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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第 9 章 秘密大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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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秘密大营救 王明对自己的错误,在认识上多次出现波动。刘少奇在1943年春回到延安,找王明 谈过多次话。王明想拉刘少奇支持他,不料刘少奇把王明谈的话向政治局作了报告。政 治局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3人一起同王明谈话,王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不 愿再谈。 王明不但想拉刘少奇,还想拉张闻天支持他。张闻天在3月回到延安去看望王明,王 明便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 条比我们更多。” 张闻天道:“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 得益不少。” 王明见挑拨不成,便转口说:“我以前也想下去工作,但后来生了病。” 李富春同王明谈话,告诉他: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所以组织了“七大”代 表和高级干部700多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也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 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 王明认真作出检讨。是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王明见大势已去,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 局诸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查自己的错误。 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 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方面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 东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杰出贡献。 中共中央又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 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 用三三制原则建立政权,早在1940年3月就开始实行了,即在建立政权时,在人员分 配上,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三三制的目 的,是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把根据地建设成为真正的包括一切抗日爱国阶层的 统一战线政权,防止少数党员包办代替。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普选教育,动员全区 人民不受财产、性别、职业、民族、文化等限制,以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方 式进行选举。全区80%以上选民参加了投票。按三三制原则改选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为 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县以下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也是经普选产生。 1942年秋,晋西北根据地也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续范亭、武新宇为行政公署正副 主任,林枫、刘少白为参议会正、副会长。1943年初,晋察冀边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 成仿吾为参议会参议长,选举宋劭文为边区政府主任,胡仁奎为副主任。1941年夏,晋 冀鲁豫边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申伯纯为议长、宋维国、邢肇棠为副议长,杨秀峰为边 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戌子和为副主席。华中根据地各县以上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也按 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从1942年起,各个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 剥削,奖励资本主义及富农生产。在减租减息中,一般按二五减租和实行年利一分及一 分半的利息。在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 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 抗日、生产积极性。 1941年底,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号召,要求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 总数的3%。“精兵”的目的是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扩大和加强地方部队及民兵建设。 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一般以在山岳根据地二比一、平原根据地一比一为原则。根据 军委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地方人民武装和民兵,建立独立的军事建制和指挥系 统,进一步健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制。在一些敌情比较严重的 地区,实行全部武装地方化。精兵简政一方面节约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 精干了指挥机关,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加强地方兵团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对人民 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mpanel(1); 日寇为一举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便提出“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对在华兵力定额逐 年递减,以便抽调足够兵力转向南方作战。规定在华兵力:1940年11月由年初的85万人 减到72万人,1941年减到65万人,1942年减至55万人。但是,日军已陷入中国战场的被 动和不利的情况,再抽出大量的陆军和海军对印度支那展开新的进攻作战,就遭到因兵 力不足、陷于中国战场苦战而疲惫的中国派遣军的反对。他们认为,在穷于应付的不利 情况下,缩减和撤退大量兵力,放弃相当的占领区,可能演成不可收拾的惨重的大败退。 因而,日本统帅部企图立即缩减在华日军,拼凑南进的11个师团的计划落空。 1941年12月8日,战火烧到了香港。日军出动以第38师团为主力的1.5万人装备精良 的陆军部队,在海、空军的配合下,从中国大陆兵分两路,沿着青山道和广九铁路南段 推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从此,这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城市,变成了 魔鬼世界。 日本侵略军仅用三天时间,就突破了英国经营了两年之久的防线,迫使英军从12日 起放弃了九龙半岛,退守香港岛。日军炮兵部队进驻九龙塘何文田阵地,架起远射程重 炮,不分昼夜地对准香港的英军阵地和炮台轰击。一部分炮弹落在市中心区,每小时都 给数以百计的和平居民带来伤亡,真是血肉横飞,尸骸枕藉。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总督杨慕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军进入香港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路上饿死和打死的人,尸体堆积如山,海 上也到处漂浮尸体。香港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盗贼蜂起,汉奸猖獗,黑社会分子更趁 机劫夺,弄得民不聊生。日军封锁了港九交通,日间岗哨林立,入夜实行宵禁,行人经 过岗哨要鞠躬并被搜身,妇女倍受凌辱。日本特务机关和汉奸的魔爪也伸向了香港的各 个角落。日军的行径,严重地威胁着港九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在港的爱国文 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面临极大的杀身风险。一个名叫何久田幸助的日本文化特务,在香 港各个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要茅盾、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文化名流到日本司令 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面”。 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大多是在1941年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时来到香港的。他们原在重庆、桂林等地结社办报,通过各种途径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当 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因而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 为人身安全,先后来到香港,并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来进行抗日、反顽的爱国民主活动, 在香港出版各种进步报刊。其中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范长江、 胡仲持的《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等人的《大众生活》, 茅盾的《笔谈》,俞颂华的《光明报》,郁风的《耕耘》,张铁生的《青年知识》,张 明养的《世界知识》,马国亮的《大地画报》、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的“国际新闻社”, 乔冠华、胡一声、吴金衡、郑书群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夏衍、于伶、金山组织的 “旅港剧人协会”等等,一时蔚为大观。 香港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张文彬、梁广、尹林平、 杨康华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开展紧张的营救工作。他们决定,首先分头与文化人 和民主人士取得联系,设法把他们从香港营救到九龙,然后护送到东江游击区,再从那 里转送到大后方。是时,国民党顽固派乘日军攻占港九之机,派正规军187师和地方反动 民团,围攻我东江游击区。游击区受日伪顽夹击,处境十分险恶。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秘 密营救行动。共产党人和东江游击队,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争夺战,他们英雄虎胆, 神机妙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寻找、组织、偷渡,把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批批 地救出虎口。 廖承志等人按照营救方案,先行打通各地的关系。他们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尔后去 东江、赴韶关,沿途部署营救和接送的任务。 香港地下工作者则紧张地寻找联络困在香港的文化人。自日军攻占香港后,知名的 文化人大都分散隐蔽起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邹韬奋已经六易其居,住进了铜锣湾 灯笼街的贫民窟里,茅盾夫妇也搬了四次家。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到他们,是很难的, 地下工作者先找到了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伯听,然后 在他们帮助下,首先找到柳亚子和他的女儿柳无垢,接着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 经普椿,不久又找到夏衍、千家驹、胡绳、邹韬奋、茅盾、廖沫沙等等。尔后将他们打 扮成难民偷渡到九龙。 从九龙半岛到东江游击区,东江游击队开辟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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