥。 法第7 集团军:虽然编在第1 集团军群序列下,但乔杰士将军却打算把它作为 预备部队,控制在左后方。这项决策是正确的。但甘末林指示,这个拥有7 个师兵 力的集团军应该指向安特卫普,进入比利时,以支援比、荷两军。结果,人员损失 惨重,弹药消耗殆尽,进入比境后一无所成。可以说这是甘末林所犯的最重大错误 之一,整个东北战区就因此错误而失去了。 除在指挥方面职责不明外,通信系统竟糟得无法保持正常的联络,以致直接影 响到指挥部与下属单位之间正常的信息交流、准确的情况把握和灵活的指挥。自宣 战那天起,法方一直坚持所有盟军部队必须保持高度的静默,以致通讯人员缺少练 习,甚至根本没有练习无线电器材的机会。大功率的无线电机,对他们来说,更是 闻所未闻。结果,在英国远征军里,内部无线通信就从来没有畅通过;对外则等于 根本没有。因此,和盟军间的通讯联络几乎全靠民用电话,既谈不上效率,更谈不 上“保密”。 此外,从登陆法国起,一直到实际作战行动止,英国远征军总部就从没有实施 过任何实战演习,其理由是,因为要保持高度无线电静默,不便实施。于是,在这 种借口下,连纸上谈兵都没有什么人去认真搞一搞。其直接后果是:在英国远征军 里,普遍缺乏一种对上级指示或战术原则的理解,当上下级之间或友军之间发生分 歧的时候,便任由这种分歧自生自灭,上级对下级既不去采取什么协调,更谈不上 什么确切的掌握。而在战斗过程中,有效的掌握与指挥却关系至为重大。5 月23日, 毕罗特将军因车祸而亡,使得法、英,比军之间的指挥更加混乱。三天后,盟总才 迟迟任命法第1 集团军司令卜兰夏将军接任第1 集团军群总司令,但已为时过迟。 盟军除利用民间电话作为主要通讯工具外,还采用派遣联络官以及以指挥官和 参谋人员访问的方式来加强联系。从5 月16日起,陆上交通线便因德军的挺进而陷 于瘫痪,东北战区总部和盟军总部以及第1 集团军群总部的联络,也于同日突然中 断。5 月17日,戈特总部和左翼的比军、右翼的法第1 集团军以及后方的东北战区 总部也中断了电话联络。 戈特的计划是,当作战真正开始时,便率领1 个小型的前进总指挥部向前挺进, 而将他的总司令部留在阿拉斯。可是,这一计划也由于他认为必须呆在前进总部的 军官太多、摊子大大而不得不放弃,最后在前方开设了一个小型的总部指挥所,由 于通信设施太匮乏,指挥所的地点丁得不迁就埋设国际电缆露出地面的地方,这种 地方不但为数无几,而且彼此问距离也相当远。所以,在保密方面就大打折扣。并 且,因为无线电通讯器材数量有限,来来往往的大量通讯经常使无线通讯体系超负 荷运转。指挥所的规模也因这些本不必要人员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大。 最后,情报机构也发生了信息不灵的现象。5 月15日,英国远征军右翼的法军 陷入苦战。集团军群总部虽然在法第1 集团军派有联络参谋,但在法第9 集团军司 令部里却没有联络人员,所以对于德军突破这个集团军正面的具体情况,未能迅速 掌握。 仅从上述几点就可以看出,远在战争打响以前,盟军就已经注定了遭受挫折的 命运。 我师的辖区是里尔以南一带,任务是加固防御工事。在1939年冬季,我率领部 属设立了大量的反坦克障碍、掩体、堑壕和铁丝网,我认为德军很可能在1940年就 向我们发动攻击。10月29日,我的军长布鲁克就曾试图提醒戈特勋爵要注意局势的 严峻性。但没有奏效。就在同一天,希特勒指示他的陆军总司令,入侵低地国家 (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的黄色战役将在11月12日展开。只是由于天气状况太恶 劣,才不得不推迟攻击日期。除加强构筑工事外,我还集中全力积极进行实战训练, 因为我确信,付早晚要打,并且还会要大打。可当时的一切,却着实让我恼火。当 德军席卷波兰时,法国和英国却袖手旁观,坐视波兰失守;当德国大军转向我们的 时候,我们竞仍然无动于衷,甘心挨揍。在这一时期,我们唯一的行动是对德国偶 尔进行一次“轰炸”,使用的炸弹则是传单。 1939年12月16日,张伯伦首相视察了我师,当时的情景,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 午饭后,他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不信德国人会向我们发起攻击,你看呢?” 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德国人会在他们认为自己台适的时机发起攻击。 现在已是冬天,我们目前就必须有应付冷天过后事变的准备。张伯伦不置可否。 不论如何,我的词典中是没有“悲观”这个词的,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必 须在可供使用的极短的时间内,使第3 师处于最佳战斗状态。为此,我利用整个冬 季进行战备训练。我的计划是:一旦比利时遭到攻击,我们将向前推进,越过法比 国境,占领布鲁塞尔东侧、戴耳河南岸的罗文南北地区。我训练的方式是选定类似 距离的空间向南实施武装机动。这样,我们就成为夜间远距离机动的专家。此后, 我们又进行了夜间防御阵地占领的训练。到拂晓时分,我们就可以全部展开,坐阵 以待。 我的军长是布鲁克将军。我们曾在圣赫斯特参谋学院同时执教,并且很熟。对 这位老同事,我一直是相当敬佩的,在我的心目中,他是近些年来任伺国家所不曾 有过的最优秀的军人。我从不拿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让他操心。在战况极度惨烈的时 候,我也没有对他下达的命令有过任何异议,也正因为他的所有命令和训令部非常 清楚,所以根本就没有提出问题的必要。他对我也极为器重,完全放手,随我发挥。 大战结束前,他曾多次对我施以援手,使我免于陷入纠纷,每当其他人要“打倒” 我的时候,他永远给我以有力的支持。当然,有时他也会大发雷霆训我几句,我也 心服口服。 冬天来临后,总部指令各师轮流派步兵旅前往火药味浓烈的萨尔地区,据守 “马奇诺防线”正面阵地,与据守“齐格菲防线”的德军遥遥相对。我曾于1940年 正月到萨尔视察我的一个步兵旅,并在那里体验了几天。那也是我在二战期间第一 次看到准备迎接战争的法军,所得印象令我心惊。回到防地后,我马上去见军长, 告诉他,我很为法军担心,并预言将来我们会遇到相当艰难的局面。布鲁克也深有 同感,但却无可奈何。 当时,在“马奇诺防线”里最流行的口头语是:“他们过不来!”和“胜利将 属于我们!” 我们认为,绝不能把这种情况让我们的部下知道。 1940年5 月10日凌晨3 时,德军闪击荷兰、比利时。英国远征军立即向东疾速 前进,第2 军以我的第3 师为先头部队。我们的任务是越过边境,占领迪尔河南岸 的罗文南北地区。本师在此前曾做过一次预演,因此,此次行动真可以说是得心应 手、十全十美、无懈可击。迪尔河流域地区原来由一个比军师驻守,当时还未曾和 德军接火。当比军士兵在5 月11日清晨醒来,突然发现有一个英军师出现在他们的 防区时,无不大惊失色!当我们在夜间悄悄到达的时候,比利时人都还在做着美梦 呢。我去见那位比利时将军,要求立即撤退他那个师,由我接防。他以“没有接到 任何交防的命令”为借口拒绝了我的建议,他表示“只有比军部队才能固守住罗文 古城”,这时德军正在步步近逼,前方据守阿尔伯特河的比军正在迅速后撤,罗文 地区的部队已经过多,所以我便将部队后撤到比军师的预备队位置。我想,使比军 师“撤去”、让我“开进”的最好办法是给比利时人戴上一顶高帽子。于是,我就 对那位比利时将军说,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的混乱地区里,必须有一个负责的指挥 官来统一调度、指挥才行,而且必须要由所属部队正在据守防地的师长担任。我表 示我将服从他的统一指挥。听到这番恭维,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消息传到总部后, 布鲁克立刻跑来找我,我胸有成竹地请他放心。我有办法很快就弄走那些比利时人, 并且当他们离开后,我就可以变成负责的指挥官。很快,当德军进入炮兵射程,开 始射击时,我不费吹灰之力就从比军手里接过了全师正面防务。比军师先是自动转 入预备队位置,然后便加入了比军主力兵团。 5 月27日,我奉命将本师堵上英军左侧,第50师和比军阵地间的缺口。为达成 此目的,全师必须在第5 师正面上穿越强行军25英里后,在拂晓前把战壕挖好。在 这一区域,曾经进行了一整天的惨烈鏖战,并且在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也没停止。 假如一位参谋学院的学员在作业中提出这样一个行动方案,教官和同学们一定会以 为他在发狂,没有人会相信这一方案会成功实施。可早。在战况紧急的情况下,根 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次运动终于顺利地按预定计划完成。5 月28日,我的部队 将缺口堵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拚死前进之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却于 27日午夜命令比军向德军投降了。我左翼原来是比军部队,现在却成了军事真空地 带。我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以图找到一个解除当前危局的最好办法。 此时,后勤供应情况也越来越糟,全部英国远征军都不得不减为半伙。好在战 区里的老百姓都已迁走,所以我们能够随遇而安,到处可以找到吃的,当能找到村 长或镇长的时候,便拿出证用证换取口粮。事实上,我们从不曾缺过肉食,因为师 里的补给组经常就地征用菜牛,牵着牛鼻子随军行动,军中戏称之为“用蹄子走路 的牛肉”。记得我在参谋学院学习时,我的教师韦维尔曾经讲过,理想的步兵汞质 有多种,其中之一便是善于偷猎和偷窃。当然,这只是逃生时的手段,比之杀人的 本领要份量轻一些。 远证军总部于5 月28日转移到拉潘,之所以选址于此,是因为通到英国的海底 电缆在此入海。所以,一直到最后,都可以和多佛尔英国本土保持畅通的电话联系。 我师于5 月29日深夜进入敦刻尔克桥头堡左翼的海滩阵地,任务是据守福厄恩斯和 纽波特间的海岸线。我的师部便开设在拉潘郊外的沙岗里,远征军总部在海边的一 栋房子里,这时的总部只剩下了戈特和几个参谋。 30日凌晨,布鲁克来看我。他告诉我他己接到回国的命令。他表现得非常烦躁。 他是一个热情但容易激动的将军,要他在关键时刻丢下他的部队不管,对他来说, 是很痛苦的。我记得,当时他很激动,上身佝偻着,好像在哭的样子,我们并肩站 在沙丘上默默地望着东方喷薄欲出的旭日,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尽量地安慰他: 我们必须将最优秀的将领们尽快撤回去,因为大战事在即,纵使我们全军覆没,他 也得安全回去才行。他告诉我,英伦方面已经决定由我继任他的第2 军军长职务。 这消息使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我是第二军里资历最浅的少将。布鲁克当晚就回国 了。 30日晚,戈特勋爵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对所属各部队下达命令。那时我已经 升任第2 军军长,所以也应召出席。自从5 月10日作战行动开始以来,那天晚上我 是第一次看到他。我的军部离总部相当近,在开会前我便赶到总部和他谈了一会。 表面上,他一如平常,笑容可掬,可这仍掩饰不住他内心的苦闷。 在会上,他宣读了政府发来的关于最后阶段撤退的指示电报。电文内容大致如 下:“应尽力固守现阵地,以保证全军顺利撤退。每隔3 小时呈报一次战况。如果 通信联络能保持畅通,且己撤退至可由一军长负责指挥之时,本部会另令通知贵部 返英时机,届时贵官须挑选一军长随行。获电后,你可自行指定一个最后负责的指 挥官。如联络中断,则可等残余之有效兵力相当于3 个师之际,自行交代返英。贵 官当严令被选定之军长,应与法军协力,在防御作战后,相机自敦刻尔克或其他海 滩撤退。但如不可能继续重创敌军之际,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法军指挥官协商, 停止抵抗,以免无谓牺牲。” 大家都认为,戈特会指定亚历山大少将作为他离开战场后的英军指挥官。但事 实却并非如此,亚历山大本人甚至不曾出席那次会议。 那天晚上出席会议的两位军长,是第1 军的巴克尔中将和刚刚接管第2 军的我。 而巴克尔任第1 军军长,是4 月间的事。 戈特完全照陆军部的电令行事。他命令我率第2 军在第二天夜间――即5 月31 日夜至6 月1 日晨间――开始撤退。第一军断后掩护。戈特还再三叮嘱巴克尔,万 不得已之时,可以率残部投降。那晚的会议便如此宣告结束。当大家都离开后,我 找到戈恃,对他直言相告,我说,我认为巴克尔不适于担任这一艰巨任务。我们需 要一位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指挥官来担此重任,因为,在这种指挥官统御下的第 1 军,只要运气不太坏,是有可能全部退回的,根本用不着考虑什么投降的事。我 还向他建议,应该立即将巴克尔遣送回国,而派其部下――第1 军第1 师师长亚历 山大少将接任第1 军军长。我深知戈特其人,所以话说得直截了当。我坚持说,这 才是最正确、最明智的措施。 戈特采纳了我的建议,立即把已克尔遣送回国,亚历山大升任为第一军军长。 现在远征军里的两个军,都是由少将级的军长指挥。亚历山大就职后的第二天,我 们就在拉潘碰了头,就当前的局势交换了意见,两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人都确信, 远证军一定能全部安全撤退。结局也一如我所料,亚历山大将军终于凭借他那种坚 定、从容的作风使全部人马都安全从敦刻尔克撤回。在亚历山大的《回忆录》中, 记述了他最后一刻离开敦刻尔克的情景:“在最后一晚,我与海军上将比尔・坦南 特一起乘坐一只海军小艇巡视海滩,查看是否还有什么人没有撤退。当查明全体断 后部队均已安全离开后,我登上了停在防波堤处的一艘驱逐舰。这时,这艘驱逐舰 遭到了德国机枪的射击。” 5 月30日晚,我主持了一次第2 军师长会议,在会上,我下达了在第二天晚上 由海滩撤退的命令。 那天晚上拉潘的情况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敌人的炮弹像飞蝗一样落在我们举 行会议的那所房子的四周。我命令各师,所有不能在海滩上登船的官兵都要沿海滩 向敦刻尔克转移,在丹镇海港码头上船。 第二天晚上,在预定的时间内,我们开始撤退。海滩上的装载状况不太好,因 为有些临时搭起的栈桥已经垮了;很多官兵不得不徒步走到敦刻尔克。正当我站在 海滩上指挥撤退行动的时候,我的随从参谋被一块炮弹片击中头部,我当即大骂他 不该大意得连钢盔都不戴,可是我却没意识到我也没有戴,当他毕恭毕敬、彬彬有 礼地提醒我的时候,真让我啼笑皆非!他的名字叫查理。史温尼,是个非常潇洒的 爱尔兰小伙子,来自勒斯特步兵团,我对他特别钟爱,在二次大战期间,他差不多 一直跟随着我,最后,不幸战死在法国。等部队都搭载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便和 李希准将沿着海滩向五、六英里外的敦刻尔克走去。6 月1 日拂晓,我们在敦刻尔 克搭上了一艘驱逐舰。当天上午便顺利地回到了多佛尔。 我在前文里曾经说过,任命戈特为英国远征军统帅是一项严重的错误。直到今 天我也不会改变这种看法。但我们应该了解的另一点是:拜受军符大命后的戈特面 临的是一个多么难整理的烂摊子。然而他却勇敢地接受了这副重任,并且鞠躬尽瘁、 竭尽其所能。虽然有许多该办的事他都没办,但我个人认为,其症结在于他用人不 当――他选择的那帮人都不够优秀。他虽然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经天纬地、治国 安邦之才的将领,但他看清了眼前的事实:法军土崩瓦解,他必须尽量将他所率领 的英军撤回英国。据我所知,取道敦刻尔克的撤军计划,5 月21日前后就在总部开 始起草。但戈特却从没有首鼠两端举棋不定过;他自始至终能够稳如泰山地坚持他 认为唯一正确而适当的途径。记得当毕罗特将军于5 月21日失踪,盟军之间联络中 断时,戈特就本着协调的精神,采取了他本人认为最恰当的行动。他的行动受着一 种责任感的支配,他对帝国政府负有确保英国远征军安全的责任。他之所以能在最 后关头听取我的忠谏罢免巴克尔,启用亚历山大出任第一军军长。并赋予最后撤退 的重任,也完全是基于这种强烈的责任感。 正由于他能毫厘不爽地洞察眼前的状况,我们才能从敦刻尔克全师而退。假如 换上另一位“聪明”的将领,他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对策,可能会试图回师直趋梭姆 和法军取得联系。然后远怔军的全体官兵将被德军解除武装,押解到北非集中营看 管! 戈特清醒地认识到,“至少”他必须将远征军的将士们及其轻装备安全地带回 英国。可以说,正是他挽救了英国远证军的全体官兵,也正因为这些官兵获救,我 们才能在日后卷土重来,洗雪此次败北之耻。 ------------ 转自军事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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