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章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张聂尔写道：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新野的手笔， 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要说这个《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准确。从某个 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 的话。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想起１９世纪２ ０年代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些指望靠军事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贵族 军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有“用民 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看起来《纪要》写这句话是有来历的，这就是 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阐述的思想。 张聂尔没有就此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内容展开分析，但在其他章节 中讲到由此引发毛、林之间裂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九大”之前，大约是１９６９年２月，毛泽东指示林彪准备在“九大”上作 政治报告，并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林彪把这三个人召来商量起 草之事，谈了自己的想法。张、姚推陈先写出一个稿子。结果，陈的稿子受到以江 青为首的“文革”小组的激烈批判，说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遂决定由康生与 张、姚另行起草一个稿子。在“九大”预备会期间，中央会议讨论康、张、姚的稿 子，陈伯达提出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 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两天之后， 在另外一次会上，陈伯达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和批评。陈伯达不服，把他写的稿子亲 自封装在牛皮纸袋里，送呈毛泽东。结果毛泽东给退回来了，陈伯达发现牛皮纸袋 根本没有拆封，伤心得哭了一场。林彪也很不高兴，在政治报告的定稿上，他曾批 示：不掠他人之美。“九大”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开幕，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１ 分钟，也没看一眼这个报告稿子。他上台念报告，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他搞的报告， 其实根本不是。林彪曾对着叶群自言自语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