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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歧路关头
共产党人帮助冯玉祥及时地在甘陕等地颁布了治理条例,改革了地方行政机关,扶
助了工农运动。共产党员在陕西省的政府机构、教育部门和群众组织中占了很大比重,
中共中央、北方区委、粤区党委也先后派来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担任重要职务。
刘伯承在国民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国民军中流传着两句话:“听过刘伯承演一次讲,
当得关过3个月的饷。”冯玉祥称赞刘伯承“办事极有精神,每日工作18小时,整日孜孜
不倦,……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共产党人宣侠父先后在刘郁芬、孙良诚、吉鸿昌部担任政治部领导工作;陶新畲、
刘志丹、方廷祯分别担任孙连仲、马鸿逵、石友三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任总司令部警
卫师师长,邓小平担任中山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王一飞、萧明等人,随军担任军事政
治工作,为培养高级军事干部,作出了艰苦的工作。
国民军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在共产党人主持下进行的。李大钊派共产党员蒋听松去
包头为国民军办《西北日报》。后改为《中山日报》,中共北方区委又派贾午担任报社
领导人。
北伐军肃清江西之敌后,蒋介石立即命令驻守汕头的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第3师和
第10师的东路北伐军,沿东海沿岸进攻福建。由于孙传芳将主力部队全部投入江西战场,
福建空虚,东路军未经激烈战斗,便先后占领了永定、漳州等地。1926年12月18日,何
应钦兵不血刃进驻福州,占领了福建全省。
在北伐军接连取胜的时候,张作霖于1926年11月14日在天津蔡园召开了一次大规模
的军事会议,奉鲁军阀将领们会集在天津。吴佩孚、阎锡山的代表,以及孙传芳的代表
都出席了。
张作霖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发言,他说自己没有当总统的野心,当前的问题是
团结北洋派,先军事后政治。会场气氛相当沉闷。张作霖问孙传芳的代表:“你们那里
还有多少军队?”他得到回答说:“还有5万以上。”这显然是骗人的鬼话,张作霖很不
愉快。
孙传芳了解到会议的情况,急急忙忙从南京来到天津,直接闯进会场。张作霖吃了
一惊,孙传芳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说:
“我对不起大帅了。”
张作霖邀请他坐到自己的旁边。孙传芳向会场抱拳致礼,诚恳地说:“过去我们有
什么误会,那都是兄弟之争,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里,我给大家赔礼道歉。我们北洋
派现在应该重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南方赤党。”
他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孙传芳又表示,他决心不回任了,把浙江、江苏和安徽都
交给部下去料理。
张作霖一拍大腿,大声道:“大丈夫处世光明磊落,岂肯乘人之危夺人地盘!”
孙传芳又道:“事到如今,就别再说什么地盘不地盘了,我情愿回浙江,让出江苏
来请鲁军接防,鲁军总部设在南京,以便指挥前方。”
张宗昌十分激动,大吼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不要把我张宗昌当成是不讲
义气的小人,我的军队开到浦口后,换乘轮船前往前线,决不经过南京。”
“这是各位看得起我孙某人,不过,为了统一指挥起见,目前应组织一个讨贼军统
率办事处,推举雨帅为全国讨赤总司令,本人愿听候调遣。”孙传芳说罢,目光扫射各
位将领。
众人赞同孙传芳的建议,会场气氛顿时变得极为活跃。会议公推张作霖为联军总司
令,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联军总参谋长。
张作霖组织了安国军总司令部,并把总司令部迁到北京,改称大元帅,又重新组织
了内阁。
张作霖为了拉拢阎锡山,任阎的驻京代表田应璜为内务总长,又派人将副元帅印信
送到太原。
此时的阎锡山已看到国民党营垒的强大,由联合直奉军阀转而联合国民党。奉系军
阀对此深为不安,曾多次压迫,要阎协同继续对冯玉祥作战。冯玉祥已公开投入国民党
阵营,阎锡山认为对冯作战,无异作茧自缚。于是他玩弄两手政策:一方面极为敷衍张
作霖,一方面迅速与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人挂钩。阎派代表与冯玉祥多次磋商,终于在
山西赵村成立了国民军与晋军的联合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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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30日,阎锡山致电张作霖,推戴他为安国军总司令。
阎锡山派赵戴文去广州,1927年1月底,蒋介石提请广东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
军北路总司令。6月,阎锡山改换青天白日旗,晋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举行联席会议,对国共合作的形势及政策、策略作了研
究,认为要发展农民运动,就不能再维持广东中派政权。不维持中派政权有3条路可走:
一是迎汪倒蒋;二是汪蒋合作;三是使蒋成为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会议经过讨论
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
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蒋,恐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个办
法进行亦多困难。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接欧洲的汪精卫回国复职,汪蒋合作。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眼睛紧紧地盯住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完全忽视共产党
自身的力量,及国民党左派和工农武装力量。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到上海见陈独秀,请C.P勿赞成汪回,
汪回国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蒋捣乱,陈独秀回答说:
“是在下列3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
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
拥汪以倒蒋;三是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案。
陈独秀主张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而共产党呢?陈独秀说:
“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必须立脚于在野党地
位。”
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个政策在共产党里得到贯彻。中共中央要求江西
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
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不仅国民党左派拥护,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
的右派分子也乐于接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陈独秀的迎汪复职,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因为共产党没有军权、政权和党权,
共产党夹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当均势一旦破裂,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
牲品。
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并派
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苏联顾问鲍罗廷,
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吴玉章、王法勤等60余人,先到武汉筹备。
12月2日,宋庆龄、鲍罗廷等一行60多人乘船途经南昌,蒋介石身着戎装,满面笑容
地前来迎接,他显得非常谦恭、热情,和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但实际上,蒋介石
反对迁都武汉,竭力主张迁都南昌,他提出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
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蒋介石的真正用意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对每一个到
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都积极做工作,并试探他们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同意自己的
意见。
其时南昌的局势并不稳定,商店因拒收蒋介石滥发的“军用钞票”而关门,并宣布
罢市,组织抗议游行,原来准备在南昌召开的中央军政会议不得不转移到庐山举行。
12月7日在庐山开会,鲍罗廷、宋庆龄、邓演达等坚持加强团结,巩固后方,开展工
农运动,进行社会改革和从政治上改组军队等革命主张。蒋介石和一些右派对此根本不
感兴趣,蒋感兴趣的是增加军费,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等。会上通过了尽快召回寄居海外
的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决定。尽管蒋对迎汪复职不满,但他见众人意决,便不露锋芒,顺
从大家的意见。
先遣人员到达武汉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未迁到武汉之前,由宋
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鲍罗廷、孙科、宋子文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徐谦、宋庆
龄、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陈铭枢、唐生智、邓演达、王法勤、李宗仁、刘
骥、董必武等13人为委员。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
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利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及国民
政府代理主席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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