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运动的兴起（3）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温和的、磕头情愿的方式进行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亦 不为日本殖民者所容许。1921年2 月28日，台湾总督田健治郎即表示，台湾议会设 置请愿运动违背日本治台的大方针，实质乃是谋取独立的地位。总督府还称“此种 运动往往煽动岛民轻举妄动，有害治安，给本岛百般施政带来恶劣影响”。《下村 宏文书》，转引自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第196 页。该年日本殖民者决定设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由总督任会长，总务长官任副会 长，其中还有9 名台湾士绅任评议员。但是，评议会权限仅为台湾总督提供咨询并 就施政提出意见，是民主的花瓶。日本殖民者的目的是企图用评议会来对抗台湾议 会，且以此分化瓦解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另一方面，总督府还对该运动的参与者施 加压力，据史料记载：“专横之台湾官宪对此问题素抱偏见，对吾等请愿人加以各 种不当之压迫，企图阻止正当请愿权之行使。兹举两三例为证：即对于服务官方机 关者，立即被解职，服务于银行公司者，透过该银行公司，各予以免职，有关公卖 事业者则剥夺其特权，与银行有借贷关系者，拒绝其资金之融通，且严禁有关政治 之演讲，虽系通俗之学术讲演，亦常被命令中止解散。”叶荣钟：《台湾近代民族 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130 页。林献堂等也曾一度遭到殖民当局 的沉重压力。1922年林献堂、林幼春、杨吉臣、甘得中、李崇礼、洪元煌、林月汀、 王学潜等面见田健治郎总督，田总督告诫他们政府对台湾议会设置“绝无容许之理”， “与其徒劳无益，不若断然停止以免劳民伤财”。台底下还通过银行机构逼迫林献 堂提前偿还贷款以施加压力。迫于无奈，林献堂等8 人被迫暂时退出议会设置请愿 运动，这一举动被当时人们不理解而遭非议，称为“八骏事件”。1923年12月16日， 日本殖民者更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名，在台湾全岛进行大逮捕，台湾议会期成同盟 成员等49人被捕，蒋渭水、蔡培火等被起诉，未被检肃的活跃分子也四处遭到监视， 史称“治警事件”。蒋渭水等在1924～1925年间被多次审讯，被当时人称作“台湾 政治犯的嚆始” 高日文：《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之法庭辩论经过》（一），《台 湾文献》17卷1 期。。日本殖民者的强力镇压反而激起了台湾民众的反抗浪潮，在 法庭审讯时， “民众争相购票旁听，向隅者则站在庭外探望。蒋渭水、蔡培火等 人入庭后，旁听席上的民众争相低声问候”。苏进强：《蔡培火传》，近代中国杂 志社，台北， 1990 ，第100 页。蔡惠如出狱时，“出台中站有群众跟定他，越来 越多，甚至沿途燃放鞭炮，――民众也不约而同，高呼万岁然后散去”。叶荣钟： 《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晨星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0，第303 页。在 法庭辩论中，蒋渭水、蔡培火、陈逢源等还猛烈抨击日本殖民统治，如陈逢源指出 ： “殖民政策的同化主义，是民族优越感和帝国主义的总和，是要以母国的制度 和文化，强制施行于殖民地的。”蔡培火则言：“原来台湾所采用的同化主义是错 误不可行的。尤以检察官所说的极端民族优越感，是征服者的理论。”同时他们也 在日本殖民者的法庭上鲜明地表白了自身的中华民族民族属性，林呈禄说：“现在 台湾岛的大部分，无论怎样说，事实上是由中国福建、广东移民过来的。”陈逢源 也说：“中华民族自有五千年来，虽有同化其他民族，但至今尚未被他民族所同化。” 高日文：《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之法庭辩论经过》（一），《台湾文献》17卷1 期。 这些言论极大地鼓舞了台湾民众的反抗斗争热情。 显然，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面前，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虽 然是一次改良主义性质的体制内反对运动，但它终究以公开的方式第一次在台湾岛 内发起了以台湾人自己为主体的针对总督府专制统治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目标固然 只是要求有限的地方自治权，不过任何能够或多或少解脱殖民统治桎梏的斗争，都 会得到台湾人民的热烈拥护。事实正是如此，林献堂等人每次请愿回到台湾后均受 到欢迎，他们“应各地亲友同志的邀请，联袂访问各地，除受盛大欢迎外，并举行 讲演会，报告请愿运动的经过――这也是一种宣传活动；万人空巷，争睹风采，声 势的壮大，情绪的热烈，不逊于凯旋的将军”。叶荣钟：《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 学海出版社，1979，第121 页。蒋渭水甚至感慨地说：“台湾议会的设置，是台湾 人唯一的活路。”蒋渭水：《五个年中的我》，《台湾民报》1925年8 月26日。日 本人也称：“大致说来，本岛人知识阶级全体支持这个运动，在东京部分人士的指 导和援助下，对本运动的将来提高了希望和信念。”《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 第22页。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共进行了15次，前后历时14年之久，有12818 人在 请愿书上签字。直至1934年，由于每次请愿都被日本议会以“审议未了”、“不采 择”为名不予采纳，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岛内政治局势的恶化，台湾的民族主义 者不得不停止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mpanel(1); 谋求“台湾独立”，这曾是日本殖民者扣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头上的一顶 大帽子。当时受到朝鲜独立运动的刺激，日本殖民者从台湾总督府到中央政府，对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一直抱着相当大的戒心，他们把林献堂等人从事的体制内抗 争理解为一种反体制的运动，其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神经紧张和过度反应， 根源就在这里。实际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在整个活动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提出 过台湾独立的纲领或口号，它所要求的也是有限的地方自治，是承认日本帝国对台 统治前提下的台湾地方议会的设置，是要获得有关台湾地方特殊情形问题的立法权 和预算审议权，它的最高政治诉求是台湾自治而不是台湾独立。运动领导人的根本 思想路线也是温和的、非暴力的、体制内的抗争，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议会设置请愿 运动是不可能以台湾独立作为其方针的，《台湾民报》也就此发表评论说：“什么 有台湾独立的存意，中伤―捏造未免太过以非绅士的了。”《台湾民报》1929年2 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