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发展概貌（2） 相关人类学研究表明，让习惯了传统经验型经营的农民接受新品种是件困难的 事情，比如美国衣阿华州农民接受玉米新品种就花了14年的时间。决定农民是不是 接受新品种的因素主要有品种的先进性、适应性、复杂性、可试验性和可见性。换 句话说，关键是要使人们看得到这项技术并不复杂而且将很快带来效益。〔美〕 埃弗里特、M ?罗吉斯等：《乡村社会变迁》，第254 页。这显然需要一套健全的 传播组织和传播渠道，在日据时期的台湾，这一工作早先是由政府的强制力来进行 的，后来农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殖民当局对新品种的宣传推广，得到了警察的协 助。在改良稻种时期，台湾农民担心以后不能再行种植自己希望的品种，米商担心 影响对大陆的米输出，“在这种状态下，为了克服这些摩擦，事实上常有使用警察 权的‘指导’监督的必要。为此，改良品种的采取、繁殖、交换、分配，以至插秧 等一切作业，均对该地域内的全部农家，一齐地组织性的‘指导’，实行严格的监 督，在实施作业时，常有技术员与警察会同实行”。川野重任：《台湾米谷经济论 》，台湾银行，1969，第7 页。但是，当局运用警察强制措施将容易引起农民的不 满和社会的动荡。因此，在有效的全岛性技术传播网络形成之前，虽然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农会充当了技术推广应用的重要角色。 1900年台北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