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统治的强化（1） 1937年后的台湾社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而进入了战时状态，为 适应这一变化台湾总督也由文官转为重新由武官担任，在台湾的日本统治集团内部 军部法西斯势力亦空前膨胀，故这一时期的台湾历史有人称之为暴风雨时期。台湾 总督小林跻造提出的工业化、南进基地化和皇民化三大政策目标成了战时台湾社会 的主流声音，在物的方面的经济统制和在人的方面的强制同化浪潮，造成了整个台 湾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渐转换及台湾人的思想观念的部分扭曲，影响极其深远，其遗 害甚至远播战后的台湾社会。 1937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 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急剧激化，台湾人原本就是汉民族，中国是他们的祖国， 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如何，关系到日本这块殖民地的安危。小林跻造总督说： “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我国防上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 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惜 力谋私，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 口上。”戴国：《台湾与台湾人》，研文堂，东京，1980，第208 页。如何使台湾 人民认同这场侵略战争，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战略，防范台湾人与祖国的情 感联系及同情心，进一步撕裂两岸人民的血脉渊源，正成为摆在日本殖民者面前有 待解决的急迫课题。 同时，由于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南、南洋的扩张中有 着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美国及国际社会强化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南方的矿产及石 油资源早已纳入日本的视野，而台湾正处在日本至南方资源区的中间点上，是日本 南进的跳板。军事上，后来对东南亚的战争也正是由驻台湾的航空队轰炸菲律宾美 军基地为开端的。 再从台湾自身的发展看，在日本帝国内部的产业分工上，台湾是作为提供初级 产品的殖民地经济结构来设计的，长期以来，台湾向日本国内输出砂糖、稻米、酒 精等原料产品，从日本输入生产生活资料和消费品，呈现典型的殖民地贸易形态。 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日本对外扩张和战争环境的需要，台湾自身的经济自主性被强 调了，利用南方资源就近加工以满足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计划开始出台。于是，改 造经济构成状态的任务也加在了台湾的身上。 正是出于以上的背景，日本第17任驻台总督小林跻造在赴任途中就不失时机的 提出了台湾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这些政策得到了他的后任的贯 彻执行，直至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终结。他说：“第一是台湾岛民的皇民化运动。 事变（中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军夫的征用和其他原因，虽然已经收到显著的效果， 但考虑到台湾将来在日本帝国构成上的重要性，应更加努力。第二是台湾的工业化 问题。台湾的产业向来以自然成长之农业为中心，然而帝国今后一旦向南支南洋伸 张，自然必须将占地利之便的台湾予以工业化，扶植以热带农产物为原料的加工工 业，――第三是南方政策的问题。――台湾乃南方发展及对南支南洋方面经济进出 之据点，必须从此一观点来考虑台湾统治。” 《台湾日日新报》1939年5 月20日， 转引自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 台北，1996，第108 页。 mpanel(1); 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配合，1930 年代后半期的台湾面临着岛内外激荡局势的冲击，叶荣钟称其为“暴风雨时代”， 此言并不为过。首先，1910年代中期开始的台湾民族运动，经过日本殖民当局的反 复分化瓦解和强力镇压，到这时已经走向衰微，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活动方针集中 于向殖民者请求有限地方自治上，逐渐丧失了群众基础和反日战斗力，并且即便是 这样一种叩头请愿的温和运动，也遭受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制和取缔，最终不得不于 1936年自行宣布解散。自此，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运动被消弭了。其次，在殖民宗主 国日本国内， 1936 年7 月内阁通过《第二次总动员计划书》，进行战争总动员，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卷入战争状态。 国内政治方面，在“二二六”事件后，议会的约束力被大为削弱，军部法西斯势力 恶性膨胀。对外关系上，在陆军的大陆扩张主义之外，海军主导的南进政策也被列 为国策，这体现在台湾现地统治机构的重组上，就是身为海军预备役大将的小林跻 造接替中川健藏担任台湾总督，以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所谓“高度国防国家”及 “总力战体制”。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 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