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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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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余杰

1947年7月,山西兴县。一名被押绑的中年知识分子被武装人员押送到破庙后的僻静处,大刀抡起,刀落头落,鲜血狂喷。之后,尸首被扔进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盖,从此消失。

被杀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却开启了一幕悲剧,一幕本世纪下半叶知识人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悲剧。人们以为“文革”始于1966年5月16日,我却认为,那仅仅是高潮,一切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这位被杀戮的书生,是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实味。

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宛如百川归大海,有容乃大。与王实味同班的同学里,有一个将在本世纪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就是胡风。1926年,王实味在北大四斋创作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并向《现代评论》投稿,主编陈西滢读完之后,大加赞赏,破例开出30元稿费。在自叙传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与怒涛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华。王实味以稿费维持生活,后来实在无法继续学业,半途不得不休学。1930年开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一共翻译了上百万字,如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夫》、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译文别具一格,有着“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1937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他投入到马列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之中,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随着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延安现实的全面观察,王实味发现了一个历史的特征: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在这样的思路下,尖锐的对立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会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统一起来?龙种是何以变成跳蚤的?

理论家的悲剧缘于理论的坚锐和实践的固执。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这实际上是15年后那场更大的“阳谋”的预演。2月17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着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野百合花》。他承续了鲁迅“改造灵魂”的思想,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贵的一面“常与黑暗势力抗战,即使只有自己”。在天上见到了深渊:他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

医生遇到了讳疾忌医的病人。“真”与“假”的命题被强权置换了:王实味在延安大概是研读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是当众多不读马列的马列主义者把他当作“异端”之后,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马列主义者。假如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连苦笑也笑不出来吧?正如鲁迅所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样感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化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时,他已经变成傀儡了。”

“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自东汉以来,河南人就颇有“强项”之气,身为河南人的王实味又秉赋了北大的抗争精神,喊出“绝对民主”的口号。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者“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对经典理论的爬梳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

正如卡夫卡所说,太阳的光芒时常会被乌鸦的翅膀所掩盖;扑面而来的是对王实味暴风骤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实味被迫检讨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然而,随着毛泽东、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质很快发生改变,由“思想错误”变成“敌我问题”。与王实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陈传纲、王汝琪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也被牵连进来。一个“反党五人集团”产生了。1942年底,王实味被关押,并受到残酷的“逼供信”的审讯。1946年,康生亲自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在撤离过程中,保卫部门认为王始终是祸害,因此“根据王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一颗“对于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者怀有无上悲悯”的心灵停止了跳动。这不仅仅是一颗心灵停止跳动。我把王实味的被杀看作“前文革时代”的开始。因为王实味的被杀,意味着“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处决”的命运。

1903年“苏报案”,清廷震怒。欲凌迟处死章炳麟、邹容。但租界当局坚持依法处理“国是犯”,判决极为轻微。由此给这个“思想狱”的大帝国带来一线生机。“苏报案”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16年之后思想狂飙得以突进。中国迈出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在失控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真空里,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均有赖于此自由之风。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始于1942年的“整风”。此前,有苏区肃反等一系列事件,所杀者亦不计其数,但残酷的派系斗争和清洗古今中外皆然。相比之下,王实味仅仅是一介书生、纯粹的思想者。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而是马列思想内部的“修正派”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他连“国是犯”的格都不够,至多算个“党是犯”——而且仅仅是思想、理论意义上的。对这样的一名知识人“秘密处死”,使崇高的理论吞噬了理论的崇高。鲜血流淌,人头落下,祭品摆上,祭礼开始。一旦杀戮被赋予正义性,那么茹毛饮食的狂欢就将在“最现代”的情境中展开。

思想的出格导致生命的终结,对思想者的屠杀则导致整个民族患上灵魂的“败血症”。理性的谋杀在线性进化的历史观中得到了开脱。王实味的被杀意味着:在此后数十年的漫长时间里,“思想”将不再成为“可能”。

王实味与胡风、路翎一样,与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是诗人,是软弱的、天真的、敏感的、热情的、悲悯的、忧郁的诗人。诗人注定了要被“历史”所谋杀。诗人是纯粹的反叛者,因此革命之初诗人是阿波罗,赶着马车奔跑;革命之后的诗人立刻被扔下马车、五马分尸。我想起加谬的预言:“革命首先企图实现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后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王实味,这个贫困的农民的儿子,这个辍学的学生,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这位诗人和思人,我已经很难想象他的相貌和气质了,仅有几张模糊的照片与发霉的书页是不够的。他的惨死,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那是一个生命比草贱的时代,也是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然而,血不是白流的,它渗透在泥土中,水流中,空气中,越来越浓腥。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终于汇集成了“血海飘香”。

巴金声讨几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这说明了半个世纪的困顿之后,思想的疲软和空虚。就“文革”本身来反思“文革”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的,“文革”仅仅是历史链条上的一环。“文革”是风暴,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比风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前‘文革’时代”的反思仍然没有展开。

加谬说过:“真正反叛的行动只是为了限制暴力的制度,而不是为了使反叛的行动成体系才同意武装自己。一场革命只有当它立场保证取消死刑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而死。只有当它事先拒绝进行无限期的惩罚的情况下才值得人们为它去做牢。”拒绝参与历史罪恶并揭露这一罪恶的王实味即被革命消灭了肉体。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无法阻止。一切试图防止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思想者”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手段的堕落终于演变为目的堕落。龙种安然以跳蚤自居。奥斯维辛集中营、古拉格群岛与“文化大革命”,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不再存在。

一个人死去,灵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梦死去。一个时代到来,灾难到来,暴虐到来,奴役到来,与梦背离的现实到来。没有人关注那个被杀害的“敌人”,同样也没有人对将要来临的一切作任何的准备,在把他人作为祭品献祭的时候,谁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个祭品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王实味无声无息地被杀害了——谁也没有意识到,“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喜剧演员们想不扮演悲剧都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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