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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第 6 章 刺刀下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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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刺刀下的政权 丁默村、李士群汉奸特务组织便选定沪西极司非而路76号为新的剿穴,这便是后来 上海人一提到它无不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 76号坐落在极司非而路中段,原是陈调元私宅。丁、李对76号的房屋构造作了改进, 把洋式二道门改为牌楼式,两侧墙上开了两个洞,安装两挺轻机枪。二道门内东边新盖 了20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西边建造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 作为电讯室。花园里的一个大花棚,改作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样新颖精致的三 开间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76号主要建筑物是正中那座高洋房,楼下是会客室、电 话接线室、贮藏室、餐厅、会议室等,楼上是丁默村、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丁默村 晚上睡在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的浴室内。三楼有两个房间作为“犯人优待室”。高洋房西 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门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步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 一个玻璃棚,把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作大厅,再搭个讲台,算是大礼堂,后 来的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丁、李强行将76号右侧一条“华村”弄的住户统统迁出,占领了弄内20余幢二层楼 的小洋房,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与特工总部的高级官员家属的住宅。 丁、李令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在76号西邻“华村”两头墙沿下,搭间木房,派几个特 务开起一家白铁店,又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开设什货店,作为 固定的外围“望风哨”。从曹家渡新康里至地丰路秋园附近,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 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互为联系。那76号门内外,更是层层设岗,戒备更加 森严。 76号开张后,丁、李一伙肆无忌惮地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制造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 76号始终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联系。76号以残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动充满 了血腥味。丁、李一伙还越出政治暗杀的轨道,在黄浦滩上,大干绑票、栽赃陷害以及 烟、赌、毒的勾当,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 8月28日,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 预计有300人出席“六大”会议,但总也凑不足这个数字,于是他们便以假货充数,拉拢 非国民党员冒填党籍当代表。有的非国民党员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 市的“代表”;也有的人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代表哪个省,尽管是随意指派、乱 点鸳鸯谱,代表人数仍凑不足,于是便采取威胁,甚至绑架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 表。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也只有240人。 汪记国民党“六大”在76号开锣,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 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慕词。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此案否 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 会议还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 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等,为汪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一张张标签。 会议在通过汪精卫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上一阵骚动。名单中有老 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卢英等人,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 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两名彪形大汉走过来,站到胡志宁左右,丁 默村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胡志宁的话到了口边,只好咽回去,支支吾 吾地说了一通题外话。汪精卫一看这尴尬场面,急忙站起来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 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 汪记“六大”草草结束后,于9月5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推选陈公博、周佛海、 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璧君、 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中央党部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 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朱朴副 之;丁默村为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这便是汪精卫投敌集团在乌烟瘴气中敲 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 汪精卫急于同“临时”、“维新”伪政府头目谈判,于9月18日偕周佛海、梅思平、 陶希圣、高宗武等去南京,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开门见山地要求王、梁等人参加 “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 消“临时”、“维新”两政府。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 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两个文件来,要“临时”、“维新”政府谅解。 mpanel(1); 王克敏、梁鸿志看后很不高兴,王克敏表示不愿参加中央战治会议。 9月20日,影佐等人参加了会谈,影佐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 汪听了满心喜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 《决定事项》。 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 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汪精卫在 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梁说:“王克 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和他们“消 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 王克敏、梁鸿志也相继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 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汪精卫为了使日本尽快地兑现成立汪记伪中央政权的许诺,便加紧了同日寇进行缔 结密约的谈判,但日本政府一直延宕密约的签字日期。直到12月30日,日本政府才通知 “梅机关”头目影佐,同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 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其中规定:(1)承认“满洲帝国”。华北、蒙疆为日华间紧密 的合作地带,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在财政经济、人事权,与日满间的交涉方面,均 有自主权。蒙疆在防共军事上及政治上,有其特殊地位,有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的 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域,为经济上实现日华间的紧密合作的地带,在华南沿岸特 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2)日本须把必要的军队驻扎于蒙疆的华北一定地域,以便日华合作实行防共。中 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和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须适应日 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在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约定地域以外的日本军队。 (3)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及其他地域内的有关国防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 对日本提供“特别的、必要的便利”。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通讯等项,日方将 作必要的援助。 (4)日华合作事项,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中国中央政府和最高军事机关,可以 聘请日本顾问。但第三国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 由上观之,日汪密约的内容之广泛,条件之严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之21条 凶恶10倍,比灭亡朝鲜的手段,更加毒辣,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 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 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但不到1个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 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原来汪精卫集团麇集的是一批唯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无时不在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高宗武自恃有“开国”之殊勋,一定能平地 飞升,可他却被汪内定为外交部次长,内心极为不满。陶希圣原想当实业部长,但这一 肥缺汪精卫先已许给梅思平。陶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所谓的CC派有矛盾,互 相攻讦,甚至当面开仗。CC派人多势众,陶一时只好忍气吞声。 正当高、陶忿愤之际,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入。通过杜月笙将其亲笔信交给高宗武, 称高为“浙中健者”,宋美龄也派人规劝高宗武的妻子,这正中高宗武夫妻下怀。高宗 武即准备拆伙而去。高宗武、陶希圣对汪精卫、周佛海同日本人作过多的让步不满,又 看到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离他们原来的想象相差太远,意识到再不悬崖勒马,必 然死路一条,于是借口生病,拒绝参加日汪签字仪式。高宗武等密约签订后,将原件盗 出,加以摘录或摄影,作为日后向蒋介石“反正”的见面礼。 高宗武、陶希圣态度反常,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说 李士群、丁默村特工总部正在策划刺杀他。陶希圣深感自危,带着一支手枪护身。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杜月笙的帮助下,秘密地乘美国轮船由上海 抵达香港,由高宗武妻子秘密收藏的日汪密约胶卷底片,也携带到港。1月21日香港《大 公报》在《汪的卖国密约》标题下,公开披露了日汪密约,同时发表了高、陶致该报及 致汪精卫的公开信。 高、陶的出色表演,取得了蒋介石的欢心。陶希圣回到重庆经陈布雷推荐,一变而 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日后成为蒋介石的捉刀人之一。高宗武则拿了重庆国民党政府 的官员护照和一大笔美金,在驻美大使胡适的精心安排下,改名“其昌”,横渡太平洋, 跑到美国定居。 汪精卫为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 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是时,江亢虎一 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 汪精卫靠,但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 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汪精 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他们为其吹喇叭,抬轿子,为伪中央政治会议 “多党政治”装饰门面。“无党无派”人士有袁世凯的女婿杨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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