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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

也许,生活太多动荡的缘故,我很不理喻地害怕为人送行。可是,近来偏偏不得已常常往返虹桥机场。一年前,送一个中学时的男同学去日本读书打工,登机前,他突然深情地对我说:“二十年前我送你去北大荒,现在轮到你送我了。”半年前,送一个要好的女朋友去美国定居,她离婚后抱定宗旨不嫁中国男人。果然如愿以偿,新丈夫比她大二十岁,美籍华人,尽管骨子里还是中国人,但她很满足。据说,在美国东部西部都有他的工厂,别墅。但送她进“红色通道”时,她猛地紧紧拥抱我,啰嗦了一句,“我们都不是小姑娘了,别再相信爱情……”而轮到送弟弟的妻子去澳大利亚时,情景更难忘。弟媳刚挤进三十五岁的年限,女儿才两岁且因胯骨先天脱臼,刚手术,打了石膏的两条腿还固定在钢架上,自然不便抱去机场。离开家时,弟媳抱着女儿嚎啕大哭,女儿被感染着也哭,却只知道“妈妈上班班去”。可那是多遥远的“班班”啊!在迈进机场候机室的大玻璃门时,弟媳一把拽住行李车,毫不顾忌地放声大哭,“我不去了,不去了!”她的哭声充满委屈、迷茫和一片深深的恐惧。我立刻扭头,不敢看她,泪水也酸酸地涌满了眼眶。将近半年,她瘦小的身影如同一股子旋风不知疲倦地奔忙:要上班,要抱女儿看病,要外出教钢琴,要一周五次地赶英语补习课,还要四处借钱,还要为能顺利地办签证。办护照托人。送礼,而所有的奔忙只为一个目的:出国!但真的要飞去那个陌生的国度时,她却犟犟地凝固在候机室的玻璃门外了……

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机场前的小广场比白天还热闹还沸腾,各式各样的车排得挤挤的,在车的间隙,如潮如流的人群喧喧嚷嚷。我故意站到人群最密集的地方被推来揉去,想身临其境地体会一下这股“出国潮”的力量。在我身后,有个小伙子长得英俊,敞着牛仔服,很港派地露出拴在腰里的钱包,而在他怀里正搂紧一个裹着襁褓熟睡的婴儿。我跟上他,在快走近候机室的玻璃门时,他用力一低头,脸埋进襁褓,宽宽的肩一耸一耸地抽动……玻璃门长长的一排,明净清亮,突然,我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驮在一个男子的肩膀上,小手张开在玻璃门上,泪流满面地喃喃,“妈妈,你别走呀,别走呀!……”那男子的背直挺挺的,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塑。

我的心在抖。我知道,小女孩的哭喊,无法阻拦母亲迫不得已的选择,如同二十年前的母亲们在火车站月台上难舍难别的哭泣,也不能挽留儿女们被风卷残云般地抛入一种命运。说起来,二十年前的下乡是“革命”,二十年后的出国是“扒分”,但无论怎么说,二十年前后这一个个送行的场面,摄留在心底,多么耐人寻味啊!

在一片混乱与拥挤中,我弟弟的妻子被裹挟着不知不觉进了那扇凭护照才能出入的玻璃门,她流着泪和汗向我们挥手,很吃力地独自推着堆得几乎和她一般高的行李车,脚步滞滞的,涩涩的。出门时,她套进五条裤、六件羊毛衫,为减轻行李的分量。幸亏她长得瘦小,还不显臃肿。而两只大箱子里的衣物,日用品,不厌其烦地一件件称过,怕超重罚款。她终于不见了。我们心焦地等在玻璃门外,但愿她手续办得顺利。不断有人传出话来,说磅秤坏了,所有的行李可直接由传送带捎上机舱。我们侥幸地松了口气,因为无论怎么精简,那两只大箱子还是塞得沉甸甸的。离起飞时间不多了,广场上送别的人渐渐稀少。我们叫来一辆“出租”正准备开拔,只听得一声尖利又惊慌的哭喊声:“小东,小东。”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头,见弟媳跌跌撞撞地奔来,“要罚……一千二百……硬说超了……二十八公斤……不让进……只剩我自己了……”她泣不成声,“我不去了,已经借了四五万……”

我们大家立刻凑钱,又你一句我一句地宽慰她。既然四五万都借了,怎么也得豁出这一千二百元。

再送她进那扇玻璃门,大家都沉默着。我已觉得两条腿像枝条在风中不停地抖。在我印象中,我弟弟的妻子活泼、能干、要强,从来没见她这样不知所措地哭过。她十五岁去安徽插队,还自动报名参加讲师团去西藏工作两年。结婚后好不容易在浦东分到一室一厅的房子,好不容易拿下两张文凭,好不容易在三十二岁时生下女儿,好不容易在工作之余还找了份教钢琴的差事,可以挣点钱添补家用。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却远远地去了澳大利亚……

一架飞机冲出跑道,机场寂静的空气被震荡了。我仰起头,望着漆黑的夜空,只感到四周那震荡的气流把我的心也深深地震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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