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审判之前的交锋 圣诞节转眼就到了。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想努力忘掉工作，并一头扎 人家人的生活，不再担心什么严重的事情，只想关心圣诞树是否有备用的小灯泡。 玛丽莲看出我身心憔悴。那是紧张忙乱的一年，她已经开始担心，我的生活当中每 天围绕着如此之多的恐怖和堕落行为，我是否经过了足够长的训练，是否扛得住。 我自己也不得不开始提出同样的一些问题了。 这在以前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我见过那么凶残的杀人者和强奸犯，我诊治过 暴力犯罪受害人，因此，凡请我帮忙者，我一概满口答应。同样，在我的临床工作 当中，我感觉到，如果我能够防止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并且使一些人免于成为那 样的犯罪受害人，那这样的工作就一定是值得一做的。可是，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克 服这样一个现实，即正是这些工作才使你的精力慢慢消耗掉的。 因为法庭心理学涉及与罪犯建立一种和睦的关系，这样你才能够实际地帮助他 们产生改变，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无条件地接受他们，把他们当作有价值的 人。你不能够看着一个人而把他当作邪恶之身，但又必须给予他帮助。反过来，你 必须把他们当作一个人类来看待，以便能够使他们产生一些变化。 建立这样一种和睦关系的办法之一是让自己忘掉他们对受害人所作的恶，集中 在他们作为一个病人的临床需求上面。不幸的是，我的心理学轮廓描述工作意味着 我已经见过第一手的可怕行为，并消耗了无数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那些被玷污的年 轻妇女和儿童的可怕的残迹。当你坐在桌子前，看着对面那个犯下类似罪行的人的 眼睛时，真是不太容易忘记那些血肉模糊的回忆。 出于这样一个理由，事情就不是说我的工作当中的某一面会比另外一面更让人 难以接受。看着这些犯罪现场的照片和走过犯罪现场时产生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但 当你坐下来倾听某人回忆他最阴暗的行为或者幻想时，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给他们带 来的快乐时，你同样会感到极不自在。 这类的病人当中，有一些人能够在自己的脑海里构造走向极端和虐待性的事件， 所幸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少看见这样的事实。令人担心的是，并非所有这些人都得 到了牢靠的管束。除非他们实际犯下了一桩罪恶，否则，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街上行 走，也许能够阻挡他们实现性幻想的惟一的东西就是临床上的禁止，那就是我和同 事们在他们身上施加的一种控制。我不能够迫使他们来我的诊室，我只能够鼓励他 们，然后用我所有的经验来管制住他们。 另外的一些情形涉及形成确定一些人未来生活的决定。从社会公益部门来看， 这有可能是一个风险评估行为，或者是为辩方或者皇家政府提供的一份心理学报告。 根据我的判断，一个法庭也许可以决定某人对他们自己或社区构成威胁，因此应该 予以管束。我想到一些比如涉及跟踪别人并威胁着要杀死两名妇女的偷窥者的案子。 我必须决定，他的威胁是否严重，他应该被看作一名罪犯或是一个心理失常的人， 如果是这样，他对受害人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 这样的决定具有极复杂的含义。如果我犯下一个错误，可能会有人因此死亡， 或者一名男子会被送进监狱或管拘医院，并因此而失去他所珍视的一切――他的房 子、他的工作，他的妻子和家人。 也许我必须评估一位父亲是否安全到能够跟女儿一起生活的程度。如果我觉得 他形成了一种威胁，而且母亲也无法保护她，那么，这个女儿就有可能被从家里带 走，让别的人来看管她或者让别人收养。这名父亲不仅仅不能够再次看见她，而且 如果他被贴上难以处理的性犯罪者的标签以后，他以后永远也不能够再见到她了。 另外一方面，如果他的女儿留下来，而他对治疗并没有反应，那么我知道，她就会 受到残酷的性虐待，她的一生会被毁掉。因此我犯不起错误。所有这些都会形成一 个负担，而玛丽莲也看到了我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我们上次度假以来都已经过去 三年了，每一个周末和法定休假日都花在工作上了。同时，我的视力也出现了问题。 1986年我40岁的时候，一项常规视力检查显示我得了青光眼，从技术上讲就是 限内压过高。医生通知我这个结果的时候说，我们会成为好朋友。他是对的。在接 下来的多少年里，我吃下了很多种不同药物以控制限内压力，但每一种药的药效都 没有能够维持到几个月以上。从一开始起，医生就对我说，生活方式会产生很大影 响。工作时间过长、睡眠不规则、工作压力太大和财务方面的操心都会对病情产生 不利影响。这就是玛丽莲看到我身心疲惫、情绪不高的时候操心的原因所在。她希 望知道，我到底打算一次干很多事情干到什么时候算个完。 mpanel(1); 有一个时候，我有27桩调查案子同时接在手上，因为警察都希望我能够帮上一 点忙。我只是无法同时料理这么多的案子，因此只是采取急事先办的原则。结果， 我永远都没有能够处理到其他的一些案子，或者等我真正处理它们的时候，我的建 议已经不再需要或者无关了。让专案组或者刑事调查等着我有空时再去处理是没有 意义的。事情得找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虽然内政部接受了我关于在英国建立罪犯轮 廓描述机构的全部建议，但是，英国的白厅政府办事很慢。这期间，我又接到一系 列请求，去一些轮廓描述会上讲课或者教学。其中有一些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与 评估建议相关的那些教育。我想，这肯定是使事情向前推进的好办法。 “你准备把余下的一生都用来去犯罪现场转悠吗？”玛丽莲在圣诞夜问我。她 以前也问过很多次类似的问题。她想知道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够安定下来，我们 什么时候能够像别人家一样过一过周末，或者能够外出度假。 这些都是相当合理的期望。我们的孩子已经结婚了，他们离开了这个家，她提 醒我注意到多少年以前我们谈过的话，我们谈到很多会去做的事情，可是，时机已 经都错过去了。 “事情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说。 “什么时候？” “也许明年吧。我们看拉雪尔・尼克尔案子审判完毕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谈到以后会做什么事情，虽然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自己有可能会离 开国民卫生服务处。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是在风险管理、人质和绑架谈判以及犯罪 分析中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我还希望利用自己的组织和法庭专业知识为一些人、 公司和执法机构提供犯罪预防方面的专家咨询服务。我不会再去犯罪现场寻找零零 碎碎的东西了，我知道许多犯罪行为是可以从最开始的地方加以阻止的。根据这些 模糊的计划，我确信自己会过上较为正常一些的生活。 在节礼日，我和基斯・佩达飞往华盛顿，玛丽莲作为我的秘书随行。这次旅行 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我们可以找到美国刑事审判当中拿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当作 证据用的例子；同时，我们还可以将掩蔽行动交给联邦调查局的同行进行独立的评 估。 对柯林・斯塔格的正式讯问应于2月份开始，公诉机关已经决定不仅仅依靠莉西 ・詹姆斯的证据，而且还依靠我涉及罕见性变态的证据的资证价值，因为那是杀死 拉雪尔・尼克尔的人身上应该看到的行为本质。 罪犯心理轮廓描述和心理学犯罪分析以前都不曾出现在英国的法庭上。但是， 在美国却有过先例，联邦调查局的心理轮廓描述已经当作证据使用过，英国皇家刑 事司法委员会希望掌握一手资料，看看他们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障碍，而且那些案 子是否具有可比性。 除开回答上述问题以外，布鲁斯・巴特勒还要我们看看两国罪犯轮廓心理描述 技巧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他希望我确信我们能够跟上美国的方法学，而且能够在 需要的时候将它与在英国进行的工作进行比较。 到达华盛顿以后，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朱迪・雷接待了我们，他看上去就跟 猫王年轻时一个样子。我以前见过朱迪，他当时在英国进行为期6个月的研究员学习 过程，是在布兰姆希尔警察培训学校。他是位极有趣的人，在纽约命案部工作了11 年，曾成为雇用杀人者的索命对象。他身上已・经中了三粒子弹，虽然他活了下来， 但是，他的婚姻却因此而泡了汤。他妻子担心得要死，怕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 在越南战争期间，他曾是敌后小组的成员之一，就在敌人的后方线上工作，是他那 个野战排里惟一活下来的人。这些经历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烙印，他身上总有一种镇 定感，几乎伸手可及。 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匡迪科市的培训基地，自从《沉默的羔羊》等电影 讲述了心理轮廓描述者的事情之后，已经获得了近乎神秘的地位。行为科学研究室 就设在“地堡”内，那是为白宫人员建造的一个核弹掩体。里面没有窗户，也没有 自然光线，所有生活全都由低沉的空调声来伴随的。 圣诞节期间，大部分员工都放假了，但从事罪犯心理描述工作的一些开路先锋 都同意放弃他们的假期跟我们见面，包括罗依・赫泽尔伍德，他马上就要退休了， 那是他在那个局里上最后一天班。一开始，他准备只坐几分钟就走的，但结果却在 那里过了大半天。 坐在身旁的朱迪・雷为格莱格・库柏做了介绍，他是另外一名高级特工，还有 乔娜・蒙罗，她是位惹眼的金发女人，也是匡迪科惟一的一位女性心理轮廓描述者。 在多年时间里，有很多女性特工人员加入了，但是，她们后来都走了，只有乔娜留 了下来。我觉得这份工作的本质证明的确是太令人不安。虽然我从来都没有看过 《沉默的羔羊》，但我禁不住从一个电影制片人的角度想像它。 我感觉到，这次会议有关键的意义。这将是我对杀人犯的分析和掩蔽行动之后 的原则第一次受到一批专家同行的严格检查。 佩达开始描述这个案件，罗依・赫泽尔伍德迫不及待地打断说：“啊，这是一 名无计划杀人者。”这是联邦调查局用来区分罪犯的范畴之一。“无计划”是指显 示冲动、暴力行为的犯罪现场，里面没有任何事先计划或避免被人发现或侦查到的 举动的证据。 我接着罗依的话解释了拉雪尔是如何被人捉住和控制的，她的尸体展示出来的 样子，以及凶手如何快速有效撤离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在后面的作案方式。 “这些并不是你们所称的‘无计划’犯罪者的典型迹象。” “是啊，你是对的。”罗依说，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所有人都被掩蔽行动的想法吸引住了――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 事情――我们将这天最主要的时间都花在案子上了。一种转换悄悄地发生了，大家 没有想到去讨论此事的法律先例问题，反倒成为一场交流知识的学术会。我可以了 解这些刑事调查人员和侦探的广博经验，同时，他们也因为我工作背后的心理学原 理所吸引。 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两套不同的心理描述方法。第一种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而 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数字捣弄活动。以前的数百例犯罪行为经过仔细分类之后放 在计算机数据库的不同范畴当中，然后可以拿出来与新犯罪行为进行比对。这可以 指明新的犯罪是否与数据库当中的任何其他案件有联系，并有助于掌握系列犯罪者 的踪迹。 第二种方法是处理个别轮廓的发展，它更多建立在犯罪心理学和犯罪行为本身 的基础上。联邦特工研究具体的个案，并利用他们自己作为刑事调查人负的个人经 验起草轮廓描述，利用参加由心理学家和执法专业人员组织的各种会议和讲座时得 到知识，这些心理学家和专业人员都具备在这个领域里众所公认的专业水平。 在英国，罪犯轮廓描述和心理轮廓描述中的某些流派利用由联邦调查局开发的 数字捣弄方法在不同犯罪之间建立联系。一般来说，他们依靠计算结果的算术级数。 我们打个比方说，80％的系列性谋杀案是由20至25岁之间的男性所为，在这些罪犯 当中，50％的人以前有过较不严重的性犯罪行为。根据以前的案子中已经确立的罪 行得出的这些算术抽取物然后就用来支持一些结论，包括要缉拿的性杀手最有可能 的年龄、教育程度、犯罪史以及发生地等的数据。 但是，如果这是心理描述所借重的全部资料，那么，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那20%系 列性杀人者怎么办呢？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认为每一个案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一个犯 罪行为没有理由一定要符合这种整齐划一的范畴，而罪犯更不太可能完全符合这样 的规范。除非犯罪现场有别的东西能够支持这样的发现，否则，我觉得，仅仅根据 定罪率和与目前正在调查的事情没有特别联系的过往犯罪史来做判断是相当危险的 一件事情。 联邦调查局用来生成个别罪犯轮廓的方法，专门为一个多种犯罪和暴力犯罪率 极高的庞大国家所设计。但是，已经证明它很难不经修订后移植到欧洲去用。荷兰 政府发现，他们选择联邦调查局对性犯罪的分类法进行心理轮廓描述时，发现90％ 以上的强奸案都只符合FBI的一个范畴。这清楚地表明罪犯鉴别――使用这种方法的 全部意义――极其困难。 就因为那天在匡迪科城的会面，使我们的美国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清楚， 我们彼此可以学习很多东西，我们最终讨论到了如何在未来协同工作，也许可以在 一个情报交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这家学院的来客区住下来。这个区设在主接待大楼 一楼的楼梯平台处，对面是一个中庭，里面有巨大的玻璃墙体，全都涂上了浅色。 这个综合楼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感觉起来庞大无比，十分空旷，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 开始想家了。有天晚上，我和玛丽莲离开房间时，听到我们脚下的中庭里有弹钢琴 的声音，我们隔着栏杆朝那边望过去，在一个角落的柔和的灯光下，佩达坐在一个 大号钢琴跟前，对着空空的房间弹奏着。我们透过圣诞节的嘈杂声响听了几个乐章， 体会到一个人怀念远在家乡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小儿子的心情。看起来这是非常私密 的一个时候，不便于打搅他，因此，我们又回到了房间，直到节奏发生了转换， 《刺痛》的主题曲充斥了整个中庭。 过去几个月来，我和基斯成为很好的朋友。他是个大个子，各方面都像是个侦 探，他有冷静和嘲讽的智慧，有时候这使他显露出有些厌世的味道。他就职许多年， 做得也很成功，在尼克尔的案子上他倾注了很大一部分心血。 我们飞回英国的途中，我感觉很不错，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心理描述者独立地同 意了我对于这个案子的结论，而且佩达也相信我们有从美国司法经验中得来的足够 多的证据说明可以在法庭背景中利用罪犯心理描述。但是，它从来都没有单独用作 证据的证明，而只是证据链中的一环。 正式审讯的公诉小组由比尔・博依斯和尼格尔・斯文尼组成，他们是两位极有 才能的律师，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支持此次掩蔽行动的心理学原则。 博依斯尤其对应该考虑如何处理拉雪尔的尸体的证据有兴趣。斯塔格描述过她 的尸体是蜷缩在一起，双手合在一处，就好像在做祈祷一样。照片显示，拉雪尔的 手是在一起，但并不是手掌对手掌，而是在腕部交叉着的。 “有足够的解释，”我说，“阿列克斯被路人发现的时候，他正在摇动拉雪尔， 要她‘醒醒’。如果杀人者离开的时候是让她手掌对着手掌的，拉雪尔的手在阿列 克斯拉动的时候就应该自然地滑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手才会在腕部交叉 起来。” 公诉方已经意识到，柯林・斯塔格的辩护律师会集中力量攻击莉西提供的证据， 希望能够取消那份证据。博依斯就这份证据与犯罪意识之间的关系问过我：“如果 取消这份证据，布里顿先生，你觉得你的证据足以形成给斯塔格定罪的依据吗？我 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都必须小心，因为你得看着这个人从今以后一辈子沦为阶下囚。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回答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 “当然，那是不够的，”我说，“我不能够说柯林・斯塔格杀死了拉雪尔・尼 克尔。我只能够说，那天早晨在温布尔顿公园有两个人受到同样一种极端和暴力倾 向的性变态损害的可能性小到难以相信的程度。” “你能够这样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博依斯说，看上去心安了许多。 正式审讯自1994年2月门日开始，主审官是经历丰富和受到人们高度赞扬的地方 治安长官特里・英格利什。他必须决定，皇家政府是否已经确立了针对柯林・斯塔 格的表面上证据确凿的谋杀案件，如果是这样，则将嫌疑犯交由陪审团进行审判。 斯塔格一直关押在旺茨沃斯监狱，他的外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体重减 轻了，他的短头发已经长长了。他在家里自制健身房里锻炼出来的肌肉也没有了。 尽管已经实行了媒体禁令，以免透露出关于证据的细节，但是，记者还是早早 就等在法庭外面，以便看到斯塔格过来的样子。这个案子一直非常重要，因此每一 个细节都受到监督。比尔・博依斯开始发表开庭宣讲，记者席立即忙碌起来，这座 新建的温布尔顿法院也接待了到当时为止最为重要的一件诉讼案。 皇家政府一方的早期证人都是发生谋杀案时在场的那些人，还有斯塔格先生的 邻居和熟人。公诉方说，斯塔格所提供的不在场证据，也就是说案发时他在自家沙 发上睡觉的说法可予否决。一位邻居苏珊・盖尔夫人记得约在上午8点50分见到过他， 当时，她带着她家的两只狗在公园遛完之后回家。她在A3地下通道处见到他，非常 接近斯塔格跟一名警察说话的地方，她还记得他腰间还系着某种黑色的“腰包”。 简・哈里曼是一名律师的妻子，她那天早晨在公园跟她的4个孩子和几只狗一起 散步。她走的是跟拉雪尔同样的路线，只是稍早几分钟而已。在一个小林地附近， 她注意到一名男子朝一名女士走过去，这女士年约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出头，约5英 尺10英寸高，暗棕色头发剪得很短，穿白色的T恤衫和黑色的裤子，手上抓着一只暗 色的运动袋。他们相对而过，那男的看来猛地转过了自己的头，使他的面部特征看 不清楚。 哈里曼夫人继续带着孩子散步，直到柯林塘边，然后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在池 塘的另一边，她注意到一名妇女带着一只狗走到树林里，再过几分钟之后，她先前 碰到的那个人也走到了同一条路上，就好像在跟踪那女的一样。 这样的一种行动使哈里曼夫人有些担心。几分钟后，那个男的又出现了，是从 原来的路回来的。现在，他腰间的T恤上似乎有一根很细的带子。 她带孩子们往回走到风车磨坊停车场时，哈里曼夫人兴许在离拉雪尔・尼克尔 已经躺在草里死掉的地方不到25码的地方经过。她能够向警方非常清晰地描述她在 柯林塘边看到的那个人，并帮助警方完成了画师的印象图，这张图在英国警视台上 播放过。 斯塔格第一次被捕以后，她在10名嫌疑犯组成的辨认队列中认出了他，说他就 是那天早晨10点10分在公园看到的那名男子。她对此一点也不怀疑。 另一名证人阿曼达・费兰夫人也描述了她看见在溪边洗手的那名男子，时间是 在上午10点30分之后。她描述说，他的动作令人怀疑，并觉得他当时穿着一件奶色 或者白色的厚运动衣和蓝色牛仔裤。费兰夫人并没有能够在身份识别的队列中认出 斯塔格来。另一名证人保琳・弗莱明也没有能够认出来，她对法庭说，她看见一名 男子在约上午9点30分左右在柯林塘边走，右手上拿着一只黑包。 当地做生意的很多人，包括肉铺老板和守报摊的人也回忆说那天看到了斯塔格， 并描述他当时非常兴奋，因为他谈到在公园发现了一具尸体。他们认识他好多年了， 知道他平常是个不跟人来往的人，他更喜欢动物而不喜欢跟人交往。 雪利尔・刘易斯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是邻居，她住在伊布斯雷花园那边，她回 忆说，斯塔格第一次被逮捕后她跟他谈过一次话。他说他看过拉雪尔的照片，说看 上去她的头已经被割下来了，然后又扶回到她的脑袋上一样，说她当时看上去像个 婴儿的样子。他还承认以前也在公园看到过拉雪尔，看见她在一个池塘边进行日光 浴。 现在轮到我了。我给自己的心理学学生们讲法庭报告技巧时，曾帮助他们理解 当他们接受反讯问时，自己心里需要有个底，看看提问的人是否准备接受你的意见。 每一名好的律师都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看上去对自己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楚的逻 辑。但是，他们都有一个计划，重要的是要早早看透他的计划，这样，就不会被他 突然压过来的一大堆问题难倒，也不会被他引到对一个问题一致的答案，或者是他 暗示出来的答案上去，而那个答案是你极不想说的。 辩护方的律师吉姆・斯特曼是位极优秀的律师，他早早就展示出了他的能力。 他想让我受到怀疑，因此也希望使整个掩蔽行动受人怀疑。如果他无法让人对我的 专业水平产生怀疑，那他会攻击罪犯心理轮廓描述，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 攻击整个心理学领域和所有的心理学家。毫不奇怪，结果在证人席上进行了为期两 天的有趣的辩论。 我的证据的中心思想涉及掩蔽行动可信度和纯粹性，从它的设计和执行两个方 面来说都是如此，还有我的研究发现，即柯林・斯塔格的性欲与我从杀死拉雪尔・ 尼克尔的尚未辨别出来的凶手身上总结出来的性变态分析之间没有区别。这是一种 极其罕见的性变态，除开在特别医院或监狱里以外，同时同地有两个人都具备这些 特征的可能性极小。更重要的是，他在掩蔽行动期间的行为正好是这种罕见的人身 上可以预测到的行为。 毫不奇怪、斯特曼先生对我的发现表示了犬儒主义的看法，称它们是“投机型 和无法证实的”，它们只是我的直觉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他问我柯林・斯塔格是否有精神疾病。 “我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替他做过检查。”我回答说。 斯特曼先生说，如果我没有检查过斯塔格先生，那我如何能够拿出肯定的结论？ 他是否患有《1974年精神卫生法》所说的任何一种反常病症？ “我不知道。” 他想诱我说出一些临床意见，而他明白，这样的临床意见只有在我对斯塔格进 行过体检之后才有可能得出的。我想他还希望我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让我用额外 的一些例子支持我的说法，因此让我超出自己能够有把握地说出来的话。 “布里顿先生，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一共分析了多少例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 一名带着孩子的年轻妇女的谋杀案？” “一例都没有。”我说。那是个愚昧的问题，我本可以轻松地问他，他曾为多 少名据称刺了一名妇女49刀的嫌疑犯做过辩护？我的结论基于我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也基于在不同种类的心理功能失常方面的经验。 问话非常尖锐，而且有攻击性，但有时候，斯特曼先生逼人太甚了。在一次问 话期间，他问：“布里顿先生，这是一例‘过度毁伤’杀人案吗？” （他显然希望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个词，否则就有可能同意他的说法。） “当你使用‘过度毁伤’这个词的时候，你是指联邦调查局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所指的那个意义吗？”我问。 “是的。”他说。 “他们说，达到一定量的刺杀行为时――我觉得是指20刀――那么，杀人者可 能认识受害人，你是指这个意思吗？” 斯特曼说：“正是。如果有20刀或以上的刺杀行为，则受害人可能认识攻击者。” （拉雪尔被刺49刀，而斯塔格被认为是她根本不认识的一个人。） 我回答说：“当有人身上中了20刀，则这个受害人认识杀人者，而如果受害人 身上只有19刀，则一定不认识杀人者，这个概念我们觉得在英国不是特别有用。” 毫不奇怪，斯特曼不再朝这条线问下去了。 被迫详细讲述掩蔽行动时，我解释说，这次行动是经过特别设计的，目的是要 给受试人一系列概念化的梯子让他自己去爬，而不是设置一根滑溜溜的绳子无情地 推动一个可能犯错误的人让他掉下去。 斯特曼问我，我是否觉得斯塔格有可能对莉西・詹姆斯说了一些寄希望于让自 己在她身上失去童贞的话？ 我告诉他说，在来往书信和录音或者的的确确在与斯塔格先生有关的任何别的 材料当中，除开所持的真正的幻想以外，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别的证据。 “有多少人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对莉西・詹姆斯做出同样的反应？” “我可以这样说，能够产生那样的幻想，那么多的细节，那么高的强度，那样 的攻击行为以及能够对拉雪尔・尼克尔尸体的位置做出那样准确的描述的人的比例 小得难以察觉。” 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辩还在继续着。斯特曼希望知道我如何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 我就解释了我的临床工作和治疗性功能紊乱的经验。我同意，在斯塔格的书信当中， 并没有提到肛交或杀死任何人的性幻想。哪怕如此，那种性幻想的狂乱程度都是非 常明显的，而且我相信，那样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参与者死亡。同样，斯塔格曾报告 说，他在想像类似对拉雪尔・尼克尔的攻击行为时也体验到过性兴奋。 我最后从证人席上走下来的时候，已经感到自己身心疲惫至极。正式审讯在继 续，内政部的病理学家理查德・谢菲尔德医生出庭作证，然后是莉西・詹姆斯（她 因为掩蔽行动的工作性质而坐在一个木制隔栅后作证），最后是基斯・佩达。 莉西出庭作证的时候预料会发生的激烈争论并没有出现。到此时，吉姆・斯特 曼也许已经决定将他的力量保存下来，以防这件案子送交审判。他询问佩达说还进 行过其他的一些调查活动没有，意思是说，斯塔格从一开始就成为目标，而警方根 本就没有再去寻找别的线索。佩达解释说，所有潜在的路线都已经查询过了，包括 去意大利寻找一名掘墓人，案发时他在附近的普特雷公墓工作。 最后总结的时候，斯特曼对整个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攻击，说这次行动完全是在 利用柯林・斯塔格的性欲不成熟并极希望失去重贞的心理。他非常生气，也非常难 堪，他有可能会给莉西写任何东西，只要这有可能使她上床就行。 根据斯特曼的意思，莉西的信件是一些劝诱之词，设计用来使斯塔格发明越来 越狂野的幻想。她描述自己是一个希望被人控制的女人，希望受人侮辱的妇女，而 他只是顺着她的意思给了她想要的一切。他争辩说，我的证据完全是投机型的，除 了我自己的直觉以外什么都不是。我没有医学上的资格，而且只是在那里“猜想” 斯塔格的性行为。 “我们根本不知道公园那天有哪一个精神病人给放了出来。布里顿先生是在根 据自己的意见证实一桩罪案的犯罪人。公诉方尚没有能力引证任何一个案件是由一 位心理学家宣布有罪的，你们必须开创司法历史。” 我并没有宣布柯林・斯塔格“有罪”，我只是说过他的行为模式和幻想与我从 凶手那里预期的幻想没有区别。比尔・博依斯认为，我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临床和法 庭心理学家，有许多年的从业经验。他说，陪审团将有机会听取所有这些证据，然 后拿出他们自己的判断，看看柯林・斯塔格是不是杀死他自己幻想中的一名受害人 的罪犯。 经过11天的供证和提议之后，特里・英格利什先生作出结论说，虽然辩方的辩 论很有引人之处，但是，这些引人之处使证词更有分量而不是使证据无效。他裁定 柯林・斯塔格应该送交审判。斯特曼先生立即提出新的保释要求，理由是该案久拖 不决。因格利什先生驳回该项请求，拒绝保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