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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的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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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的诡谲

时针指向2000年12月31日10点35分。

我从学生宿舍213室6号铺爬出来,套进衣服,踢上球鞋,在洗漱间里胡乱地扯了几把牙刷,再让湿毛巾粘了粘脸,又折回去,把散落一床的张学友、孟庭苇、辣妹、杰克逊和诗刊、读者、南方周末搂到一个角落里……“老牌!老牌!”一个熟悉的嗓门从法国梧桐的那个方向传来,我都不知叮嘱那些人多少遍了,可这绰号还像不散的阴魂纠缠着我,都是高中同学兼老乡“日本鬼子”惹的祸。可我还是应了,因为是阿龙在唤我。

阿龙那会正和春梅闹分手,身为学院“飞虹”文学社社长的他因此郁闷之极,抱了把廉价吉他在一间闲置的教室里声嘶力竭地嚎叫,累了,他便会想起我、啤酒和诗歌。戴着玳瑁眼镜、穿着厚底军鞋的阿龙这次并不是邀我去饮酒,他先是暧昧地朝我笑了笑,接着又扯些莫名其妙的话题,我问他:“有事呣?”他这才暗示性地瞟了瞟梧桐树下那辆浅蓝的山地车,“没锁。”他凑近了说,说完显得既窃喜而又惶恐。

11点44分,我、阿龙、阿龙的破车和浅蓝的山地车一起走在了罗家井飘满枯叶的路上。那天的阳光异常温和,车轮压着叶子和影子沙沙前行,瘦树、老桥、清溪、古塔一样样晃过,在通往烈士塔的千层石阶前我们停了下来,“还是把它卖了吧,这样千禧之夜我们就有啤酒和狗肉了。”阿龙知道我缺辆单车,但是我们不能去冒声败名裂的风险。在经过巷子里7、8双尖刻的眼睛扫射之后,还是没能成交;我们只好转道赤坟岭,在一爿路边小店分别吞下了两个面包、128毫升啤酒。

2点13分,市府门前出现了我们的身影,“走,进去看看。”阿龙的龙头一拐,径直去了,门卫并未阻拦。院子里很安静,只有几个穿绿警服的保安和几个姑娘在远处嘻嘻哈哈,稍倾,其中两个骑着摩托下来了,“你们是搞什么的!”“我们看这风景好,来逛逛。”“逛你娘的X,这里是你们想逛就逛的?!走!到保卫科去!”说着,有一个恶狠狠地下来夺过我的单车,我顿时血气上涌,却克制住了。懵了头的阿龙连车钥匙都被掏了去,两辆单车被铐到了一块。接着,我们被“隔离审查”,垂头接受他们肆意的辱骂和恶意的奚落,人格和自尊在这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我们无法反抗,因为我们已经出轨,而且面临毕业。 4点55分,垂头丧气的阿龙和我走在荒凉的街上。“我们绝不能把晦气留到明年!”我们边诅咒边挑个大皮薄的柑橘往黑塑料袋里扔,保安看到东西,语气软了,只管问对方有没烟抽,末了便说“你们再给10块烟钱,就算了。”我们只好把兜掏了个空,最后居然把躲了三年的硬币都翻了出来。不幸的是,钥匙还在另一个人手里,老保卫科长被撬锁的声音惊醒,嚷着一气要把我俩都给撂了…… 谁能说得清,我们如此诡谲的世纪末日究竟是场正剧还是悲剧,或者喜剧?

(《三湘都市报》“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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