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少女琳达之死 1983年11月22日，星期二早晨。我从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去。越过倾斜的平地 和不太整洁的园子之外是一块野地，我看到那里正在发生奇怪的事情。数十人从树 林里钻出来，一个挨一个接连不断地朝前走。一团团厚重的雾气从他们的嘴里喷出 来，就像说话时吹出的气泡一样。随着每一次呼吸，气泡破了又圆。 队伍里不时有人蹲下来查看地面，其他的人也会暂停下来等着，并将头稍稍弯 向结了冰的草地和泥土。他们虽然都穿着很厚的保暖衣，但我看不到他们脸上有一 丝温暖的痕迹，也看不出所做的事情有什么让他们高兴的。 “他们在干什么？”心理学科的一位秘书安妮・切尔默斯问。 “看上去像是警察。”我说。 “有点像。” 她又不出声了，我们一起站在窗户边上看。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 让警察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来到了莱斯特郡纳波拉夫的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 在方圆几英里范围内，这座爱德华时代建筑风格的医院是最主要的方位标志， 它位于东部内陆区，在风景如画的几座村庄之间的农田里突兀而出。该院始建于19 05至1907年之间，当时用作该郡的疯人院，坐马车或骑马从四周的集市来到此地， 一定有荒僻小村的感觉。当时，周边所有的农田都归该院所有，并且由病人来耕种， 因此，这家疯人院几乎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它永远也无法改变所有疯人院都共有 的疯癫形象，因此而引起当地人内心的恐惧，特别是小孩子。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这个地方的名字在1938年给改掉了，不再叫莱斯特拉特兰疯人院了。 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并不是个令人害怕或让人退避三舍的地方。走进大门之 后，人们立即会注意到这里宽敞和安宁的气氛，因为公路要经过门房、停车场、一 块绿地、板球场和花坛之后才能够到达医院的主楼。更大的建筑是红砖墙的外层， 屋顶是涂了沥青的很陡的石板，还有两个极高大的烟囱，几英里外都看得见。 我记得自己5年前第一次来这里，当时是来这里面试，准备作为临床心理学家来 这里实习。尽管作为荣誉见习人员已经在这里度过了6个月，但是，看见卡尔顿・海 斯精神病院仍然令我心存忌讳。很宽的石板台阶、橡木门、接待室和管理部门的过 道，看上去都像是从古旧的市政厅里搬来的一些东西。在地板上走着发出回声，橡 木门在厚重的活页上转动，经年累月的扭动擦得铜制把手发出光亮。 会议室里挂着历任负责人的油画，都留着络腮胡，硬硬的衣领一直扣齐下巴。 早年，我们只需要在会议桌的一个边上就可以开会，但后来，心理学科室扩充人员， 这时开会整张桌子都坐满了人。 1978年10月我接受了这里的工作职位，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内开始治疗各种各样 的病人，处理各种各样的心理学问题。我的大部分工作是接诊伍德兰日间医院的院 外病人。伍德兰日间医院是很大的一栋乡村建筑，有七八间病房，离精神病院的主 楼有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我当时还在重症病室工作，这是医院的一个小区，里 面有4间病室，病人必须在这里进行数个月的集中治疗，然后才准许出院或转至长期 住院病房。 大部分住院病人都需要长期治疗，他们是一些由于额叶皮层萎缩或因为压抑而 得病的老年精神病患者，也有由于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而来此住院的年轻 男女。我很少去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年老病人的病房，但是，我注定永远也无法忘记 那堵有异味的墙壁，那是后院病室里压倒一切的气味。看来，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 尿液已经渗入那栋房子的墙体之中了，无论怎么擦洗，尿臊味总也清除不掉。 谢天谢地，心理学科室离主楼较远，设在以前一位医疗督导的房子里，称为 “玫红楼”。这栋两层的红砖楼上有很大的一个八角窗，窗前有很小的一个石垛阶 地，我们常常坐在上面吃午饭，打开一瓶葡萄酒，并看着附近田野里的兔子草。 现在，有更厚重的脚步声在那片具有采邑时代风格的田埂和结了冰的地上响起， 来去匆匆。警察一整天都在田里走来走去，然后坐在树下长时间讨论事情。由于我 们所在的玫红楼与别的地方隔开了，因此直到晌午我们才得知警察搜查那个地方的 原因。 mpanel(1); “是一个姑娘，”安妮・切尔默斯说，一副很不舒服的样子，“她给人杀了。” “杀了？在哪里？” “我们的一个门房在今早上班的路上发现了她。当时她倒在黑渣路那边。”虽 然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大门口，但我从来都没有走过那条黑煤渣路。那条路沿着卡 尔顿・海斯精神病院的周边延伸，是从纳波拉夫村南边到恩德比北边的一条近路， 约15分钟的路。 “知道她是谁吗？”我问。 “当地人，一个少女。” 突然间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艾玛。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她从学校回家的时候， 之后她会带我家的白猎狗到田里遛一圈，直到天黑回家。跟很多父亲一样，我总是 扮演保护者的角色，但是，艾玛成年之后就一直是自己从学校走回家的。 “谁会干这事？”安妮问道，她心里越来越烦了。他们会认为是这家精神病院 的某个人干的，我暗地里想。这是相当自然的反应――但它是错误的。卡尔顿・海 斯精神病院里并没有狂暴或有危险的病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些年老体弱者， 连洗澡都需要人帮忙。重症病人都是大家认识的，而且在伍德兰日间医院，对于不 能够控制时常进入他们脑海中的奇怪念头的精神病人或焦躁的病人，我们一直在进 行治疗。他们没有那么严重的攻击性，也不会产生那样的暴力。 当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了晚间新闻。 “今天早晨，在纳波拉夫村附近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旁边的一条小路上发现 一位15岁女学童的尸体，她身上只穿着一部分衣服。警方正在调查该谋杀案。 “该少女名叫琳达・曼恩，是当地人，她最后被人看见活着的时候是星期一晚 上约7点30分。她是今早在当地一条叫做黑渣路的小路上被人发现的。警方立即封锁 了那个地方，并开始寻找这名少女最后活动的痕迹。死亡原因尚未透露。” 照片显示稍有些瘦的黑头发姑娘，面带羞怯的笑容，看上去身体尚未成熟到撑 起衣服的程度。 1983年11月，我刚刚被莱斯特郡卫生署任命为高级临床心理学家，并将我的办 公室搬到莱斯特综合医院新开的精神病科室。我仍然还去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 在玫红楼接诊门诊病人，并在伍德兰医院治疗日间病人。 如我所料，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成为警方最早注意的焦点，不过，我没有料 到他们会在隔壁找地方常驻下来。玫红楼的一个没有占用的地方变成了处理事件的 办公用地，凶案组的人搬来了文件柜、塑料白板和索引卡。 他们怎么搞到办公用具的？我在想。几年以前，我们第一次搬进攻红楼的时候， 我们申请、借用，后来发展到偷窃一些必需用品，比如椅子和台灯。这家医院的管 理部门几乎没有给我们发放任何东西，但是，我透过玫红楼没有使用的那半边锁着 的窗户，发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上面都蒙了一层灰。 “我们能不能弄一些来？”我问房管科。 “呃，恐怕不行――那些东西都有专门的用途……” “准备搬去哪里？” “哦，这我说不好。” 够了，我想。心理学科有四名心理学家，三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年龄大致 相仿，都想成就一点事业。 “这么说，大家都有份了。”我说，因为大家都同意这么于。 “可这叫偷东西。”鲁塞尔紧张地说。 “不，完全不是，”我安慰他说，“我们只是将资源重新挪动一个位置，这样 便可尽其所用。” 鲁塞尔说：“那大家都不要撬锁，也不要打破窗户……我意思是说，我可不想 去破坏什么东西……” “让我来。” 我从果园那边扛来梯子，搬到楼上，推开了顶楼的开口。顶楼屋顶下一团漆黑， 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往前摸，尽力沿着屋梁爬，以防从屋顶摔下去。 找到另一处开口后，我撬开门将梯子伸进去。这里是这栋房子里没有人占用的 一半，里面是一些没有人使用的家具和桌上用品，完全就像一处阿拉丁的洞穴。我 们无法从锁着的正门出去，但是，我找到了一处较大的带格子窗户，就在对着园子 的那个后部。我打开窗户，开始从这里往外递东西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我 们去了四五次，除开地毯以外，我们找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 在这间医院的另一个地方，也就是老护士区，有几块极精美的地毯放在那里没 有人用，因此，我们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次需要更大胆一些的方法。我们都达成 了一致看法，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白天抬着两块15平方英尺的毯子从忙碌的医院 走过也许不会显出异样，只要我们脸上有自信的表情就行，当然也不会有人来问我 们。 这个办法起了作用，结果我发现自己有了一间相当舒服的办公室，就只有墙壁 不太好，都铺了白色的瓷砖，看起来这间办公室就好像是洗手间一样。从来没有人 提到不见了的东西，但我总禁不住感觉到一阵阵的内疚，特别是刑警队搬到隔壁的 时候。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琳达・曼恩的调查案成为我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一个 阴影，因为我总在看当地报纸，看电视新闻，看到无数的公众呼吁和海报宣传。事 件调查室接到数十份目击报告，还查寻了几十年的当地档案资料，寻找过去的罪犯 或有可能与之产生联系的罪犯。又有两队警员搬了过来，进入了这个板球亭，那个 亭子正对着医院的板球场。一队警察负责在邻近村庄进行挨家挨户的问询，另一组 在医院里查寻案卷，希望能够在院外病人和日间病人当中，找到曾在过去的5年当中 出入卡尔顿・海斯精神病院的人，并有作案可能的蛛丝马迹。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同 的说法，也找到了几名嫌疑对象，但是，到圣诞节了，凶案组看来仍然没有捕获杀 死琳达的凶犯的迹象。警官们主动要求在圣诞节期间继续留在事件室，《莱斯特信 使报》登了头条：“请协助查找这名恶徒。” 几个星期以后，我记得自己顺着森林公路走到伍德兰日间医院去开会，突然间 想到，自从谋杀案之后，这条路变得极长了。朝黑渣路那边看去的时候，警察留下 的黑黄两色的现场围绳还在铁栏杆上转动，就跟已经为人遗忘的圣诞装饰一样。 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真正嫌疑的人呢？我在想。他们真的明白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情吗？我开始考虑，一个心理学家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许是个 稀奇古怪的想法，但是，心理学的一切就是要了解人的动机，了解是什么东西驱使 我们去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有这么多问题是我想去问一问的，这些问题往往是一 个警察不去问的。 在那条偏僻的小路上，天又冷又黑，两个人曾来到这里，其中一个死掉了。他 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某种社会交往，不管是短暂的或是狂暴的联系。这两个人各有 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历史。他们对彼此说过的话和彼此的反应，是由他们是谁以及 构成他们的性格来决定的。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同样的情形。例如，你带三名年轻妇女到同样的几条街 上去，进同样的店子、餐馆和酒吧，她们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环境。有人 可能看到人们在大笑，因此非常开心，觉得那些开心大笑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 朋友。而另外一些人也可能会看到同样一批人但觉得他们充满敌意，或者是在嘲笑 自己，也许是在拿自己开涮。第三类女人可能对一切采取相当现实的态度，认为这 些陌生人既不好也不坏，他们只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而已。 这三类女人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穿不同的衣服，并不仅仅是因为某种款式的衣 服特别适合她们。想像第一类妇女有意吸引别人的注意，她喜欢有人看她，因此穿 上一些惹眼的衣服。第二类妇女想办法避开这些，她不希望突出自己，而且更小心， 更保守。第三类女人穿衣服只是想让自己高兴，让自己觉得舒适。 她们每个人都不同，面对同样的情形也许会有不同的反应方式。所有这些都不 是偶然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过去的产物。琳达・曼恩星期一晚上一个人走在黑 渣路上的时候，她的内心带着过去塑造的她这个人的一切，而这些过去了的一切决 定着她面对凶杀者时的反应。她逃跑了没有？她愤怒了没有？她很被动吗？ 同样，我明白，杀她的人决非讽刺画或漫画书里面描述的那种恶棍，他也有丰 富的生活，这些生活内容构成了他的性格和行动。我想，他看见琳达的时候，内心 在想些什么东西呢？他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他要选择她呢？如果他能够对一个小姑 娘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对所有女人都持什么样的看法？他有没有可能是个极聪明 的人？他可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我转身走开的时候，风吹动我卷起的裤管，并把树叶沿着阴沟和铁栏杆吹得呼 呼直响。就在某个地方，就在不远处，杀死琳达・曼恩的凶手还在街上走着，吃他 的午餐，洗他的淋浴，睡觉，也许还会去当地的酒吧喝上几杯啤酒。 就在几码远的地方，我放下了琳达的事情，开始考虑起会议的事情来。调查凶 手不是我管的事情，我心里想。并没有人来请心理学家去抓杀人犯，那是警察得去 做的烦心事，而且我并不羡慕他们。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984年2月2日，验尸官交还琳达的尸体拿去埋葬，她安葬 在万圣祠的墓地里。墓碑上写着： 琳达・罗斯・玛丽・曼恩 逝于1983年11月21日，15岁。 我们没有来得及道别， 但你永远都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