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协会（3） 复兴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针对日本殖民者企图移植日本文化并消弭中华文化 的民族同化政策，文化协会开展了一场振兴台湾地区中华的浪潮，他们宣传台湾与 大路同根同祖的历史渊源关系，进口大陆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祖 国的新文化新气象，强烈抗议殖民当局压制汉文的政策，要求恢复汉文在学校教育 中的应有地位，同时编撰教科书、在社会上开办各类汉语学习班，这些举措得到广 大民众的积极响应。陈逢源指出：“中华民族自五千年来，虽有同化他民族的历史， 但至今未被他民族所同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数见不鲜的事实。（日人）若要排斥中 华的文化，人民必起而反抗。”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台 北，1985，第98页。 文化协会的广泛宣传带来了新文化和新思想，启迪了民智，推动了台湾民众祖 国意识及民族意识的高涨，使之进一步认清了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文化灭绝实质， 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殖民地台湾的顽强扎根和传播，从而保持住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 根基。所以，尽管在台湾民族运动中有所谓祖国派和自治派（台湾派）的区分，但 二者在对待祖国和中华文化问题上的实质立场是一致的，日本人的内部资料《警察 沿革志》就明确记载说：祖国派认为中国将来必能振兴并收复台湾，因此要传承自 己的民族性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台湾派则认为，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中，苛政猛于 虎，现时回归还不是时候。然而，日本人深刻的认识到，这部分人“也只是对支那 的现状失望以至于怀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见支那隆盛，不难想象必回复如同前者的 见解”。《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4页。 文化协会影响力的迅速提高及全台民众的广泛觉醒极大的刺激了日本殖民者， 为了消弭文化协会掀起的民族运动浪潮，台湾总督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一，剥 夺参与者的种种原有特权，如有公职者予以罢免，有专卖权者加以取消，等等；其 二，利用御用士绅如辜显荣组织公益会和有力者大会等团体，公开与文化协会相对 抗，并唆使流氓破坏文协的讲演会，比如1924年11月台北“陋风打破大讲演会”上 的打斗事件即是；连温卿：《台湾政治运动史》，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第78 ～79页。其三，直接运用警察镇压机器压制、取缔文化协会的活动，最显著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治警事件”。但这一切似乎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被罢免的公务员成 了运动的斗士，被逮捕的文协会员声望反倒扩大了，对文协讲演会的横暴取缔激起 了民众的反感和抗议，之后的参加者反而更多了。 mpanel(1); 文化协会发展的转折点乃出自内部的分裂。1920年代，正是中国、日本政治局 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2 年日本共产党接着诞生， 19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随后北伐战争获得成功。所有这些都给了岛内外台湾知识分子以极大的 刺激，在大陆的台籍学生纷纷建立如平社、台湾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左倾色彩十分 浓厚。在岛内，有连温卿等人组织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翁泽生、王万得等人组织的 台北青年会，蔡孝乾等人组织的彰化无产青年派等等，一大批青年的思想急剧左倾。 尤其是连温卿的社会问题研究会与山川均保持密切联系，“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 之理论及战术，以此对其领导下的青年加以宣传、煽动”。总督府称其“对于当时 的民族主义统一运动战线，逐渐地酿成了无产阶级运动抬头的机运”。《台湾社会 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44 页。这样在文化协会 内部形成了连温卿等的无产阶级派、蒋渭水所率领的受中国革命影响较多的一势力 及林献堂、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稳健派，三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明显起来。此一对立 的根本即在于民族运动发展方针路线上的原则分歧。首先，文化协会从创办伊始， 其政治上的最高诉求是设置有权处理台湾地方事务的台湾议会，实现台湾自治的目 标，行为方式是温和的、非暴力的，主要手段是启发民智和请愿斗争，在体现坚韧 毅力的同时又显现出隐忍等待的心态。林献堂自己就说过：“天助自助者，为贯彻 目的，我们今后必须不屈服于任何障碍，纵使有时变成奴隶，也非隐忍不可。”《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文化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08 页。暴力和 阶级斗争显然是与其不相容的。其次，文化协会是个由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信仰的 人们所组成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即存在着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台湾民报 》1927年新年号所载的蔡培火、蒋渭水、连温卿三人的文章正代表着文化协会内部 三个不同派别的立场。蔡培火将文化运动局限于文化的范畴，蒋渭水谋求的是以农 工为基础的全民运动的路线，连温卿则主张无产青年应占民族运动的主导地位。陈 小冲：《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若干问题的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 期。随着加入文协无产青年的增加及旧文协会员思想左倾者激增，到了1926～1927 年间，文协内部结构的天平已经开始倾向激进派的一边，要求改组文协的呼声高涨。 连温卿甚至公开提出“如欲解放台湾人民，必须主张阶级斗争”。1926年10月，王 万得等人面见林献堂，直截了当地申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为不可能实现的 妄动，假使实现，也不能增进台湾人的幸福。这项运动是承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为之唱高调，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这种不彻底的妄动，宜予以中止。”许世楷：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第269 页。这就直接否定了林献 堂等稳健派以设置台湾议会来达到台湾自治的斗争方略，二者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1927年1 月3 日的文化协会临时总会上，以连温卿为代表的左倾激进派掌握了领导 权，林献堂等宣布退出，文化协会正式分裂。分裂后的新文化协会由于采行了激进 的斗争方式加上殖民当局的全力取缔，在新竹讲演会事件和台南墓地事件的打击后， 文协渐告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