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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

刘宁

托党和人民的福,最近不用干活,集中起来专心学习两个月。

这两个月的头两个星期,按规定还实行的是封闭式学习。真是十分美妙!

在这些天里,不仅属下有人来请示工作,可以只把鼻子哼哼,爱理不理;就算是上头有人要来检查工作,也大可只管粗粗咧咧地捎上一句“正学习哩”,就把人家给轰回去了。

过去从不敢得罪的“大官”,这一回也无妨堂而皇之、牛皮哄哄地放了肆去“奉旨”得罪,想轰回去就轰回去。

因为这种学习是由中央而下安排的,而按一般组织惯例,只要是“组织安排”的事,则个人尽可放了心大胆去“放肆”。

坊间曾经流行这样笑话:

有老首长到南方某特区视察,当地的老部下们风闻,便齐集了一块迎接洗尘。

席间,不知不觉就上了好几道菜,都是美味佳肴。

讵料老人家突然脸色一沉,发话了:“中央不是三令五申,接待一律按四菜一汤么?”

众人顿然就懵了,接待处长更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这时却还是老首长原先的秘书沉着,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向老首长附耳轻语道:“组织安排的。”

老首长“哦”了一声,就颔首不语了。

众人于是都松了一口气,纷纷主动敬酒

宴罢,老首长满脸酡红有点头晕晕的,接待处长连忙扶了他老人家前往半山面海的别墅下榻。

甫抵别墅,老首长站住了,脸色又是突然一沉。这会儿不待他老人家发话,接待处长即先毕恭毕敬地报告:“首长,这都是组织安排的。”

老首长闻之释然:“那就服从吧!”然后便很痛快地迈进了别墅大门

当然,我在这个时候居然想起了这样的笑话,那是很不妥当的。

这当然也反映了我这个人情操不够高尚,心理阴暗。

数年前,有一个月黑风高夜,我开车路经季华路花坛,忽见前面黑影处有人“哎哟哎哟”地呼痛,并喊“救命”。

过去瞧时,却见两辆摩托车摔坏在地,旁边躺了一个浑身是血的醉汉,再旁边是那醉汉的同伴。

醉汉“哎哟哎哟”的呻吟,其同伴则眼巴巴的半跪在地上看着我喊:救命!

我一边下车把他们扶进了我的车里,一边用手提电话报告了就近的中医院。然后踩大油门,飞奔而去。

才到医院门口,等在那儿的三位医生就抬着担架一拥而上,把伤者迅速推进急救室抢救去了。

我望了一眼车厢,血痕酒迹狼藉,还有一个他们遗下的摩托车头盔。于是就等,等那醉汉的同伴出来把头盔取回。

可等了许久,他都没出来。我只好在停车场先泊好车,然后拿了头盔进去寻找。

在观察室,我一下就找到了他们。可我万没想到的是,那醉汉的同伴见了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过来感谢,而是转身拔腿要溜。

原来,他是以为我会向他们索取车费和救命钱呢,因而一直不肯出来。

我什么都没说,只鄙夷厌恶地乜斜了他们一眼,把头盔扔下

呔,这是何等阴暗的心理呀!

借这段封闭式学习的光,两个多星期以来,除读了一批组织规定必读的书以外,还捞到了另一大便宜,就是把几本平常想读但一直还未能抽空一读的书都给读了。

结果读了这些书又发现,原来现在社会,也是处处泛着这样那样的阴暗心理的。

不觉就有点黯然。

黯然了一会儿以后,就坦然了。

大家都阴暗,也就无所谓阴暗了。何必黯然。

可坦然了一会儿,又黯然了。毕竟阴暗就是阴暗。

可见还是有阳光,在心里。

又想,阳光本该给人带来亮堂堂的坦然才对的,现在却仿佛由于它反而令人黯然。

真是奇怪!

这段时间里借光读的书有好几种,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书都堪称是“奇书”。

一种是王跃文的《国画》和李佩甫的《羊的门》。两位作家与我都曾有一面之缘,在北京是我请王跃文吃过一回饭,在郑州是李佩甫请我们吃过一回饭。

这回认识了《国画》的主人公朱怀镜,当时即有冲动想马上飞去长沙,跟王跃文握握手。

读了《羊的门》的主人公呼天成,也曾掩卷思忖:李佩甫是怎么样想起要构筑那个呼家堡的……

朱怀镜与呼天成两个书中主角,都堪称是个“人物”了。他们那种常常忍不住对自身阴暗心理进行刮骨反思,以及由此而至无法排遣的那一种深深的忧虑感,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

再一种是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和季羡林的《人生漫笔》。二位作者分别是两代学人。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方面的学问令人高山仰止,朱学勤博士的史学造诣之高,在学界也是公认的。

然而在这两本书里,他们并没有讲学问,而是展现和奉献自己的思想——包括通过披露自己的心理阴暗。

这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时下的知识界,是专家多,做学问的人少;造出来的学问多,思想少;文化多,先进文化少……

还有一种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这两本书我花一个晚上就翻阅完了。

前一阵子卫慧和棉棉在传媒上炒的是“火”得不得了。故而拿着她俩的书,与其说是读其作品,无宁说是读她们两个人,读以她们这两个人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读罢之后,便知道其实见怪不怪,说奇无奇。

据说后来《上海宝贝》被禁,发行量在黑市上即时飚升;又据说继后《糖》也被禁了,消息传出,棉棉小姐在上海激动兴奋得忍不住欢呼起来:哇,阿拉终于也遭禁啦!

以上当然只是娱乐新闻,不足为据。

但这使我想到了张爱玲,这位同属上海的“才女”,早在我奶奶那个年代就曾深有感触地说过:“一个人假如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她在刚出版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传奇》时也曾兴奋大叫:“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对于张爱玲的才情,我是真正佩服的。只是每一想到她晚年的忧郁和潦倒,挂一张满是皱纹和老人斑的脸,半躺在美国某座小木楼上回忆往事,就不禁“心有戚戚然”了……

最后一种是黄永玉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和黄全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这两本书都非常精彩。

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子,土家族,只读过小学,却凭着其天生不羁的自信和后天的勤奋,成为一代艺术宗师。他的散文极具画感、雕塑感。一笔一画,一捏一捺,从容自由,呵气成云,撒豆成兵,不经意间一篇美文就犹如一幅画一尊雕塑作品立于眼前,令人叹为观止。

这种写法对我近来的写作也带来了积极影响。

黄全愈是广西柳州人氏,壮族,老三届,后来成为教育管理学的留美博士。其父是早年就读北大西语系,后来转入西南联大的那一批知识分子。在送黄全愈赴美讲学时,这位老父亲说出了如下一番令其儿子刻骨铭心而又受用终生的话:

“英文里有一个词,是self-esteem ,一般翻译成中文的‘自尊心’,但不够传神。你看美国人那种在别人眼里很有点‘舍我其谁’的‘自我感觉良好’,就是self-esteem.为什么说,有些人‘穿起龙袍不像太子’?龙袍是有了,差的就是self-esteem——‘舍我其谁’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内心状态。你在国人面前有self-esteem ,在那些‘舍我其谁’的美国人面前,更要有self-esteem.”

《素质教育在美国》是一本带明显散文色彩的学术报告,且具强烈使命感。读它的时候,我屡屡联想到朱学勤的《访美五题》。

朱学勤站在波士顿市政大厅对面的自由之路走廊前,曾经一字一顿地翻译下了德国马丁神父的一段血泪忏悔: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我难以忘怀,当我第一遍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内心是如何的震撼。

黄全愈和黄永玉的共同之点,是他们都非常强调素质以及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把这些话题置入到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去观照。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每一个篇章,都通过一节节活生生的事例,反映了西方人从国王以至街头酒鬼,那种对艺术的尊重、敬仰和崇拜,从而揭示了西方文化先进的一个重要根源。

优秀的传统习惯,已经成为了西方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种优秀文化素质。

《素质教育在美国》通过作者对其儿子矿矿的成长作为考察,举出了人在直觉的、习惯的、确认的、自主的四个行为坐标区域里的种种活动规律,从而指出了我们素质教育方面的盲区,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创造性能不能教”、“教育与训练有否区别”……等等有趣而又深刻的问题。

其观点之发人深省,其阐述之深入浅出,其文字之行云流水,均令人折服。

落笔至此,我突然记起了王跃文在写完《国画》以后的一段话:

“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王朝的,给社会开药方是近时一些作家使命意识觉醒才有的说法。作家大可不必去抢政治家或思想家的饭碗。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如果就着这个比方,那么作家充其量只能提供一把把化验单,一张张透视底片,诊断的责任还是留给人民和历史吧。”

对王跃文的这番话,我深有同感。

而同时我又依然感到困惑:那么人民是谁呢?历史是由谁来缔造的呢?

于是想到“素质”,想到“素质教育”。

我想,如今我们思想上行为上的种种阴暗,说到底都是素质不高;而所以导致素质不高,乃是因为素质教育不够。

这可是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大事情呀!

回过头来说这次集中学习,就其本质意图来说,无疑是政治家、思想家给人民给历史开出的一张妙方。整张方子的诠解,简而言之就是:素质再教育。

学习,是强调素质教育,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及其终极方式;正气,是素质的确立和素质的体现。讲学习,讲正气,就是要以阳光来驱逐阴暗。

说到底,注重全民素质与加强全民素质教育,乃是一张标本兼治之长效良方。

这与古人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至于事情的具体操作如何,或者操作以后的真实效果如何,则是后话了。

历史上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存在一定距离的事情还是有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是,至少今后每年还将会有两个星期这样的铁定学习时间,可供个人“放肆”地摆脱应酬,提高素质。

这点委实让我窃喜!

2000年6 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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