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1） 日本占据台湾之前，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台 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台湾人的中国意识，无论在反清复明的郑氏时期还是 大一统的清代，其作为主流意识，一直都是台湾民众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依据《马关条约》两年内未 离开台湾的民众自然转变为“日本国民”，但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并没有被消灭， 尽管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高压下，中国意识的表现方式或显现程度有所区别，中国意 识作为台湾社会意识的主轴却从来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在日据初期的抗日武装斗争 中，北部陈秋菊、胡嘉猷等人组织的台北大起义，中部柯铁、简义，大坪顶铁国山， 南部的林少猫、黄国镇等人，都是以回归祖国为号召；1910年代中期开始的非暴力 政治抵抗的民族运动中，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宣扬中华民族意识、复兴台湾地区中 华文化，都成为运动组织者、参与者的自觉行动，并且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国意识 在台湾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扎根和更广范围的传扬。黄呈聪就曾说：“回顾历史，我 台湾文化，曾由中国文化作为现在生活的基础，无论风俗、人情、社会制度，尽皆 如此。――从文化上说，中国为母，我等为子，母与子生活上的关系，其情谊之浓， 不必我等多言。”转引自若林正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研文堂，1983，第230 页。就是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夸耀他们有五千年 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固然是属于这汉民族的系 统，改隶虽然已经过了四十余年，但是现在还保持着以往的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 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 1985，第14页。台湾人对自身民族属性的定位，以民族运动主要领导人蒋渭水的一 番话即可明白无误的显示出来，他说：“台湾人不论怎样的豹变自在，做了日本国 民，随即变成日本民族，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即汉民族的事，（是）无论什么 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台湾民报》1924年9 月11日。无怪乎台湾总督小林跻造 怀疑说：“（台湾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惜利谋私，仅披着日本人 的假面具。”转引自戴国《台湾与台湾人》，研文堂，东京，1980，第208 页。日 据时代台湾社会的中国意识，以民族运动领导者之一杨肇嘉的话最具代表性：“台 湾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祖国，也永远不会丢弃民族文化！在日本人强暴的统治之下， 渡过了艰辛苦难的五十年之后，我们全体台湾人民终以纯洁的中华血统归还给祖国， 以纯洁的爱国心奉献给祖国。”杨肇嘉：《杨肇嘉回忆录》，三民书局，台北，1977， 第4 页。 以台湾人民抵抗运动为视角，日据时代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武力反抗时期 （1895～1912年）、民族运动时期（1915～1936年）和皇民化运动时期（1937～1945 年）。中国意识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武力反抗时期，由于距割台不 久，当时的台湾民众仍有通过武装斗争达到回归祖国的热盼，这时的中国意识直接 而鲜明；民族运动时期，台湾民众转向以非暴力政治抗争来谋求自治，同时等待恢 复与祖国关系有利时机的到来，此时的中国意识体现为对自身民族性的体认和对中 华民族文化的坚持和弘扬；皇民化运动时期，由于法西斯高压政策和军部势力的猖 獗，社会运动停顿，台湾人民只能以抵制皇民化、坚守中华传统文化来与强制同化 相对抗，这时的中国意识更多的体现为对中华文化和祖国中国的心理认同。 mpanel(1); 正如一个国家任何地区民众在国家意识之外还有其自身所属地域的地方意识一 样，台湾人民除了拥有中国意识之外也当然会拥有台湾地方意识。台湾自移民社会 转向定居社会之后，台湾地方意识便随之产生，这种意识是对自己定居繁衍的土地 的认同感，是自身区别于不同区域民众的心理标志，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政治含义。 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实施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民族歧视政策，台湾人民从一系列 不平等的待遇和生活体验中，逐渐感受到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间本质的不同， 在“内地人（日本人）”与“本岛人（台湾人）”间政治经济不平等的鸿沟中，加 深了“非我族类”的排异性，自发的凝聚为浓烈的台湾意识。1910年代世界范围内 民族自决浪潮的冲击和台湾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了一部分台湾先进知识分子在 民族运动中发展出台湾地方自治和设置台湾议会的政治诉求，在这里台湾意识从自 发走向了自觉。可以说，日据时期的台湾意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意识，而且是 包含有民族反抗喻义的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