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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电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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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电话线

天心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

有许多话,想了多年,仍没有说。有许多事,计划了多年,也仍未去做。有一天,却发现这一切想说的没必要再说了,而想做的也无须再去做。唯有深夜无眠时,常披件衣或是拥着被,看着满天的星斗面对永恒无垠的宇宙,回首短暂清潇的人生:原来自己的一生中,有些憾事,有些留恋,也算得无愧于自己。而总有一丝如影如烟不肯消散的往事,似一个不明了的梦一般总在记忆的深处令我不安。其实,它本身根本不能算一件事,它实在太久远、太模糊了。

终于,在新世纪将来临前的两个月,忙里偷闲地从出差的时间中挤出三天,买了一张往西安去的火车票,依据一点十分模糊的信息,开始生活中唯一一次看似无目的也无意义的seek.

我从未去过西安,对这个古代名城除了书上得到的一些信息外可以说一无所知,笔记本上有个五年前记下的电话号码,它原属于一位从未见过面的姑妈,身上带了新办好的建设银行通存通兑卡,逛公园似地只带了一个小包,最多就是无获而归吧。当我义无反顾地上了火车,就没有打算能有结果,下车后连站也没有出就买好了次日的返回车票。

出站后我忙着买了一张旅游地图,找起那个名叫“商洛”的地方。见地图上只有“商州”或是“洛南”,而且两地相距甚远。一打听才知道“商洛”是个地区名,主要的两个城市就是商州和洛南。那么这个费力打听来的“西北电力网商洛电管所”到底是在商州还是在洛南?我就不得而知了,何况这两地离西安都很远,两城间距也不短。突然,觉得自己很无助、很孤独。……那时,我不是这样的。

我来找人,我要找的人单名一个“忍”字,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十八年前。我叫他“师傅”,我和他从理论上讲除了很短的“师徒”关系外没有别的任何关系。其实连“师徒”关系也说不上的,我是大学毕业生,准确地说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时正赶上文革结束,为一些特别的原因,随一群“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来到西藏,分配到这个发电厂时就是技术员,所以不存在“学徒”这一阶段;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专生,叫他“师傅”只是因为他年龄大,工作时间长。

他属于那种“沉默寡言”型的男人。谦和、细心,大家都尊重他,却觉得他好象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总是孤单地一个人很少说话,所以在人群中有时会觉得他仿佛不存在。

那个发电厂在一个小山沟里,总共不到一百人,往县城去还有十多里路,平时路上根本没有人走,而且在中途还有一片墓地,即使是白天走过也十分可怕。县城人也很少,常常是静悄悄的。厂里规定每月发了工资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派车送有家属小孩的人进城去买粮食,我们爱热闹的年轻人就随车到城里疯一阵。他也去,只是去邮电局寄信或是汇款,常常不等我们的车,自己一个人就往回走。有时,我们的车在路上遇到他,让他上车也只是笑笑,对我们挥挥手,仍独自走着回来。

我想到西藏的地广人稀,却也没有料到如此“稀少”,一旦离开人群远点,就有遭遇野兽的恐怖。于是周围的人际关系与内地大有不同,邻居就有如亲戚,一面之交就能当朋友,谁要是新到这儿,几天之内所有人都会来拜访你一下,最多一周,你的档案就象已经公开了似的,别人都会对你的往事“如数家珍”。

那个年代,男女交往得避嫌,关于这位师傅,只是从别人的片语中有所知。听说他早已成家,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内地,是六十年代水利专业的中专生,技术一流,无意当官。还知道这儿的第一台发电机开始发电时正逢武斗(大约是一九六七年),是他一个人守着发电机在为这个地方生产着光明。不过,虽然他已经工作了十几年,而工资表上的实发金额还是比我这个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少。

同来的几个大学生都是成双成对结婚后一起来的,我却莫名其妙地落了单。和我一批来的同学中有一个被大家认定是我的男朋友,却分配到离我们厂有二十多里远的另一个地方,其实和他的关系也只是别人这么一说。和他是进藏时上了火车才认识的,一付老大哥的样子,颇得同伴们倾心,是男生中的首领人物。他大约两周或是三周,有空进城时往我这儿稍作停留,匆匆说几句没有什么意思的话就走了,这样若即若离地好象也没有什么感情。也许当时我以为此事只是取决于我的一句话,格外地没有把它当回事。

刚到厂时什么都好奇,正好碰到大坝排洪闸顶电路需要检修,别看我平时连白天也不敢独自从墓地走过,一说要爬闸顶,却小孩似地抢着要去。师傅没说不行,只是笑笑让我把工具包给他,拿了一卷纱带剪成一米多长的好几根,把我的工具一件一件都系上,再把所有的绳头另一端捆在我工具包上。我不明白,他对我说:“大坝上那么高,一失手工具掉了看你怎么办?”

我们的电厂是在澜沧江上游一个支流上拦江建坝而成,于是坝后就有一个小小的湖面,在水流湍急的横断山区少有见到这样美丽的“湖”。特别是爬到离坝近十米高的提洪闸架顶,比平时在下边看得远多了,葫芦形的湖面弯弯曲曲地向远处伸去,沿岸还有些农家小片的青稞地,不少柳树在水边茂盛地长着。湖面很平静,两岸青山和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大坝安祥地张开巨大的臂膀,拥着美丽的湖水,似伟大的丈夫拥着娴静的妻子在安睡。

离地面太高了,下面又是湍流,不敢站着。我坐在水泥梁间转身回头看了看这边泻洪闸汹涌喷出的水浪,不禁想:谁要是想自杀,这可是个好地方!玩笑地对师傅说了这话,他说:“一个想自杀的人,一定有许多理由可以活下去;一个没有理由活下去的人,就不想死了。”说谁呢?坝顶上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我爱在上面坐一会儿,他也不着急下去。却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总在说“死”。

这次共事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因为我所学的专业与当时的工作不相关,那样他当然就成了我的老师。一有问题就跑去找他,问完了技术又说到了诗词、文学作品,到底是老中专,功底好,哪个方面都比我强。他爱读辛词、苏词,也背得不少汉赋,不象我只是书架上摆了一大排,真读过的没有几篇。我常常听他带着陕西口音朗颂那些名篇,惊异于他的博学;不时也讲几个有意思的笑话,此时总引得我开怀大笑。小屋里的笑声常常引来隔壁邻居的观看。我似乎没有查觉,在师傅家里聊天时他不象在别处那样寡言。

文革是个讲政治高过一切的年代,在那时文学和艺术如海中的鱼雷,最好是不要碰。当然我离开大学时,文革已经过去,不过由于远离内地,那儿那时许多事仍按文革中的规矩在办。师傅的孤僻和不肯随波逐流,抵消了他工作中的成绩和能力,好事总与他无缘。而难得他与世无争的坦然心态,对许多不合理的事能在我气愤不已之时总以一笑了之。

那儿那时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电视就不用说了,报纸几乎一月来一次,一来一大捆;信件也同样,所有的家信、朋友来信都一同到达,不花两三天看不过来。我们和县城隔了一座山,广播也很难收到,只是一周有一场电影,天晴在球场放映,下雨在礼堂放映,新片很少,一年多了,还多半是我在内地看得不想看的老片。缺乏文化,缺乏教育,那个环境里的人象不流动的水一样,时间长了就发生质变。上班时间比内地短得多,仍只是天天说些无聊的话题。男女之间过份的接近一定会招来非议。我常常去师傅那儿,也许是他多年来的口碑,而我则因有那位“准男朋友”存在,那一段时间也没有听到闲言。

不到一年,和那位同学的若即若离的状态终于停止了,其实我对他的选择并没有遗憾,象送一位好朋友一样愉快地参加了他的婚礼,见过他娇小美丽的新娘。因他的结婚我和他之间躲躲闪闪的状态消失了,反而变得无话不谈。后来有一天,那位可爱的小新娘委屈地对我说:“他和你什么都说,就不和我说!”是的,他是可爱的,可是那时我还没有爱上他,后来也没有。以他那位美丽的小新娘单纯的生活经历,怎么能理解比她大了五、六岁却闯过了文革、遭遇了下乡,之后又侥幸挤进了“工农兵大学”课堂的我们呢?怎么可能与他,与我们年龄不相称的老一代知识青年有许多的共同语言呢?她要想读懂他还真需要时间和阅历。

他的状态结束意味着我的难题开始,没有了议论的目标,我的婚姻成了厂里闲谈中的头等大事,从领导到群众人人关心。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人带来推荐人选,我有如站在城头手拿彩球相夫婿的世家小姐,在规定的吉时里必须把彩球抛出,自然多数看热闹的人不关心我意中的人在不在其中,只关心谁是中彩者。那位成了家的朋友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似乎我的出嫁能安慰他难以平衡的内心,当然我能体谅他与缺少共同语言的新娘在亲热之余倍感无言的苦楚。

后来,一位从不和我说什么的“同学”特地约我去他家,话题自然不出我所料,仍是介绍对象。我真的连听的兴趣也没有,只好在他介绍完情况后,草草说,等几天吧。他只好说,人已经来了,来过几次,都是没有合适的理由和我说。我想我那时沮丧的样子一定很难看,这哪是我在挑选人,全当我是一个待价而沽的物件,谁都来看一下,评论几句。地方小,得罪不起人,去看看吧!回来后自然得回答关键的问题,“映象如何”?什么映象,我就没有注意是谁,来了满满一屋子人,一一都做了介绍,光是看上去年龄差不多的就有好几个。于是搪塞着:“慢慢说吧。”“不对吧!我看你是不是已经有目标了?”他一句话就切入了正题,带着几分有所指的微笑:“我说了你可不要生气,你是不是爱上你师傅了?”天理良心!我就是再没有人爱,也不至于这么……!我几乎是吵架般地说完这句话。“你不要生气,我只是说,也许你理想中的人是他那样的,不是说你,也没有说他。”我不想听,也不爱听,匆匆地回自己宿舍了。那时的我不会想这个问题,不想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上了师傅,也决不会想一想师傅他会不会爱上我。我在想:我得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得把自己嫁出去,还得快。

那个单身男人比单身女人多几十倍的地方,只要一个女人想嫁人,只要她不太挑剔,机会有的是。于是我面前出现了我后来的丈夫,一个标准乎合条件的男人。真正的“未婚”,一米七五的身高(就这一点是人的标准),按别人的评价算个美男子吧,工资比我高一元多,家庭出身是贫农,老中师生。其实除了上面几条是真实的外,其他“已知条件”水份含量极高。

我又去了师傅家,他好象没有注意到我前些日子的疏远。我对他提起这次“相亲”,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只是说,婚姻之事不能马虎,最好能对对方多了解一些;又说,如今环境所限,又不可能有太多时间,要想了解太多也不容易。之后变成了沉默,转而又笑着说,没有关系,哪天带来看看让师傅帮你参谋参谋……。我没有指望一个结论,只是无端地想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想由我自己告诉他而不是让他只从传闻中得知。

那样一个小地方,能找到一些事来热闹的人们总不会放过机会的。我只觉得全社会似乎都只关注我什么时候和怎样嫁出去,对方的单位几乎动员了全部人力物力,连那很难打通的电话也常常是找我的了。为了强化影响,他请求单位发函对我进行调查,小小的县城里,此举无异于向社会公布了“合同意向书”。看来我只能把自己嫁出去了。

我没有等师傅将提出的意见,甚至根本就没有让他和师傅正式见一面,就准备结婚,别为难师傅,也别为难我了。师傅更加沉默寡言,上班时只一个人蹲在角落里拿着一张报纸反复地看。没有婚礼,没有挂结婚照(后来也没有补照过),甚至也没有贴一个“喜”字,因为我不想张扬。可是大家还是都来了,工会还开了舞会。大家送来了青稞酒和白酒,从不喝酒的师傅那天喝了许多。

这本来就没有根基的婚姻中感情部份只维持了两周。到西安那天正是周末,面对陌生的城市,我真不知道自己应该上哪儿,试着打了那个电话,却根本不通。十几年前的往事毫不留情地在我的大脑中拥挤着。我无遐顾及兵马俑和华清池,连就在城内的大雁塔也无法引起我的兴趣,我这是怎么了?我来有什么意义吗?我想证明什么呢?如果我证明了什么,那又能怎样呢?一定是哪一环错了,应该怀疑的是我一向自信的大脑是否正常。

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我找了一个磁卡电话亭,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父亲得知我一个人在西安马上就问:“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我没有打算编什么谎话,只对他说我已经买好明晚的返程车票,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对父亲反复的疑问我只是不开口,已经离开职务多时的父亲仍把我当成十五岁的女儿,让我站在原地,并告诉他那个公用电话的号码。猜也不用猜,他又去找那些“老战友”来“搭救”他“误入歧途”的女儿。电话挂断不久,一辆军车在电话亭前停下,一位挺帅的青年军官很礼貌地过来向我询问是否“某总”的女儿。看来我此行必“虚”无疑了,我赶紧把出了窍的灵魂找回躯体,收拾好沮丧的面孔,微微笑的应着他的各样提问,随车到了军区招待所。随后是安排好的丰盛的午餐及客气地询问有何安排?我想周日什么事也办不了,一切放到明天吧,他立即做出让我稍事休息后下午去看大雁塔的决定。

想起三十年前父亲在“牛棚”时,我失去部队子女特有的参军机会,不得不到边远农村插队。走前在一辆旧解放车满是灰尘的车箱里蹲了三个多小时,为的是去看一看囚在某地的父亲。那时结在父亲心头的全部无奈,似乎都化成了后来的每一次为我出门前的精心安排,当我有了困难或要离开他时,他面前的女儿就只有十几岁时那么大,那么需要他的照顾。我想,无意官场的父亲所以在文革后仍不愿放弃那个职务,只是因为想补偿那些年在他失去职务时我没有得到的特殊庇护。在父亲面前,我永远会接受这种表达的,那是父亲的心,那是一份我永生永世也无法回报的亲情。大雁塔大雁塔,我这只雁何时归?我这只雁还有归期吗?

我应着热情的小冯参谋(后来得知他是一位参谋,因父亲所托的那位部长在北京开会,即让他代为招待我)的介绍,参观了西安人引以为自豪的大雁塔,以疲劳为由谢绝了他的参观兵马俑的提议返回了招待所。

秋日的西安天气很好,睛朗的夜晚能见到美丽的月亮。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倚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苏词是师傅背给我听的。还记得他带着秦韵的朗朗之诵,当时只觉得他在思念故乡的妻儿。事后每每回忆起这首词时,总听到他默默的劝慰、祝祷,是啊,“但愿人长久……”

垠古的宇宙,为什么有了相同的时间,却让我们没有同一片兰天,而在同一片兰天下,我们总是错过几年、几十年。

记忆的碎片在试图拼凑美丽,拼得残阳一片血红,拼得暮色无限苍凉。师傅你可好?

…………

草率的结婚不能带来幸福,很快我发现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丈夫,他只是高兴时才回家,却从不忘记把猜疑的眼光扫过厂里每一个想帮我一下的人。不久就是一次小产,对外人只说是自己不当心……当我一个人忍着泪在水龙头旁洗那些只能是我自己洗的衣物时,师傅默默地从他家里为我提来一壶烧开的水。我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调到丈夫所在的学校当一名实验员。那个地方在县城的那一头,再没有理由也不打算找任何理由回原来的厂看一看了。

让青春美好的时光随着我的出嫁结束,让我所有朋友连同我的师傅在我的记忆中消失,让我曾经想用心来爱护和改变的发电厂永远隔离在山的那一边,我不再和那边的朋友往来了,我没有了来自那边的消息。

一个刮着风的日子,我的家里正乱得一团糟,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因什么地方不舒服在哭闹,一边是大堆待洗的衣服,一边是正在烧饭的火炉。快下班的丈夫到家前我必须把饭做好,桌上还有一堆学生的作业我没有改,隔壁的小木屋里是学校的广播室,有一则通知还必须在学生放学时播送。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影:师傅!

他老了,头上现出了少许白发,短短几句话中我得知他将内调(过去在西藏工作一定年限后,能得到的一种工作调动方式,多半是调往原籍),走前特意来看看我。

那天我留师傅在家吃饭,我把留给孩子的几个鸡蛋炒了一小盘算是给师傅饯行加的菜。我没有问他去后的地址,他走时我只送到门口,木然地看着他已经微驼的背影。他是特意来看我的,他从不和别人多来往,他在厂里一定没有和别人告别。我什么也不愿意想,只想他将和家人团聚了。许多年,我眼前总是晃着他踟踌离去的背影。仿佛是一幅陈旧的木刻:门边站着的憔悴的女子,路,向远方消失,巨大的影子末端一个极小的似乎被寒冷所包围的背影………。我知道他是走来的,从厂里走到我的家最快也要一小时四十分,而他一定还走回去,回去的路上一定经过那片荒凉的墓地。

月已西沉,窗外星星明亮了,往事变得格外清晰。

许多年后,听说当时因为他不幸失去了一个孩子才让他内调。还听说他小时学习极好,但家中经济条件太差,只能上中专了,“四清”中他家被定为“漏划地主”,尽管他是独子,毕业分配时全校不多的几个进藏名额中仍有他。那时他父亲瘫痪在床,母亲无力照顾家庭,于是在他第一次休假时匆匆为他娶了妻,妻子忍受不了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政治上的歧视,两次跳河寻过死。他名字最后为什么竟是一个“忍”字,想是有充分的理由。他走时,每月工资只是六十多元,我想象不出来这一家人是怎样靠着这六十多元的收入来支撑的。

那时在西藏真苦,工资和上海差不多,物价比上海高几倍,出门是望不断的荒山,上路不知何时才能到达。所有回家或是离家的人,都习惯了不打招呼,为的是免得亲人牵挂。听师傅说,当年有一个青年分配进藏后因高原反应死了,和他同行的朋友知道他家只有一个老母亲,于是,每月几个人凑钱寄给他母亲,并假托他的名字给他的母亲写信。多年过去了,直到那位母亲去世,仍不知亲生儿子过世竟在她之前。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骗过那位母亲的,只是隐隐地觉得师傅与这件事有些关系。

我是幸运的,从我进藏后,西藏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了,如今我们都有千元以上的月收入;过去让人忧心的川藏公路,现在已经有了飞机;工资远比内地人拿得高,听说还有一笔不匪的退休建房费。我只知道师傅与这一切无缘。

天明了,我谢绝了冯参谋的安排,自己一个人带上行李出了门,西安的的士作风比成都的好。让找西北电管局,只几分钟就到了,明知我是外地人也不逗圈子。

门房管理也很严明,来人一个个登记,并先有电话与被访人联系。因是周一,特别的忙,我想自己的事只是私事,等一等吧,后来的一位却说:“这位女同志来好久了,先办她的吧。”我不知道怎样说,只好简单地说明我要找的人的情况。听说我找的是十八年前从西藏回来的人,都说真不认识了,也许已经退休了吧。让人事处查了,说确有这个人,是在商洛电管所,几年前已经退休了,住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却给我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一位老同志对我说,你在这儿等等吧,有商洛上这儿办事的人可以帮你问一下的。我还是等不及,上门外开始试着打磁卡电话。

“您找商洛电管所的谁?”谁在问?我回身一看,一个年轻女孩对我笑着说:“我看你打的是商洛电管所的号码,我是商洛电管所的。”真巧,我告诉她师傅的名字,说不认识,不过能帮我找。女孩不一会儿就通过一个熟悉的人找到师傅家的电话号码,我接过那带着温暖的电话。

“你等等啊,他一会就来。”听声音是一个上年纪的女人。她就是我的师母?这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被拉长了。……耳边阵阵的轰鸣,那是电厂大坝泻洪闸汹涌奔出的激流声。二十年前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洪水冲垮了十几公里外上游的拦河坝,那些留在山上已经被伐好的木材没了阻挡,直冲向电厂大堤,其中一根巨木冲断了水轮机入水口的拦污栅,塞到了水轮机的叶轮间。泻洪闸全提到最高,洪水仍有漫坝毁堤的可能。

“MINMIN,快起来,大坝上出险情了!”师傅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赶紧拿上工具包,披着师傅给我带来的雨衣,和师傅一起上了大坝。那次,我和师傅在坝上电闸前守了四天四夜,为了保住大坝,全厂员工全部都四天四夜没有合过眼……“MINMIN,回去休息一会吧,这儿有我就行了。”……

就是那个风雨都在狂怒的深夜,提洪闸顶有一根需要重接的电缆,我想跟师傅一起上去,那是他唯一一次对我发了火:“MINMIN,快给我下去!”

……

“谁呀?”是!是那熟悉的声音。

“师傅,是我……”

……自己的声音象是十九年前那个女孩,象是那次我独自一人深夜从城里往家走时,经过那片可怕的墓地……前面亮起了一只手电筒,我听到师傅的声音:“是MINMIN吗?不要怕,我们接你来了。”……

“是……是MINMIN吗?”……

还说什么呢?他还记得我,他听出了我的声音。我这是第一次和他打电话,过去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打电话。

我想说什么呢?只剩塞在喉咙里再也倾不出来的一句:师傅你可好!

十几年来所有想说而没有说、要做而没去做的一切,都在这细细的、长长的电话线中流过了,所有的问候,所有的关切,所有的思念。这一百多公里长的电话线,没有一点差错地传递着师傅那温和、慈爱的声音,对我讲述着师傅平静的内心中金光灿灿的秋天。师傅在走近我,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脚步,还是那样不卑不亢的神情。我听见自己大声地说:师傅你可好。我释放了自己全部的情绪,我只知道这世间,电话线的那头是师傅,电话线的这头是我;我只觉得人世间无论有多少憾事,凝固在钟表滴嗒声中的这一秒是真正的美好……

我说我想去看他,他说商洛正在修路,要堵车的,以后吧……他的声音还是当年那样平静,却充满着关怀;我的行为也还是当年那样,任性,然后听话。……

我听话,我不去了,我回家。过去了,这曾经存在的一切。

因为,人世间,有着那样久久的回忆,有着那样长长的电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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